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不平等、再分配与公平竞争：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唐世平[1]

作为笔者下一部英文专著的一个副产品，这篇笔谈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或者提供一个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从而能够推进我们对不平等的研究。

学界对不平等的理解有好几个不同角度，甚至对不平等本身的定义就有多个。其实，定义不平等很容易，但定义平等非常困难。对不平等，可以有一个非常简洁的定义：所谓不平等，就是由多个行为体分配某一个“饼”（这个饼可以是变化的，但在一个特定时间点上可以看作是固定的），而只要对这个饼的分配事实上是不均匀的，就是不平等。但是如何分饼才会让大家觉得是平等的，这个就非常困难了，因为这马上就会进入道义层面。

简单来说，不平等有三类。第一类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物质上的不平等（Material Inequality），其实也应该包括地位的不平等，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一类不平等（Inequality-1），或者说是事实上的不平等（Factual Inequality）。第一类不平等还可以从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来进一步区分。所谓垂直维度，是从代际（inter-generation）的角度出发的。第二类不平等（Inequality-2）是能力上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Capability），这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正常发育、正常获得基本教育和某些技能有关。第三类不平等（Inequality-3）则是机会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当一个人进入就业市场，这个时候实则考虑的是假定能力平等前提下的机会不平等。人们通常说的“拼爹”，其实包含了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加上（此前的）第一类不平等，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一类不平等。

每一类不平等都会有一些比较浅的影响因素。比如，财产的继承是第一类不平等的一个比较浅层的直接影响因素。又比如，能力不平等和一个人的学习态度有关，也跟机会有关，当然还会存在一些运气的成分。显然，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是更为重要的。比如，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更加深刻地造就了第一类不平等。进一步来说，尽管我们要承认有一定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是早期的婴幼儿发育对人后来的能力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而发育之后，非常重要的是训练和教育，这些都将对个人能力有关键的影响。但是，这些训练需要家长的配合或者成长环境能够允许个人获得这些训练才可以。训练本身当然也需要能够获得机会（access to opportunity）。比如在笔者生长的年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笔者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优秀的农民，甚至都不是一个优秀的农民。笔者这里所指的机会的不平等，特指一旦进入工作市场的时候的机会不平等。这样就很容易理解，第二种不平等和第三种不平等都是高度制度化的，它们背后比较浅层次的支持就是制度与政治权力（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就是现有的权力结构（existing power structure），而更加深层次的东西则是历史路径（historical path），也就是我们通常讨论的路径依赖。

笔者不认为人类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平等（无论是哪一种）。因此，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不平等对个人的物质、地位以及道义损害降低？

通常第一类不平等怎么样解决呢？一个是土地改革（land reform）。比如大家经常说东亚的发展型国家都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土地改革。相比之下，在拉美以及非洲的很多地方就没有实现比较完善的土地改革。再比如，是否实行累进税（progressive tax）和遗产税（inheritance tax），对物质不平等肯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以上这些特定的因素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要真正解决长期的第一类不平等，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即能力上的不平等加上机会上的不平等问题，否则就只是停留在表面。所以，笔者的理论框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意义就是，尽管大家普遍关注的都是第一类不平等（比如Piketty），但其实真正支撑第一类不平等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研究的可能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

三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上图展现了三类不平等之间的可能关系。图中实线箭头表示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直接的，而虚线箭头表示影响是间接的。箭头的粗细则表示影响的大小。

首先，第三类不平等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它是最制度化的。相比之下，第二类不平等对第三类不平等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是比较小的，因为个人能力的不平等对制度性的东西的影响不仅是间接的，也是微弱的。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三类不平等则共同造就第一类不平等。反过来，第一类不平等也能影响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因为有钱、有权的人可以干很多事情；而一个普通农民、一个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我们还需要承认，三种不平等对每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三类不平等在同一代人和代际之间也有不同的影响。社会学里讨论比较多的是代际之间的变化，但是三类不平等对同一代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跟笔者同一代的人，大部分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因为那个时候高考确实很难。相比之下，现在人们接受基础教育的平等性有了很大改善，而以前不是这样的。

其次，每一类不平等都是由浅和深的因素所支撑的，这些因素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比如这一代的第一类不平等会直接影响下一代的第一类不平等，同时还会通过社会网络影响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进而影响下一代的第一类不平等。因此，两个能力差不多的同一代的个体，他们的第一类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造成的。

所以，笔者认为目前很多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是有点错位的（misplaced），没有聚焦最重要的地方。因为第一类不平等很容易测量，于是大部分研究都聚焦在这类不平等上。相比之下，第三类不平等最不容易被测量，但却是真正重要的。比如招工的不平等如何影响同一代人的不平等，并且如何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包括经济发展），但这是难以度量的。

因此，笔者一直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是依赖现有的数据进行。我们需要研究那些重要的问题，即便暂时没有数据。

这其中，第三类不平等是最制度化的，真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类不平等最能反映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里，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的政治权力分配，所以是最政治化的，也是最根本的、最高级的经济。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一类不平等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而且又通过第二类不平等间接地影响第一类不平等，所以第三类不平等是第一类不平等和第二类不平等的关键根源所在。虽然第二类不平等对第一类不平等有影响，但任何一个人，甚至一群人在同一代人的生命周期里，能够对第三类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根本原因是，要想影响第三类不平等，必须要影响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体系，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新一代的不平等研究应该首先关注第三类不平等，其次是第二类不平等，然后再看第一类不平等。因为第一类不平等是果，而不是因。

笔者认为现在大部分第一类不平等的研究是错位的还基于以下几个理解：

首先，第一类不平等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结果（outcome），而不是原因。它会受到比如继承财产等因素影响，但是在这些比较浅层次的原因之下，是一堆非常根本的东西，特别是每代不同的人生下来就已经形成了许多显性和隐性的分层。比如很多研究表明，贵族经常和贵族通婚。而马尔萨斯增长、熊彼特增长等都会对第一类不平等有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即人类最早开始进入等级社会或者不平等社会的时候，这对后来所有的不平等都有高度影响。

其次，即便假定所有的不平等都有数据，我们也不大可能有完全外生化的计量经济学处理，内生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完全解决内生性，就不去研究这些重要的问题。

再次，第三类不平等是最重要的，但是研究它的实证挑战难度极大，因为它非常难以测量。但是第三类不平等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此，尽管目前我们没法测量，至少没有规模性地测量它的能力，但我们还是要开始研究它。而要分析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一类不平等和第二类不平等的影响也同样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先建立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一类不平等的影响。而这样的研究对我们如何理解第一类不平等也会有比较重要的改变。

最后，好的再分配政策就是针对第二类不平等的政策或者制度。好的再分配政策（比如免费的医疗保健和免费的初等教育）是用来支持个人获得能力的政策或制度。如马尔萨斯所说，大规模的公共初等教育就是好的再分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