胡乔木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创了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胡乔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出席了工作会议并列席了全会，为会议和全会取得的巨大成果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他本人也在这次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在会后被任命为党中央副秘书长，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胡乔木从1954年起任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初被解除一切职务）。那段时间，我刚好担任他的秘书，有幸随他一起住进了会议所在地——京西宾馆，在那里度过了45个日日夜夜，目睹了会议的历史性进程和他为会议所做的大量工作。
一
中央工作会议是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华国锋在会议开幕时宣布，这次会议只开20来天，议程主要是讨论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以及明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备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进入正式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事后知道，这个决定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而作出的）。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却开了整整36天，而且把一次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会议。会议主持人原来的设想与实际结果发生如此大的差异，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罕见的。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对会议之前的形势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党和国家从危难中得到挽救。出于政治考虑，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一些重大冤假错案暂不提出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来华国锋却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一味拖延和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这就很难让人理解了。例如，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陈云在书面发言中建议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会议简报竟然以不符合中央主要负责人讲话口径为由，不予刊登。在党内老同志的一再努力下，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虽然得以恢复工作，但华国锋又层层设防，迟滞各项政策的落实，甚至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企图在不纠正“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外积蓄的疑惑和不满越来越严重，党内正确力量与错误力量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以致三中全会之前已到了不能不爆发的程度，而且最后果然爆发了。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华国锋一方面宣布明年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另一方面又说这种转移是新形势的需要。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2日下午，午睡一醒，胡乔木就叫我到他房间。他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因此，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要我帮他查几条经典著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说下午的小组会上要用。下午，他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他的发言很快被简报全文刊用，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并在他后来负责起草的全会公报上反映了出来。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率先解放思想，冲破了华国锋为会议设定的框框，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他在发言中说，他完全赞成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对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接着，他列举了薄一波等61人和陶铸等人的历史冤案、彭德怀的名誉恢复、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等六个问题。陈云当时在党内虽然只保留了中央委员一职，但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形成的巨大威望，由于他讲的六个问题恰恰是触及“左”倾错误要害的关键性问题，道出了大家憋在心里很久的话，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上全文刊登后，立即引起了各组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一下子使会议气氛活跃了起来。大家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1976年“天安门事件”、冤假错案等这类政治问题上，眼看着会议一步步脱离了事先设置的轨道，形成向“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发起的一场总攻。全面认真地纠正这些错误，已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洪流了。
二
正是在会议形成的这股巨大潮流的推动下，北京市委于11月14日作出决定，认为1976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决定于当天获得了中央批准，并于1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上。那天早上，胡乔木笑着对我说：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我马上找到报纸，看后虽然也很高兴，但感到这句话还不能说是给这次事件最后定了性。而有意思的是，新华社在当天编发通稿时，为了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标题，把那句话概括成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仔细推敲起来，这两句话是有差别的。因此，消息在16日的《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见报后，有的同志对这样概括是否能得到中央认可，心里还有点打鼓。直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个牵动亿万人心的问题才最终得到了解决。在这次讲话中，还宣布薄一波、彭德怀、陶铸等人的历史冤案被平反，“二月逆流”问题和杨尚昆一案也被平反，并明确要对康生、谢富治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至此，会议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不过，华国锋的讲话中也有些问题没有讲到，其中最为大家关注的是“两个凡是”的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因此，讲话之后，这两个问题又成了会议上最“热门”的话题。胡乔木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作出一个结论。他说：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后来，在会议闭幕时，华国锋表了态，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是邓小平在讲话中用很大篇幅精辟阐述了这个问题。对此，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全会公报是这样写的：“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至此，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也得到了最后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会外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一些群众受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舞，在西单墙上贴出大小字报，要求追究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责任，有的甚至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并引发了群众间的争吵。后来，发展为一部分人到天安门广场举行自发集会，发表演说。上海还发生冲击报社，要求报纸刊登群众集会消息的事件。当时，那位中央主要负责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主动权，领导全党及时和正确处理这一新动向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了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身上。在北京市委向中央领导最初汇报时，邓小平就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和预见性，明确指出：工作要跟上，要积极引导群众，对大字报不能任其自流（当时宪法中还没有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要离开党中央的领导，搞新的运动。现在人心思定，乱是脱离群众的。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小局要服从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他说，毛泽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我们国家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分不开的。问题可以讲，但要维护毛泽东同志。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没有缺点，但那时毛泽东同志年龄大了，“四人帮”利用了这一点，问题比较复杂。有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搞不清，下一代再搞。报纸要十分慎重，文章要恰如其分，超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论了。
邓小平的这些意见，在以后的十几年里，直到他逝世前，可以说是反复讲，而且也为近二十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这样讲，对于大家来说还是一种新的精神。有些人，包括党内一些同志，对邓小平的意见一时想不通，感到转不过弯来，认为刚刚提出批“左”，怎么又反起右来了呢？其实，领导者的艺术恰恰就在这里，就是要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同时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今天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而是抱着一种放任态度，那么，局部的街头活动就会迅速蔓延，国家就会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无法控制的混乱状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对于邓小平的这些意见，胡乔木从一开始就十分赞成。他在发言中说，有些群众在外面贴大字报，其中大多数的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总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一些说法也会在国内外产生不好的影响，需要我们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工作。搞好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局面。记得当时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为了做好对邓小平指示的传达贯彻，还特意把胡乔木请去和他们一起商量传达的措辞。正是由于这一指示的传达贯彻，参加街头活动的绝大多数群众回到了家中和工作场所，北京市乃至其他一些城市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三
政治问题解决了，代表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上。对于会上印发的决定稿，大家普遍认为一般化，不解决问题。为了把这个文件修改好，会议除了让各组提意见外，还组织了一个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综合组进行修改。1978年11月22日晚上，胡乔木告诉我，他在下午的综合组会上放了一炮，说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业缺少认真的研究，这次会前也缺少足够的准备。因此，对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么才能上去，谁也谈不出系统的意见。他建议，这次会上关于农业只搞两个具体的问题，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产品进出口的决议，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待会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再搞。他还说，1957年以前，我们搞一次运动，生产就上升一次，而那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没有变化，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时，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也参加了综合组的讨论。李先念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但补充了一点，就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还是要在这次会上搞出来，而且就由他负责来搞。这之后，中央正式确定胡乔木主持关于农业问题决定稿的修改。会议的后半期，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这件事情上。
由于一些同志在《决定》如何写的问题上，思路不完全一致，所以，会上出现了两个稿子。胡乔木经过比较，选择了其中他认为基础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一边参加会议，一边反复修改。临到会议结束之前，总算拿出一个成品，印发给了代表。大家看后都觉得满意，觉得这回像个中央文件了。但是，时间毕竟还是太短，缺少充分的讨论。因此，经胡乔木建议，这个决定草案在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只是原则通过，会后连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一起，发到各地讨论和试行。经过九个月时间的讨论和试行，在1979年9月下旬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对它又做了必要的修改，并正式予以通过。
这个决定分析了农业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部署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工作，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逐步相应提高；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50亿斤；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价格降低10%—15%；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等等。虽然在这之后，农村改革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生产责任制大大突破了包工到作业组的形式，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但这个文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还是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就是在今天，它提出的许多措施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它的产生，当然是全党，特别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其中显然也凝聚着胡乔木的一份心血。
四
早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曾约胡乔木谈话，请他帮助准备会上的讲话稿。后来，邓小平去东南亚四国访问，直到11月14日回国，才看到在胡乔木主持下起草的讲话稿初稿。11月16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谈对初稿的修改问题。事后，胡乔木用三天时间拿出了修改稿。但这时，会议形势已发生变化，特别是11月25日，会议不仅未能结束，相反进入了高潮。就在那天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一系列历史重大遗留问题的平反决定。这样一来，胡乔木为邓小平准备的讲话稿便显得不适用了。于是，12月2日，当会议进入后期时，邓小平第三次约见胡乔木，谈他的讲话稿问题。那时，胡乔木正在集中力量修改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稿，所以去邓小平家谈话之前，叫上了代表国务院政研室参加会议的于光远同往，准备让于光远先组织几个人写个初稿。
在那次谈话中，邓小平谈了自己打算讲的问题。据于光远所说，他还保存有邓小平事先亲笔草拟的讲话提纲。这份提纲上列了七个问题，即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加强责任制，搞几定；新的问题。提纲前面还有“对会议评价”一句。谈话后，于光远按照胡乔木的嘱咐，向政研室的有关同志作了传达，几位参加起草的同志很快拿出了共分八个问题的初稿。12月5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和于光远又找去谈他的讲话稿。邓小平说：这次别的问题都不讲了，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让10%—20%的人先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事后，具体起草人又按照这些意见，很快写出了一个新的讲话稿，并于次日交到了胡乔木手里。记得那天晚上，胡乔木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好的。
12月9日，邓小平就讲话稿第五次约见胡乔木，同去的除了于光远，还有负责起草的一位同志。邓小平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修改意见。过了两天，邓小平又一次就讲话稿的问题找有关同志前去他家谈话。这一次，胡乔木由于正赶写关于农业问题文件，所以没去，但事后把参加起草的人找去，主持研究了对讲话稿的修改。又过了两天，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12月13日，邓小平下午4点就要讲话了，可午饭后，胡乔木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润色，直到下午2点才脱手。由于时间紧迫，他要我坐他的车，将讲话稿径直送往邓小平家中。那时，胡乔木已经是66岁的人了，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和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提出了我们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指导思想，因此，在随后进行的会议分组讨论中，受到代表们的一致拥护。这个讲话对于全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关键性作用。直到今天，它仍然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2]。这个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五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除了邓小平，还有叶剑英和华国锋。闭幕会后，会议没有马上结束，而是又安排两天时间，分组讨论中央领导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叶剑英的讲话稿，事后也曾托人拿给胡乔木看。尽管距离印发的时间很短，胡乔木还是做了认真的修改，并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讲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另一段是讲国家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华国锋在闭幕会讲话中对提出“两个凡是”的问题作了检讨，表示对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要作自我批评；并说现在对他个人的宣传有些太突出了，今后要少宣传个人，多宣传工农兵，多宣传党和老一辈革命家。胡乔木从他的这些话说起，在小组会发言中，着重谈了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
胡乔木说：对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无论如何个人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泽东了。今后不再讲“华国锋党中央”，这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是恢复党的生活的正常状态。
胡乔木还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他们有些方面的做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发表半个月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其他报纸不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泽东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在第一版不可，有时常常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刊登领袖照片，这些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把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是不成熟的表现。搞一些不成熟不自然的做法，这不能提高领袖在群众、党内和国际上的威信，适得其反，只能起不好的作用。
这些话今天读来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但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树特树”刚过不久，新的“大树特树”正热火朝天之时，还是颇带一些创见的。以后，胡乔木在起草全会公报时加了一段文字，专门谈少宣传个人，多谈集体领导问题。公报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3]后来的事实证明，会议形成的这一精神也是会议很大的收获，对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健全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六
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2月15日结束的，而三中全会要到12月18日才开，中间隔着三天时间。散会后，不是中央委员的就回去了，是中央委员的则留下来休息，等着开全会。胡乔木已被列入了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央办公厅通知他列席全会，所以也留了下来。但他没有休息，而是一边加紧对关于农业问题决定的进一步修改，一边着手进行公报的起草工作。
早在中央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鉴于由会议文件起草班子准备的三中全会公报稿与会议的实际结果差距太大，故亲自出面，请胡乔木负责重新起草一份。于是，胡乔木邀集中央有关领导开会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请具体起草人按研究的意见写出初稿。初稿拿出后，他又召集有关同志讨论了一次。具体起草的人根据大家的意见，在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拿出了第二稿。次日，胡乔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下午2点开始，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由于改动太多，字又写得很小，他要我重抄了一遍，才送到印刷厂去排印。公报稿排出铅印件清样后，他又进行了多次修改，终于使它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及时印了出来。
全会闭幕前一天，中央为讨论公报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请胡乔木列席。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胡乔木对公报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全会闭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点，因此，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报。第二天，胡乔木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的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中央常委审定了修改的地方。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公报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它用五个部分的精炼文字，高度概括准确表达了全会和工作会议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作风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内容，公报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4]。这就在事实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公报还提出了要注意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防止基本建设一拥而上。这在事实上也为随后而来的大规模经济调整拉开了序幕。它不仅在当时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的征程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且作为我们党的一份重要文献，必将永载史册。
七
1978年12月22日晚上7点半，三中全会召开闭幕大会。此前一天，华国锋也把自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送给胡乔木，请他修改。尽管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胡乔木照样认真修改，一直改到夜里11点多。除了文字改动外，他还在原稿中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加了很长一段文字，大意是说，现在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多都与毛泽东有关，因此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承认毛泽东有错误，这无损于他的光辉伟大形象。
根据与会代表的一致要求，在全会闭幕会上，经过无记名投票，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胡乔木等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待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选举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分别任第二、第三常务书记。至此，全会圆满结束。在全会结束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乔木又被任命为中央副秘书长，正式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
由于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因此，全会开得十分顺利，只用了五天。加上工作会议的时间，两个会议总共用了41天。这41天的会议，不仅实现了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重新确定了党的正确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而且在会风方面也为全党带了一个好头。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那篇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的一段话，可以说反映了代表们的共同心声。他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距离现在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胡乔木离开我们也已经六年。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会议上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同样，人们也没有忘记和不会忘记，胡乔木对这个会议产生的重要文献所付出的辛劳。这个会议所确定的路线，已经指引我们在近二十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它必将继续指引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未来。
[1] 本文最初发表于《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题为《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后经补充，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刊载，题为《胡乔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2]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