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澳门学与基督教研究

澳门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基督教文化的积极参与和重要支撑。澳门文化最初所展示的是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则充满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及融合，逐渐形成其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澳门发展史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有着密切关联，澳门因此成为自明朝以来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始点和支撑其传教的据点。在澳门的特殊地位形成之后，来华传教士有了准备、研究、休憩之地，并且终能得以深入中国内地，取得其传教的突破性进展。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还是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都以澳门为其入华传教的第一站，并因此而取得了入华传教的成功。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在澳门学的建立及发展中，基督教研究应为其基本构成之一。对明末清初以来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尤其应该成为澳门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以探究基督教入华传教为线索，从澳门教会的建立、天主教研究、中国明清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新教研究这些方面来对澳门学所涵括的基督教研究这一重要内容加以分析阐述，对于推动澳门学的发展，获得对澳门学更准确、全面的理解，都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 澳门开埠与澳门教会的建立

在澳门开埠之前，明朝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自设“海禁”来禁止与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以葡萄牙人为主要人群的来华商船当时只被允许在沿海的上川岛做简单的商贸交易，而且“条件是必须做完生意立即撤离，或返回马六甲，或前往日本”[91]。与中国当时的闭关锁国相对比，这一时期在西方历史上既是对外“发现”“探险”的“大航海时期”，也是欧洲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兴起其自身的改革运动（史称“反宗教改革运动”）之调整时期，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新型传教修会耶稣会建立并以“海外传教”为重要旨归。为了实现“在欧洲所失、在海外夺回”的传教宏愿，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co Xavier）率先冒险来东方传教。其“远东”之行先后到达印度、马六甲和日本等地，而且他在印度果阿、马拉巴、麦利亚保尔、马六甲、昂包纳岛、日本鹿儿岛、平户、京都、山口、丰后等地都取得了其“远东开教”的成就，曾给当地不少亚洲人施洗。然而，在传教过程中，沙勿略从在中国沿海从事商贸活动的葡萄牙商人和日本民众那儿听说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广远影响，因此决志来中国传教。此后沙勿略乘葡萄牙商船于1551年和1552年先后两次到过上川岛，第二次于1552年8月到达上川岛后执意留住岛上，以便能寻找到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机遇。然而上川岛当时恶劣的居住条件和孤岛无援的处境使沙勿略在岛上一病不起，于1552年12月3日逝世，成为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上第一位“壮志未酬身先亡”的悲剧人物。

1553年之后，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暂时停留和居住，这一在当时看似权宜之计的举措却预示着中外关系史上将发生质的突破。不过，这一突破悄然出现，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警惕。而最早伴随着葡萄牙商人进入澳门的，则是耶稣会等天主教传教士。1552年，耶稣会印度会省成立。据传其印度会省省长大主教巴雷托（Belchior Nunez Barreto）于1555年抵达澳门，随之他以澳门为立足点曾先后两次去广州，在广东居留时间有一个多月，最早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此间经澳门入广州的还有多明我会传教士卡斯巴·克卢斯（Gaspar de la Cruz），他于1556年也在广州逗留了约一个月。1557年，第一批葡萄牙人获许在澳门长期定居，这一年遂被视为澳门开埠之年。随着外国商人的大量涌入，西方传教士也陆续进入澳门，如耶稣会士德·蒙特（Giovanni Battista de Monte）、弗罗伊斯（Luis Froes）、佩雷斯（Francisco Péréz）、戴塞拉（Manuel Teixeira）、平托（André Pinto）、黎伯腊（Jean-Baptiste Ribeyra）、黎耶腊（Pierre-Bonaventure Riera）等人在1562年后得以进入澳门。他们长期居留澳门之际亦多次尝试入内地传教。自1555年后，“三十年间，计有三十二位耶稣会士，二十二位方济会士，两位奥古斯丁会士以及一位道明会士先后做同样性质的尝试，但没有一人如愿以偿，得以永久居留。”[92]

1557年亦是以耶稣会士公匝勒（Gregorio Gonzalez）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在澳门传教建堂之始。澳门第一座教堂圣安东尼奥小教堂于1562年建立，此后佩雷斯等人于1565年在附近又建造了耶稣会士住宅。这一地区后来进而成为圣保禄学院的院址。1565年，耶稣会澳门会院成立。1560年，耶稣会士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在印度果阿被正式任命为主教，成为埃塞俄比亚首座大主教奥维多（Andreas de Oviedo）的辅理主教，二人于1566年被命令前往远东地区传教，但奥维多受命后迟迟没有动身来就职，只有卡内罗于1568年抵达澳门，成为实际上的澳门首任主教。卡内罗于1569年在澳门创建了仁慈堂和圣法拉艾尔医院，于1576年6月23日正式成立澳门教区，此间天主教徒在澳门已达到五六千人之多。

由于传教士的到来，澳门的社会生活中注入了重要的精神文化内容。一方面，澳门成为远东著名的商贸海港，形成近代以来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澳门的社会生活成为欧洲社会生活在中国的一个缩影，而中国人也得以从这一扇敞开的窗口“近距离”认识西方，进而了解世界。另一方面，澳门也成为远东著名的传教基地，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得以在此休息、调整、学习、集训，了解中国文化、掌握中国语言，从而不仅使自己获得丰富的中国知识，而且也推动了澳门的教育、文化发展，使中西文化交流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此时入内地传教受挫的传教士亦可返回澳门小憩、休整，为重返内地做更充分的准备。尽管耶稣会印度日本中华教务巡阅使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于1578年到澳门后，因为进不了内地传教而曾临窗远眺中国大陆，感叹“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才裂开呢”？却因有澳门这一基地而不再有沙勿略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绝境。在范礼安的支持下，澳门天主教加强了其修院和教堂的建设，制定了接触并亲近中国语言文化的策略。为了培训传教人员，天主教于1594年在澳门创办了圣保禄学院，尽管这只是一所神哲学院，实际上却为澳门最早具有大学性质的学校，对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先导作用。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中世纪思想文化鼎盛和欧洲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根基及动因。而天主教以神学形式将这种大学教育引入远东，则为其在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圣保禄学院从1594—1762年这168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教会历史名人的诞生，看到了其汉语学习的深入及其入华传教的成功，更看到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沟通上的积极贡献。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16世纪澳门的开埠和澳门教会的建立，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也掀开了中国文化发展新的一页。澳门代表着欧洲走出中世纪之后中西文化之间最直接、最鲜明的对照，是最早较为集中展示在中国人面前的西方社会生活及精神文化模式的一个“橱窗”，让人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社会风貌、两种迥异城市风格、两种差别明显的思想文化方式在同一地区、同一国度中的“共在”同存。因此，对这段历史发展的系统研究，就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问即“澳门学”，而作为其基本内容和重要构建的精神文化、教育层面，则与基督教研究，尤其是与其在华传教历史及特点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所以说，“澳门地方虽小，但却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东西方最早的商贸中心，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基地和桥梁。400年前，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远东第一所大学，培养了数百名传教士，澳门教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93]。这种不同社会景观、不同精神信仰共在的“澳门模式”虽有着其历史的局限或遗憾，却实际上为今天中国实施的“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思想启发和历史上的经验积淀，也使之有可能得以较为顺利地进行。尽管中西政治交往、文化交流的历史有过许多磕磕碰碰、恩恩怨怨，却仍然回避不了如何共处、同存的问题。这样，澳门学的研究会为我们梳理、勾勒“澳门模式”提供基本可能，其意义即在于观古洞今，展示以往中西交流历史上的得失，从而使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面对彼此，为未来的和谐发展共谱新曲。而在这种回顾、总结中，其基督教研究则是我们认清其复杂历史的一面躲不掉的镜子。

二 澳门学中的天主教研究

就在沙勿略客死上川岛的1552年，后来成为天主教来华最著名传教士的利玛窦（Matteo Ricci）诞生了。利玛窦之所以能成就其入华传教成功的奇迹，乃得力于他在澳门的系统训练和充分准备。可以说，澳门成了几乎所有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热身”之地。正因为如此，对天主教的研究遂成为澳门学中的重要内容。

最早真正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是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尽管他屡屡受挫，却因有澳门的支撑而避免了沙勿略那样的厄运。罗明坚于1579年抵达澳门，首先在澳门潜心研习汉语。可以说，早期海外汉学基于耶稣会的汉语研习，而这种研习真正卓有成效的推进则是始于澳门。在这一意义上，海外汉学最初的发源并不在“海外”而是在澳门。尽管澳门当时的汉语学习基本上是“传教士的汉学”，却毕竟有着其地域上的优先和得天独厚。这是当时的印度果阿、南亚的马六甲和远方的西欧所无法与之相比较的。罗明坚在澳门边学汉语，边寻找机会进入内地。他于1580—1582年利用外国商人每年春秋可去广州通商两次之便而先后进入广东四次，尤其是1582年12月曾应两广总督陈瑞之邀而与巴范济（Francois Passio）同往肇庆，在东关天宁寺居住达四个月之久，只是因为总督后来遭黜，二人才不得不返回澳门。此后，罗明坚请范礼安派利玛窦来与之做伴一同再入广东，两人于1583年9月同到肇庆，并且获准在此住居，从而真正开创了天主教近代入华传教成功的先例。以其在澳门打下的汉语基础，罗明坚用汉语写成《天主圣教实录》一书印发，此书即天主教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著述，而且也是欧洲人最早用汉语写成的天主教教义纲要。罗明坚在书中率先采用“天主”一词作为其宗教信仰中的神名，从此奠定了中国传统上称罗马公教会所敬崇的绝对一神为“天主”、其教为“天主教”的说法，并且沿用至今。罗明坚在华传教达五年之久，只是因为1588年时奉范礼安之命自澳门回欧述职而不再返华，故此没有获得如利玛窦那样在华传教的盛名。范礼安曾如此评价罗明坚：“这是我所喜爱的一人，因为他用谦逊坚忍，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第一个主张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将降生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因为是经他的手，在中国造成第一座圣母无染原罪的小堂，……最后也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玛窦领入中国。”[94]

利玛窦于1582年8月抵达澳门，在范礼安的安排下准备随罗明坚一道入中国内地传教。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利玛窦在澳门的任务首先也是“埋头书案，一心学习中文”[95]。在范礼安的特别提醒和指导下，利玛窦还重点探究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通过在澳门的中文学习和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掌握，利玛窦对范礼安“入境而问俗”的传教态度和适应方法心领神会，积极响应，由此奠立了其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利玛窦式”传教方法，并且影响到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群体，使天主教在华传教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澳门逗留期间，利玛窦还对沙勿略等远东开教的天主教传教先驱亦加以潜心研究、系统论述。他所撰写的相关文章曾被范礼安收入《方济各·沙勿略传》，并以《中国奇观记》为书名单印发行。此外，他还在澳门开展了对新入教天主教徒的宗教教育及灵修培训。[96]在澳门的经历，还使利玛窦在基于了解中国风土人情的准备上，总结出了后来行之有效的“广交朋友”和“巧送礼物”等在华传教技巧。

与利玛窦一道成功进入北京的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也是在澳门完成了系统的神学训练和汉语研习。庞迪我在1597年7月抵达澳门后即入圣保禄学院开始了其神学第二阶段的学习，于1598年7月完成该阶段的课程考试，然后又进入其第三阶段的神学训练，直至1599年10月完成学业后潜入南京与利玛窦会合，共同策划其北京之行。庞迪我之所以被选为利玛窦北上的伙伴和助手，正是在于其所获得的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系统训练。当时的圣保禄学院院长李玛诺（Manuel Dias）对庞迪我有过如下的评价：“该神父具备所需年龄、语言能力、谨慎、力量、美德等优点。”[97]“南京教案”后，庞迪我等人于1617年被驱逐回澳门，此间他还写有《天主实义续篇》，并曾试图重返内地，终因重病缠身而于1618年逝于澳门。

入华之前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就读的天主教传教士还包括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o）、艾儒略（Julio Aleni）等人，他们基于在澳门打下的坚实基础，后来都成为明清入华传教的“风云人物”。可以说，圣保禄学院曾经成为澳门天主教教育和神学研究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它为天主教的“中国式”传教方式准备了“温床”，亦为传教士的中国“本土化”提供了知识。正因为这种“中国”意向和“本土”努力，使澳门成为明清之交联结中西的有效纽带。“澳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把许多西方人培训为中国通，使之有可能成为汉学家，同时又把许多中国人培训为通晓西学的人才。承担这种培训使命的圣保禄学院，可以说是培养汉学家和西学人才的摇篮。”[98]

论及澳门天主教研究与澳门学的关联，则必须论及圣保禄学院的贡献。始建于1565年的圣保禄神学院最初为一小修院，1594年扩充为圣保禄学院，原在圣保禄教堂旁边，后来二者合并，被当地中国人统称为“三巴寺”。其鼎盛时规模颇大，有“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99]之说。该寺后于1835年被火焚毁，仅剩其前壁和堂前68级石阶，现以“大三巴牌坊”之名而成为澳门的重要名胜，记载着其天主教信仰的历史和宗教文化。对此，西方学者曾描述说：“圣保禄学院——由耶稣会士早期在澳门创办，目的在于传教。信徒们出资购买了这所毗邻古老教堂的房舍。异教徒在此聆听教诲，年轻的葡萄牙臣民在此接受教育。在1594年之前，这里一度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修院，经常有90名本地居民的孩子在此聆受学问的入门知识。随后一所 ‘学院’建立起来了。开设了两个拉丁文班，有两个神学教席，一个哲学教席，一个文学教席。学院由一个用作图书馆的大厅、一座用于天文学的建筑和一间施药所环绕而成。来往此地的传教士在学院中寄宿，这里可以接纳70到80人。这所东方驰名的学府在1762年因葡王若泽一世（Joseph Ⅰ）的命令而关闭，其成员被遣散。”[100]中国学者方豪对之亦有如下追溯：“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澳门耶稣会院，附设学校。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乃扩充为大学，教授神学、哲学、拉丁文学，有图书馆、观象台及药房等。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三）葡王加以封闭。又毁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之大火。澳门早年之医事教育情形，遂不可考。”[101]据统计，先后在圣保禄学院及其教堂居住、学习和工作过的著名传教士包括佩雷斯（其教堂创建人）、卡内罗（澳门首任主教）、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庞迪我、费奇规（Gaopard Ferreira）、阳玛诺（Emmanuel Diez Janior）、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毕方济、艾儒略、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谢务禄（Alvare de Semedo）、陆若汉（Joannes Rodrignez）、傅汎际（Francois Furtado Heurtado）、邓玉函（Jean Terrenz）、罗雅各（Jacques Rho）、汤若望、孟儒望（Joaannes Monteiro）、安文思（Cabriel de Magalhaens）、陆安德（Andreas Lohelli）、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卜弥格（Michael Boym）、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徐日升（Thomas Pereira）、林安多（Antonio de Silva）、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马若瑟（Joseph H.M.Premase）、雷孝思（Joan Bapt Regie）、赫苍璧（Jul- Placidus Hervieu）、冯秉正（Joseph Franciscus Maria Anna de Moyriac de Mailla）、戴进贤（Ignatius Kogler）、宋君荣（Antonius Goubil）、蒋友仁（Michael Benoist）、钱德明（Joan-Joseph-Maria Amist）等。而且据传金尼阁等人1620年来澳门时还带来了“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屋，以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102]。基于这段历史，澳门学故而不能忽视对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研究。当然，近年来澳门学者的相关系统研究[103]，已经为之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 澳门与中国明清天主教学者

明朝统治者主要实行“封疆锁国”的政策，其长期“海禁”使中国失去了及时认识世界、了解西方近代“海外大发现”以来飞速发展的机会。在这种封闭关门之中，澳门的特殊存在遂成为从外在世界照射进来的“烛光”。它虽然较弱，却带来了让中国人看到外面世界的光亮。这种关注，在受传教士影响而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身上尤为明显。例如，成为天主教徒的明末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徐光启在当时就坚决主张“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对西方文化表达了一种开放、吸纳的精神。他提倡引进“西学”，希望以此来“富国”“强政”，并通过译介、实践西方的“天学”“实学”而成为当时打开国门“放眼看世界”的真正第一人，远远要早于清朝鸦片战争之前的林则徐。不过，“西方”太远，很难看清，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只能借助于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译介其带来的西文书籍来“间接”了解西方。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明清天主教学者就特别关注澳门，不断尝试对澳门加以较为全面和深层次的了解。

由于澳门在当时并不受制于明朝，而且云聚了众多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因而其城市和居民有着浓厚的欧洲风情及特色，体现在其政治、经济、城市建筑、文化生活和精神信仰各方面。这样，澳门作为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向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西方”的风格和氛围，给中国人认识西方提供了某些便利。于是，在引进西方文化和技术上，不少中国学者首选澳门，将澳门作为一个沟通西方、接近西方的窗口。例如，徐光启在危难受命、领兵御敌时，曾两次派人去澳门购买西洋大炮，第一次为1620年让李之藻、杨廷筠设法派人采购，后由李之藻门人张焘在澳门购得四门大炮，并在宁远守御战中起到重要作用；第二次为1628年委派耶稣会士龙华民和毕方济去澳门再次购置大炮。其实当时徐光启不仅对澳门的军工贸易颇为了解，而且对整个澳门社会也有着全面的观察和研习。

除了从内地来旁观澳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更是直接进入澳门，在澳门生活、学习，得其切身体验。据记载，明清之际在澳门圣保禄学院有着系统学习经历的华籍耶稣会士包括钟鸣仁、康玛窦、黄明沙、游文辉、徐必登、钟鸣礼、石宏基、法类斯、郑玛诺、吴渔山、陆希言、龚尚实、崔保禄等人。其中郑玛诺后来又从澳门赴罗马深造，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留洋学生，远远早于鸦片战争之后留美的容闳等人。在明清“闭关锁国”时期，澳门实际上成为中国人得以走出国门、走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通道。

在澳门学习中的佼佼者则为吴渔山，他于1680年时与陆希言一道随耶稣会士柏应理来到澳门，入圣保禄学院研习神学。他们当时被学院修士们“衣服翩翩，吟哦不辍，从天主堂而出入。读书谈道，习格物、穷理而学超性”[104]的学习及生活气氛所强烈感染，遂积极成为其中的一员。吴渔山为此曾写下《三巴集》诗卷，对之有“关头粤尽下平沙，濠境山形可类花。居客不惊非误入，远从学道到三巴”[105]的生动描述。通过这种身临其境和生命投入之意义上的学习，中国天主教中形成了不少知识分子重灵修、重戒律和重文化交流的传统，他们不仅领悟到“西学”中“超性”的“天学”，而且在生活中亦形成“修虽苦而行不外露，礼从俗而规矩愈严”[106]的习惯，以“不违教范”来律己，以“济众施博”来待人。基于这一传统，研习中国天主教学者的心路历程和社会形象，了解华人修士的灵修生活及神学研习，也成为澳门学中洞幽独微的一个特殊领域。

四 澳门学中的基督新教研究

澳门的独特意义，还在于其乃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1807年9月4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澳门，标志着基督教在华历史的又一个时代来临。新教在澳门活动的一大特点，则是非常关注文字传教即出版事业的发展。马礼逊借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职位的掩护，来往于澳门、广州之间，从事译经、出版和传教活动。例如，他于1814年9月9日在澳门为广东印刷工蔡高施洗，发展了新教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教徒。此后中国基督徒梁发于1823年底在澳门被马礼逊按立为伦敦会宣教士，亦被视为第一个中国籍牧师的诞生。由此可见，澳门对于中国基督新教发展史乃具有起源意义，澳门学者因而不可缺少对中国基督新教本身的研究。

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之外，马礼逊还于1832年创办了《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此乃外国人在华出版的第一个英文杂志，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新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独特意义。马礼逊去世后，这一杂志于1836年转到澳门出版，至1844年再转到香港，在澳门前后有八年出版时间，留下了珍贵史料。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的重心移往香港，但澳门作为马礼逊来华传教第一站和他去世后安葬之处，对于中国新教仍具有其独特性和神圣性。此外，新教在鸦片战争前后创办的大量报纸杂志，有许多内容都是对澳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综合报道，对澳门学而言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基督教在澳门办报办刊，在19世纪形成了一种世风，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对此，金国平、吴志良在《挖掘原始档案文献，重现澳门历史原貌》一文中指出：“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出版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该项工作应持之以恒。只有充分挖掘整理澳门历史的原始档案文献，才能体现澳门史的原貌，才能正确评估澳门史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澳门的文化价值。”[107]史学乃其他学问的基础，澳门学首先应重视澳门史学，而在近代澳门历史研究中，新教报刊资料的收集整理则是其重要构成。

随着基督新教传入澳门，澳门的历史又翻开了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对话、交流、沟通、共存的一页。基督新教发展传播的特点在于其多个教派、多种思潮的扩散性，而且善于同其他宗教接触、沟通，因此，澳门学亦应该涵括不同宗教比较与对话的丰富内容。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各个修会、基督新教各种差会都涌入澳门，其他宗教在澳门也获得了生长、发展的宽松气氛和土壤，从而形成澳门多种宗教共同发展的多元之状，尤其是在此居住的华人使中国传统宗教、民间宗教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土教”可以与“洋教”媲美的局面。这些研究显然都是对澳门学的补充和完善。从研究基督教入手，梳理各种宗教在澳门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可以感受到由此所触及的宗教比较与对话研究，并与跨文化研究非常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

总之，澳门学作为基于澳门历史发展演变之时空的一门学问，在涉及澳门的文化及精神生活时必须特别关注基督教研究，必须将这种研究纳入其学科体系的重要构建。宗教的发展，尤其是天主教的发展在澳门的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澳门的多元发展中也因其典型存在而保持了澳门人的灵性特征和精神依托之传统，在其复杂的社会嬗变中让人仍能得以辨认出其人性生活本真的轨迹及意向。澳门的宗教不仅表现为辐射性的发展，而且在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广泛的渗入，体现出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澳门许多领域的研究都会涉及宗教问题，都会感受到宗教的存在及作用。以天主教为主线，澳门的宗教给人展示出多元并存、各美其美的景色，让人去探索并领悟到多元求同或和而不同的可能及其路径。基于这一思路，研究澳门宗教应是开放性、开拓性的，应是在多元性中寻找普遍性，在分散、杂居中获得凝聚力的生活艺术、生存技巧之探求。澳门基督宗教的发展卷入了近代中外宗教相遇、碰撞、对话、对抗以及沟通和融合的时代大潮之中，特别是在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对抗或交流中首当其冲，同时也为彼此起到过“窗口”和“桥梁”的作用。这样，在认识、研究澳门基督教，特别是其天主教时一定要看到其开放、对话、共存等特点，注意其结合不同文化、沟通各种思想的包容、融合态度及意向，同时总结其在历史进程中曾有过或者仍然留下的遗憾或不足；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有必要运用到今天对澳门的综合探讨之中，而且应该结合现实来开展更广泛的联系，推动多方面的联想，由此方能体现澳门学的独特意义，展示其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特色、价值和优势。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