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澳门研究
澳门是欧洲宗教改革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最早窗口，基督教中古之后的对华传教史亦始于澳门，故此澳门对明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多以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形式来展开，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和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等人，都是先到澳门，在此经过学习或休整后再入内地传教，而且他们也因在澳门的中国学知识准备而促成其入华后得以传教成功。此外，中国文化的西渐，也是通过基督教这一便捷媒体而得以畅通，使近代西方得以贴近东方、认识中国。于是，在国际汉学的发展中以及中西交通史学的形成中，澳门研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从澳门研究的形成及其与基督教的关联以及对其他宗教的涵括来探究中西文化交流，论述澳门研究在其中的独特作用与意义。
一 澳门对外开放的意义
在历史研究中，人们曾提及明朝中国有过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出现了从古代封建主义到现代新型经济形态的缓慢转型。而这种转型的肇始，则与澳门有着直接和内在的关联。明朝中国曾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其统治者因无“海洋文化”的意识而以其“农耕文化”之传统观念来自设“海禁”，关闭海疆，禁止一切与外界的交往。而当时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南欧国家则以“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而进入了其“海洋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其舰至美洲、觊觎东方，在闯开印度、日本之际亦想染指中国，跃跃欲试，企图进入这块对之颇为神秘的土地。不过，在澳门开埠之前，这些西方来华商船只被允许在沿海的广东上川岛短暂停留，从事简单的商贸生意。而对试图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则更是拒之千里，决不允许。故此才有作为耶稣会“远东开教”先驱的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co Xavier）客死上川岛的悲剧。沙勿略并非为经济利益而来，其传教之举在深层次意义上乃旨在思想文化的交流，他通过在中国沿海从事商贸活动的葡萄牙等欧洲商人以及和日本民众交谈中，感悟到可能接触一个伟大的民族及其灿烂文化，故而冒死前往，从而以其“远东殉教”而拉开了基督教明清来华传教漫长而曲折之戏剧的序幕。
一般而言，经济的交往通常都会以文化的交流来相伴随。1553年之后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暂住，标志着中西社会文化交流这一划时代史实的悄然开始。与葡萄牙商人一同进入澳门的就是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而且以较为开明、开放的耶稣会士最为活跃。在此后约“三十年间，计有三十二位耶稣会士，二十二位方济会士，两位奥古斯丁会士以及一位道明会士先后作同样性质的尝试”[108]。经过长期努力，且因耶稣会士在对华交往中的灵活性，欧洲传教士终于得以在澳门建堂传教，从此打开了中西思想文化交往之门，也使中国明朝紧闭的大门出现缝隙、吹入西风。至1576年澳门教区成立时，在澳门的天主教徒已经达到五六千人的规模，因此澳门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与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中欧文化交往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不同，澳门文化有着明显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特色。西方商贾和传教士来到澳门，一方面使澳门成为西方经济、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则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输入西欧的中转站。其频繁的来往形成当时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使中国人的眼界慢慢得以拓展。澳门的这种开放，让中国人可以近距离地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及其精神文化状况，并对中国自身的世界定位有所反思。一些人不再从“世界中心”来看待“中国”，而开始意识到中国乃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国。而西方海洋文化的闯入及其影响的浸润，也直接刺激到中国传统的陆地文化，使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本来，取代元帝国的明朝在其兴盛期开始也有过一定的海洋意识，如在澳门开埠前百年就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其与西方当时兴起的“海洋文化”有着质的不同。虽然郑和曾为海上丝绸之路增光添彩，但其“壮举”仍为“大陆文化”的展示或炫耀，只是向沿途各国显示明朝的国威而已，其所下“西洋”也非后来通常所指之“西方”（欧洲）。而西方“海洋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扩张”“占有”的性质。郑和时代对西方仍然知之甚微，基本上乃遥远的传说。而百年之后的澳门发展则不然，从这一扇敞开的窗口“近距离”认识西方、进而了解世界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则有了可能，澳门真实地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的社会生活，不再是传说。所以说，澳门的开放客观上代表着中西文化关系在近代历史上出现的重要转折，而澳门的社会形态、民风习俗和精神面貌也给当时的中国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澳门由此成为16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相遇、碰撞、接触、了解和融合的一个缓冲地带。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的对外开放翻开了重要一页。澳门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有其双向沟通的独特性甚至唯一性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澳门文化亦与当时开始形成的国际汉学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国际汉学的最早雏形或早期形态就是“澳门学”最初所涵括的内容，这种意义的“澳门学”应为国际汉学之始。
二 澳门研究与中西宗教研究
澳门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宗教文化，也浓缩性地体现出当时的中西宗教对话。众所周知，澳门的西文表述Macao本身就是对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妈祖”的一种理解。此外，16世纪澳门的开埠和澳门教会的建立，使西方宗教社会在当时中国得到了最为精准、最为全面的展示。在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澳门模式”中，宗教文化占有很大比重，这就决定了澳门研究的宗教探索之必然和侧重。当然，由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天主教的研究在澳门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由此亦带来了中西宗教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例如，国际汉学最初乃为“海外汉学”，其发轫于经澳门入华传教的西欧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传播来自西方的宗教信仰“福音”，这些传教士首先必须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因此，所谓后来被人所称的“汉学”最初却是研习其传播学的基础学科和传教士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这样，“汉学”与“神学”就有了最初的关联，而这种在澳门所学习的“神学”从一开始就必然是涵括“汉学”内容的“比较神学”。基于这种传统，国际汉学在其海量涵括中就已经有了比较宗教学的意蕴，充满中西宗教比较研究的内容。而且，其肇端乃与澳门研究有着必然关联，无论其知识的积淀，还是其思想的进出，都必须经过澳门的“中转”和“消化”。西方人的“走进来”、中国人的“走出去”，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只有澳门这唯一的“出入口”。所以，澳门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中西文化、中西宗教的比较研究。在中西交流史的研究中，自明以来的研究基本上始于这种以澳门为辐射核心的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今天汇聚而成的澳门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其最初就已经定位的开放性、跨学科性研究，由此决定了澳门学的多学科性质，其体系所涵容的多学科之间的“科际交流”“科际整合”使这些学科得以超越其“边缘性”而整合为一门专门学科、独立学科。反之，澳门学向广泛领域多学科的开放、关联亦是其学科本质所决定的。其中，我们尤其应看到澳门学与中西宗教研究、中西语言研究的独特联系。
最早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实际上也是最早的汉学家。他在1579年抵达澳门后传教士间形成突击研习汉语、掌握中国文化的风气。所以说，“汉学”最初被视为来华耶稣会士的一门学问，而早期汉学的实施并不是在“海外”而是在澳门，真正的“海外汉学”其实乃源于“澳门汉学”，就隐含在“澳门学”之中。由“澳门汉学”“传教士的汉学”发展成为今日博大精深、历史久远的“国际汉学”。同理，这种“汉学”并不纯为“中国”的学问，而夹杂着或者说充满了西方人的理解、体会、领悟和解读。而其“汉学”的内容则更是充满中西宗教元素。直到今天，澳门仍是中外宗教共聚同生的示范之地。其天主教占绝对优势的存在并没能彻底排拒其他宗教。罗明坚以其在澳门获得的中国语言及文字知识，使用汉语写成《天主圣教实录》一书印发，结果此书独占鳌头，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语著作，这部书也代表着欧洲人最早用汉语写成的天主教教义纲要。罗明坚通过率先运用“天主”等词作为其宗教术语的表达而形成了当时传教士在中西比较中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其影响在今天仍有一定程度的留存。中国的“话语”构建及相关联的“话语开放”大致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为公元初前后佛教的传入和隋唐鼎盛的《佛经》翻译所导致，第二次为明清天主教的传入和中西经典的翻译所推动，第三次则为“新文化运动”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和明治维新后日本汉译西方术语的引进所影响。其中第二次始于澳门，形成其前后关联，故而曾起中枢作用。我们今天是否又进入“中国话语”新的构建期和开放期，其研究及结论亦应以上述历史为借鉴和参照。
在当时的澳门，中西宗教比较对话不只是教会的传教实践，而且也是学术研究及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当时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创办的如圣保禄学院等神学院，实际上乃澳门高等教育的雏形，其特点是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结合、中国思想与西方精神的共构。对此，相关研究者曾总结说：“400年前，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远东第一所大学，培养了数百名传教士，澳门教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09]其实，这种对传教士的培养无意中也是对“汉学家”的培养，即培养了熟悉中西文化的“双向性”“复合性”人才。例如，被视为对海外汉学的奠立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就是在当时澳门的天主教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利玛窦在澳门曾“埋头书案，一心学习中文”。其学习的重点不仅有天主教神学、宗教理论和西方文化知识，而且还包括中国的语言文化、思想精神及风土人情，甚至对当时中国的政体结构亦有触及，可谓门类齐全，搜罗广泛。后来在来华耶稣会中较为通行的“利玛窦方式”并非凭空而降，却是得益于澳门天主教教育当时所强调的“入境而问俗”的立意。利玛窦对中西文化要素有着创造性发挥，其“广交朋友”和“巧送礼物”之道成为其在华官场及文人圈中畅通无阻的法宝和秘诀。此外，与利玛窦同进北京的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同样也是先在澳门入院学习，在获得必要的神学训练和汉语研习后才被派往中国内地的。这些由澳门神学生而发展为著名传教士兼汉学家的还有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o）、艾儒略（Julio Aleni）等人。此外，澳门的神学高等教育在培养中国双向人才上也功不可没，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在澳门生活、学习，并由此开阔眼界，甚至走向世界。明清之际在澳门求学的华人包括钟鸣仁、康玛窦、黄明沙、游文辉、徐必登、钟鸣礼、石宏基、法类斯、郑玛诺、吴渔山、陆希言、龚尚实、崔保禄等人。其中吴渔山等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化人士，而郑玛诺此后又从澳门走出国门，远渡重洋赴罗马深造，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留洋学生，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游学欧洲的中国人，因而远远早于因“中国礼仪之争”而于18世纪初赴法的黄嘉略。明清华人留洋外出，在知识学术及思想精神和信仰层面就打破了当时的“闭关锁国”之状。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此越走越远，形成势不可当之态。所以说，“澳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把许多西方人培训为中国通，使之有可能成为汉学家，同时又把许多中国人培训为通晓西学的人材。承担这种培训使命的圣保禄学院，可以说是培养汉学家和西学人才的摇篮。”[110]基于澳门的经验，中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研究不可能与宗教教育研究截然分开，而其宗教教育之联结则又开了中国人近代海外留学之先河，形成国内教育与海外教育之关联。特别是这种神学教育与世俗教育的复杂共融，在此后的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史中得到了更为全面、更加深入的展开。
以澳门天主教为主，其历史上相继传入了多种宗教，如此后传入的基督新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等。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巨大的基督新教亦以澳门为其传入中华的第一站。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07年9月初先至澳门，后抵广州，而且在澳门发展了中国内地第一位新教徒蔡高，按立了中国第一位新教宣教士梁发。此外，马礼逊来往于澳门、广州之间从事汉译《圣经》和中英文词典等出版活动，为以澳门为基点的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内容。此后来华西人因此而称马礼逊为“英国贤士”“万世不朽之人”，并在澳门马礼逊墓碑上写道，“当其于壮年来中国时，勤学力行，以致中华之言语文字，无不精通。迨学成之日，又以所得于己者作为英华字典等书，使后之习华文汉语者，皆得藉为津梁，力半功倍”[111]。马礼逊逝世后，美国新教传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该校中国学生容闳、黄宽、黄胜此后随布朗赴美国留学，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与从外传入的宗教相对比，中国传统宗教亦保持了在澳门的存在，或在这种中西文化的相遇及交往中重新在澳门得到恢复和加强，如儒佛道三教的发展以及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的传布。这种传统保留至今，使澳门成为各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典型之地，也为我们研究宗教对话、宗教比较以及多元宗教同存之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迪。从学术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澳门的这些宗教而体悟到澳门研究所表达的以“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的深刻蕴涵。
三 澳门研究对反思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中国近代吃了“封疆锁国”政策的大亏，当时统治者的“海禁”、排外、拒绝吸纳外来思想文化之举使本来颇为强大的中国逐渐走向衰败，失去了传统优势。本来，“澳门模式”给我们提供了见识“海洋文化”而走向开放的机会，由此可以使澳门成为反省自我的“镜子”和认识世界的“橱窗”。但当时的封建中国反应迟钝、感觉麻木，且夜郎自大，目中无人，失去了一次中华民族认识世界、自我复兴的绝好机会，此后遂有上百年一蹶不振的民族磨难。虽然当时中国封闭国门，但澳门的特殊存在却透露了一丝从外在世界照射进来的“微光”。可惜只有少数受传教士影响而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对之敏感，因而如徐光启那样坚决主张“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强调对西方文化的开放和吸纳。徐光启曾亲临澳门考察并研习神学，时间虽短却收获颇丰。他提倡引进“西学”，希望以此来“富国” “强政”，最终达到对西方的“超胜”。在这一意义上，徐光启的澳门经验使他成为当时打开国门“放眼看世界”的真正第一人。不过，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和联络方式，“西方”确实太远，很难真正看清，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尾大不掉还懒得去看，故而错失良机。“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后发展起来的香港有明显不同，更多体现出多元文化汇聚的特点，它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中外交流的另一种选择，从而少一些撞击，多一些平和或缓冲。这在我们今天的澳门研究中都是应该注意的。
回顾历史，中西文化交流一路磕磕碰碰、颇多沟沟坎坎，走得非常复杂和艰难，这一处境迄今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西双方仍保留着这一心结，而其遗产又使今天的相遇和交流仍多有纠结，文明冲突的感觉似乎要大于文化融合的期盼。中国今天的确强大了，中国意识的回归使我们有了文化自知、自觉、自强和自信，我们在憧憬着走向未来社会文化更为富强的“中国梦”，并面对乱世有着“风景这边独好”的自豪与陶醉。不过，审视历史，洞若观火，当时的明清帝国在世界上本来也很强，但其沾沾自喜、不思进取却使之吃了大亏，招致中国近代史上拖得太久的一蹶不振，迄今仍没有真正完全恢复元气。反观自身，我们在现代发展中的问题仍不少，许多矛盾也正成为潜在的危机。我们今天要走向世界，在我们的文化构建中补入海洋文化的元素，以及拓展当代的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显然已遇到很大的挑战和阻力。而在中国自身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我们亦遇到如何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非政府组织、华侨、对外关系等新的难题，需要观念、思想、战略、政策等方面的正确选择或及时调整。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保持对外开放和吸取各家之长的心态，以有利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长治久安。为此，澳门研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其真正现实意义就在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让我们能抓住机遇而不错失机会，从而不断给我们继续奋进以警醒、告诫和激励。
（原载《澳门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