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一些首都
有人认为，巴黎发展出了一种对自身多元文化主义的极度焦虑。作为一个寄居伦敦的人，我形成的一些偏好，使得我在去法国首都的几次旅行中，都感觉疏离而沮丧。你能在伦敦市中心找到的不同时代、不同建筑时刻、矛盾的形式、有关城市规划的冲突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是被乔治时代一种根本性的理性主义网格所支撑），一开始似乎在巴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制性的、由石灰石建造的投机性新巴洛克风格，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匆匆建造起来。大型的公共建筑，甚至包括可怕的卢浮宫等，往往浮夸而缺乏优雅。而法国首都最令人沮丧之处在于，它从保守派和政治激进派那里获得了连续不断的称赞。保守派会爱这样一座城市，你在城里走好几里路都看不见一座20世纪的建筑，这座城市对现代性和多元文化主义持严格的保留意见；对政治激进派而言，法国首都的革命史，包括1789年、1848年、1871年和1968年等冗长枯燥的段落，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这些极为考究的布尔乔亚街道，还可以打趣说，他们真正在享受的，是一帮四处打劫的工匠和卖淫者，曾经在现在是老式的奢侈商场楼顶，拉起红旗。比起伦敦来，巴黎的生活质量令人羡慕，但也就仅此而已。
在来巴黎之前多年，我就已经读过有关这些地方的文字，但当我第一次来到巴黎时，还是为其中呈现的断裂感而惊异。徜徉在玛黑区那些18世纪的小巷，我只会感到很困惑，因为我眼中所见，与圣詹姆斯与贝尔格莱维亚那些更无聊的街角看起来很像，这地方怎么就能在全球历史上变得很重要，并且本身还很有趣呢。同时，奥斯曼巴黎这些风格统一的街道，还让我想起了莫斯科那些斯大林式的大街，最好不过就是格拉斯哥有高楼的街道，这两者都远不像巴黎一样备受推崇，也都不会被远方的人视为浪漫。实际上我觉得这令人心烦：白色的大街上满满的都只有白人，行道树被修剪得很齐整，留出军事手段设置的应急防火区，令人害怕的多元文化郊区在周边形成一整圈。连轨道交通系统也是依据阶级和种族来进行区隔的：区域快线网（RER）系统服务的是1000万居住在巴黎都市区的普罗大众，而地铁系统才是服务200万“巴黎”居民的。得走到蓬皮杜中心，才能大为释怀，它是一种现代艺术与旅游罕见混合的原型，这种混合后来塑造了泰特现代美术馆。对于这些把戏来说，罗杰斯与皮亚诺的宏伟建筑就像长舒一口气，像是为现代性、开放性与行动所做的辩护，也是对在有装饰的外立面上所做的强调性工作的辩护，我能开心地盯着这些外立面看上好几个小时。
风格统一的巴黎，通往先贤祠
当然，我渐渐意识到这也是夸张。在巴黎的北部和东部，这种压抑的城市景观就向更宽松的空间打开，特别是当你走过了共和国广场，就其多样性与活跃度而言，墨尼尔蒙当、贝尔维尔、拉维莱特完全可以与白教堂和德特福德等媲美，最令人惊讶甚至震惊的还是在城市景观里找到的。你只要在这里简单找找，就能发现一些甚至非常卓越的现代主义建筑，通常要么是在工人阶级的巴黎一度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国共产党留下的遗产，诸如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奢华的未来主义风格的法共总部大楼，或者像弗朗德尔的器官（Orgues de Flandre）那样的住宅区，那是混凝土侵入无穷无尽的石灰石中间喷出来；要么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大型工程”计划的遗产，比如位于拉维莱特那个伯纳尔·屈米设计的新构成主义主题公园，美妙却有瑕疵，极富魅力却已过时，其呈现的是1980年关于三维城市、行人道路，以及参差不齐的彩色碎片的一种观念，就好像生活在第4频道的旧台标里。不过，巴黎/郊区的分裂强到令人难以置信，还会被巴黎人激进主义的陈词滥调所强化。楠泰尔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起的郊区，就在拉德芳斯这个新的高层商务区附近，在1968年的“革命派”看来，楠泰尔非常可怕。革命派中有不少人就读于楠泰尔那些呆滞的大学，那时候，围绕这些大学的是住着来自北非移民的棚户区。2014年夏天，我去那里走了走，要去爱劳塔，已故艺术批评家罗伯特·修斯将这个住宅区称为“社会伤疤的组织”。这片住宅的确像异想天开——管状的高层建筑，洞开的窗户像奶牛身上的斑点一样，涂成绿色、黄色和蓝色，顶部有小小的金字塔，人行道用鹅卵石装点上小圈或小丘。有好几个人扶着婴儿车，坐在周围聊天、抽烟喝酒，他们绝大多数是有马格里布或者南撒哈拉血统的移民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他们自在随意，极不像恼人的巴黎人那副“看我，我在享受我们的传统咖啡馆文化”的嘴脸。成群的学童在人造的小丘上纵跃玩耍。这是在巴黎市区很少见的工人阶级生活，但因为这样的地方和类似的地方，都是“计划国家”的遗存，是凯恩斯式资本主义的整合奇观的遗存，也是戴高乐–斯大林式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的遗存，所以通常自然捍卫它们的人，往往不得不鄙视它们，转而喜爱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为避免革命而建造的那些街道。
巴黎东北部的弗朗德尔的器官
楠泰尔的社会伤疤的组织
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城市，在欧洲，它们都饱受赞誉。其中一座是威尼斯。威尼斯的人口在减少，这种糟糕的城市疾病，常见于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等地。威尼斯成了一个梦幻群岛，流连此处的主要是游客，而绝大多数威尼斯人早就搬到了梅斯特雷和马尔盖拉。这不仅仅出于历史保护的考虑，也因为威尼斯正在下沉。另一座在视觉上广受称赞的城市是圣彼得堡，其城区是按连续的历史弧线逐渐向外变化的：启蒙时代专治的完美城市位于正中，外面是一圈19世纪的工业城市，再外层是一圈构成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都市实验，再然后是用预制构件建造的高楼。在圣彼得堡的瓦西里岛，你几乎能看见过去300年欧洲在建筑领域曾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从曼彻斯特式纺织工业的红砖厂房，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在运河沿岸建设的棱角分明的野兽派塔楼。你很难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它们，而是在不连续的不同区域。阶级割裂在这里没有那么突出，事实上，即便到最近，郊区那些集中供暖的大规模装配式建筑，都比市中心19世纪建设的细分公寓要更舒服。
将“巴黎”视为一种方法，应用到不同类型的城市，比如伦敦与柏林等，最为有益。德国首都历经折磨的历史，造就了格外丰富的建筑与空间，每一场重要的建筑与规划运动，都力图在这里做出最好的作品，而且通常是在市中心，但明显缺乏连贯性、缺乏视觉上的静止和典雅，就空间而言，刺激太多了，远非巴黎可以匹敌。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柏林墙倒塌以来，这座城市在社会民主派的城镇规划师汉斯·司迪曼的带领下进行了重塑。这场重塑是基于试图复制这座城市200年前曾有过的原则，那是有像申克尔一样伟大的古典主义者的时代（“亚洲大草原上的雅典”），长期以来一直强加于巴黎之上。建筑高度必须一致，窗户的形状也必须一致（不得有现代主义者们的带状窗户！），必须贴上一些至少看起来像石头的东西。过去五十年间，柏林作为某种非官方的欧洲时髦之都的成功，做到了资本主义城市力图去做的事情（那就是，鼓励房价上涨，以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迁入），但除了司迪曼的同质化努力之外，还因为迁入者偏爱受到战争以及现代主义创伤的区域，诸如腓特烈斯海恩、中心区和克罗伊茨贝格。对于一个像这样有着庞大土耳其裔人口的城市，要宣称其活跃的政治左派、艺术与音乐先锋派，都必须尊重18世纪的建筑原则，自然有悖常理。
有悖常理但影响深远。近年来，伦敦接受了类似的原则。如同一些捍卫者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些原则拯救了柏林，使之不至于沦为一座像伦敦和曼彻斯特一样最糟糕、最丑恶的水滨雅痞城。正因为这种对比日渐明显，英国首都也要发明出一套自己的新原则来，于是规定乔治式的窗户比例、平顶、砖石墙砖。在大洋村和萨福德码头之流所代表的不经规划、不经协调的“盎格鲁-撒克逊”方案之后，这种乔治式图景一扫过往，就变得令人不那么意外了。在英国当代的城市里，也就只有伦敦，突然充满了开发商们廉价但认真的对现代阿姆斯特丹、现代柏林和现代波尔图的愿景。国王十字中心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区域紧邻欧洲之星终点站，你能快速前往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欧洲迪士尼和巴黎。麦克克里诺-拉文顿公司开发的房子是荷兰式的，在一片德国表现主义的崎岖高楼间，用有纹理和图案的砖叠装饰得极为复杂。在其旁边，大卫·齐普菲尔德设计的办公楼群带有柱廊，又是意大利理性主义风格的，冷淡、通风、精确。斯丹顿·威廉斯设计的中央圣马丁则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古典式现代风格，那是荒凉但仍有阳光的滨水广场上一个严肃的混凝土方块。在本书中，你将能找到它们的起源。
与罗马交叉的国王十字中心
佩里·安德森对欧盟这个机构做出了带有同情的批评，而且不是整体性的批评，他认为欧盟是“布尔乔亚们最后一项伟大成就”。无论是就其构想的宏大程度，还是其机构的复杂性，安德森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从更大程度上说，欧盟是任意地组织起来形成的一个极不浪漫、也受到严格限制的专家治理集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要力图从欧盟的城市里，发现一些城市规划和协调性建筑群的天赋与活力，在诸如慕尼黑、爱丁堡、罗马、佛罗伦萨、圣彼得堡、巴斯等城的建造过程中，所有伟大城市景观的形成，都源于有关视觉规划与组织的启蒙传统，与资本主义对地产投机和寻求地租的操作这两者之间一种愉快的交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的城市景观都对此很感兴趣，尤其是要在海外营销自己的时候——造访毕尔巴鄂、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罗马和柏林的游客，除了要去看历史，也要看过去20年出现的现代建筑群，新的滨河街区、古根海姆美术馆、摩天大厦天际线、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桥梁与火车站。我们将在本书中遇见的地方，大多是人类的重大成就，我很少在近期建筑里找到乐趣，但我很乐意对它们称赞一番。
不过有这么两座城市，它们不是“欧洲城市小游”的热门目的地，但又能说明为什么欧盟在兜售自己时困难重重。布鲁塞尔是欧盟政府机构所在地，而法兰克福则是欧盟金融力量的大本营，这两座城市并不以风景见长，更有甚者，欧盟要通过创造一种建筑图景来激起某种认同的努力，在这两座城市都彻底失败了。在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的前面竖起了一座巨大的欧元标志雕塑，这样的举措实在太粗俗，即便放在美国的首都（想想在华尔街街头摆一个巨大的美元符号雕塑），也是极拙劣的东西。即便如此，法兰克福还是明确拒绝了巴黎、慕尼黑和马德里那样将摩天大楼摆在城市郊区的商务区规划。这当然令城市颇具活力。火车站是一座可怕的钢构大教堂，与汉堡和科隆的类似，和柏林的火车东站也接近，就是一座喧闹的飞机棚，与圣潘克拉斯和约克火车站没太大不同，甚至要更粗糙、尖锐、毫无感情。外面的街景也很独特。有一次，我去这座欧盟的金融之都，住在一个大型土耳其人街区里一家由俄罗斯人经营的酒店，离摩天大楼群也不远，我走过去时发现一件有趣的事，红灯区就在中央商务区旁边，这不可能只是巧合：韦斯滕德大街1号是美国的科恩·佩德森·福克斯（KPF）事务所为德国中央合作银行设计的，就在这管状竖井一样的大楼外面，是“美国西洋景”。
尽管这座城市看起来有点像美国，却是依靠公共交通运转的，有设计得很漂亮的德式电车、地铁与市郊铁路网络。摩天大楼和伦敦金融城一样，挤在每条路上，缺乏规管，却恰恰造就了一种参差不齐且不稳定的美学，这是柏林和慕尼黑的规划师们竭力避免的。其影响在于，金融力量与那种令欧洲城市具有独特之处的精细保护及教条式总体规划是难以并存的，需要另一种类型的城市来弥补这个间隙。从美因河另一岸的施泰德博物馆附设的咖啡馆就能清楚看到，其效果多少有些单调，大量玻璃苍白地勾勒在铁灰色的天幕上。伦敦也一度抗拒这种天际线发生在自己身上——诺曼·福斯特事务所设计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是基于已经被拒绝的一版城市规划。这早已过去，但为了确保处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视线保护区以外，伦敦的摩天大楼被迫建得造型古怪，相比之下，法兰克福金融力量的建筑，就缺乏这样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玩笑：这里的高楼冷酷无情、毫不浪漫。不过你如果坐地铁到罗莫斯塔德，就会发现城市的另一面，那里是“新法兰克福”的根据地。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一项现代主义实验，当时，社会民主派试图将其重新规划成一个社会机器。
新-新法兰克福
旧-新法兰克福
主建筑师恩斯特·梅曾参与过工艺美术运动[3]，并在英国工作过。尽管有点奇怪，但这些区域看起来就像威森肖、贝肯特里或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米德兰地区建起的那些郊区。1925年以降，梅提出了一系列花园城郊区的方案，并且用福特制批量生产的办法，运用流水线和钢筋混凝土将它们付诸实施。就像英国一样，这些区域也以低层、供单个家庭居住的带花园建筑为主，和莱奇沃思、韦林花园城、汉普斯特德的花园郊区是表亲。不过与同时段英国建起的花园城郊区或别墅式地产不同，它们的建筑形式完全不向历史让步，全是方块、直角、平顶——缺乏早已存在的情感。如果你现在去“新法兰克福”，你可以参加一个名叫“社会民主前进之路”的旅行团。德国的金融力量能对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政策下命令，而在它的天际线上，你就能看见那条前进之路最终将在哪里结束。新新法兰克福是跨国金融力量的所在地，这是由一个社会民主派的政府所运作的，但它却立法反对其他政府实施社会民主计划的可能性。
布鲁塞尔甚至更古怪。历史上，布鲁塞尔就是一个深具布尔乔亚色彩的城市。它太过布尔乔亚了，以致暂居于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欧陆这片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能否变得具有革命性感到绝望，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为欧盟和北约总部最佳的所在地——一座德语与法语世界交会处安全的大都市，直到最近，布鲁塞尔的安全感才被内城莫伦贝克的一小撮恐怖分子撼动。在将布鲁塞尔打造成欧盟之都的过程中，伴随着比利时政坛的语言与派系混乱，欧盟意外地打造出一座高度多样而复杂的奇怪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在首都已经普遍存在的离奇状况被正面放大了。这可能有悖直觉，因为布鲁塞尔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城市规划的灾难——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布鲁塞尔化”这么个词，用来形容历史城镇景观被未经规划的投机性办公区所破坏。但除了我们将谈及的强化城市作为王国首都的少许努力之外，这座城市基本上是未经规划的，受市民的奇想支配，这多少会让我想起英国。欧洲之都这些激进的布尔乔亚建筑，也引发了零星的努力，要让城市变得不那么布尔乔亚，要在无数的投机性联排房屋中间，找到与劳工运动的历史有无数联系的建筑。
比利时的街道看起来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街道极为不同，这并不是因为轻视一致性，而是因为颁布了一项法令，让重复其他的房屋事实上变得不合法，更因为比利时建筑师不顾后果地彼此提出诉讼。你看到的独栋房屋和楼房的阳台都不一致，你也看不到什么装配式建筑，因此就看不到重复。你大概会天真地以为这会造成观念过于多样，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诸如斯哈尔贝克和莫伦贝克等较为贫困的区域，同样的建筑，可能会在正常的楼房或排屋的砌砖细节上略有一些差异。即便是最好的状况，布鲁塞尔街道表现出了明显的独特性，也无非是细枝末节和点缀的区别，而不是什么根本性差异。几乎所有房子，都是三层或者以上的联排房屋和公寓，没有花园，紧靠街道，除了风格的标准、设计、阳台的位置和表面的材料之外，就没什么实验性的做法。所以尽管布鲁塞尔看起来完全没有巴黎那类“大欧洲城市景观”，但布鲁塞尔的街道也是很布尔乔亚的，因为有太多卖弄式的个性化，却没有什么是真正不随波逐流的，也没有什么是真正革命性的。不过如果你不把这些建筑当作背景，而是供欣赏的东西，那这倒不是什么坏事——有太多东西可看了。
布鲁塞尔郊区
19世纪晚期的实验性建筑有各种叫法，在英国和法国叫新艺术（Art Nouveau），在西班牙和俄罗斯叫现代主义，在奥匈帝国叫分离主义（Secession），在德国叫新艺术（Jugendstil），而布鲁塞尔则是这种建筑最早“发明”出来的地方。在布鲁塞尔西部富裕的地区，比如科盖尔博格大教堂周围，随便一条典型的街道就能证实许多历史学家都有过的一种观念，即新艺术只是一种廉价而无用的建筑，是通往现代主义之路上的一条歧途。在这里，随处可见缠在一起的铁饰、装饰性的瓷砖、平板玻璃窗和古怪突出的山墙。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艺术转向了不那么缠绕的线条，后世称之为装饰艺术（Art Deco），不过那时候通常称之为现代建筑或者现代主义建筑。这样的改变仍然是小细节上的——门道前、阳台边、古怪的小装饰——不过这时候，线条变得更为清晰，材料则明显是高技术的，用钢和混凝土，以及瓷板和铬等现在已经过时的材料。这些建筑引人入胜，但其建筑师费尔南·波德松、安托万·彭普和约瑟夫·迪翁格勒等人在比利时以外全然不为人所知。要弄清楚现代主义作为一场运动，与这种风格上的操作有何不同，可以从叫作现代城市的住宅区入手。这个住宅区是20世纪20年代的设计，极为讽刺的是，领衔的设计师是一个叫维克多·布尔乔亚的人。尽管规模更小，但“现代城市”是恩斯特·梅在法兰克福的建筑作品的前身。新法兰克福是政府性的住宅，而现代城市则是由一个左翼的住房合作社开发的。这里有重复，但是以更含蓄、也更友善的方式重复的。它保持了美学连续性，也建有许多花园，布鲁塞尔过去和现在都没多少花园。这一点很奇怪，因为这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作品，它不像与之相反的风格一样青睐房顶有花园的家庭住宅。
现代城市
20世纪50年代，这个住宅区的中央又加上了一座布尔乔亚的纪念碑。我还想提醒你一下政治问题，这些街道被命名为“合作路”和“进步路”这样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朝进步前行。
布鲁塞尔是一座局部之城，一座碎片之城。这可以是彻彻底底的碎片，不带任何令人不悦的添加物——在参观这座欧洲之都时有一个关键的时刻，那就是在工作日走过街道，你会出乎意料地发现，在大广场这个整片次大陆上巴洛克风布景最多的一处地方，在其夺目光彩之中，行会的大楼们包上了奢侈的山墙、垂花饰和浮雕。尽管它完完全全是巴洛克风格，却不是卢浮宫、德累斯顿和罗马那种巴洛克，这些地方创造出了一种基于远景、强调与轴线的全新空间与权力概念，布鲁塞尔的大广场就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广场，按照“当代风格”加以重建，所谓“当代”，是1699年。大广场的其中一个建设机构是比利时工人党。维克多·霍塔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师，他也是该党党员，为党设计了人民堂，这是当时为共产国际建造的金属纪念碑，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社会主义活动与音乐会，以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会议。这座建筑在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不过其铁饰的一些碎片被保留了下来，最终用于一座地铁站的装饰。在霍塔的建筑里，新艺术不再是改良主义，而具有了真正的革命性，在这里，玻璃和钢搭建起了一个新世界，而不是像在学院派建筑里仅仅作为装饰，机械制作的装饰以其不合常理的曲线与排列，力图与自然一较高下。讽刺的是，人民堂拆毁之后，却掀起了一场活跃的保护运动，尽管新艺术的公共建筑很少正常发挥作用，但为了保护这些建筑，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机构来修复它们，并将其改造成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选择令人好奇）。霍塔设计的一家百货公司被改造成了一家卡通博物馆，保尔·圣特努瓦精彩的老英格兰百货公司被改造成了乐器博物馆。设计于1930—1932年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的总部，现在是阿斯图里亚的政府办公大楼，旗帜就插在以前插红旗的地方。
就在布鲁塞尔，20世纪重要的问题就是布尔乔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张力、法语与荷兰语之间的张力、作为比利时的首都与作为跨国机构首都的张力——但令布鲁塞尔变得富裕的国际活动，则往往无视这些矛盾。在伟大欧洲之都的叙事中，启蒙的资本主义规划与20世纪的社会改革，似乎成了仅有的塑造过这座大城市的力量。作为一本只关注欧洲城市的书，其问题在于，要追溯欧洲城市如何达成它们所是的样子，你必须努力寻找。所以就布鲁塞尔而言，一个值得记住的事实是，这座首都是建在大屠杀之上的。其最为荣耀的岁月，就建筑而言，是从19世纪晚期到1940年，这个小小的国家曾经掌管着现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地方，在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最早在那里存在着一个政权，最直接的特点就是制度化的种族灭绝，动机仅仅是为了开采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来充盈国王的私人财富，丑闻爆发后，又改成了让这个国家及其首都走向富裕。欧洲人在刚果的所作所为，就其范围、规模和残忍程度而言，暴力程度堪与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和纳粹德国相比。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之一，而布鲁塞尔既有以其命名的街道，也有大屠杀纪念碑，似乎对这样的事实全然无动于衷。比起比利时人对刚果人的压迫，比利时人对比利时人的压迫要差得很远很远，但布鲁塞尔却无疑是这样一座城市，标出其天际线的，正是利奥波德二世及其更加布尔乔亚的手下们的野蛮，具体而言就是他的政府在“上城”所建设的司法宫。上城的这一部分，完完全全就是建造在下城上方的，数以千计的贫民窟住户因之流离失所。你可以乘电梯到下城，下城附着在宫殿滑稽的躯体之上，不过好在它缺乏礼仪。
在关于利奥波德二世的研究《国王股份公司》（The King Incorporated）一书中，尼尔·阿舍森指出，利奥波德二世将刚果改造成一座可供不断攫取的藏尸所，一个公开的动机是为了布鲁塞尔的美化，要将这座城市从过去破旧的贸易之城，转变为越来越接近巴黎的现代城市，有石灰石铺就的宽阔大道、用于艺术和科学的大型公共建筑、大型的公园与花园，当然，还有大型的凯旋拱门。时至今日，这些东西仍然只是插入了由比利时的土地利用和投机模式所造就的混乱局面里，而不是像在巴黎一样成为城市景观的决定性注脚。不过还是有两处格外突出：司法宫，以及可以从旁边的一个观景平台上远远看见的科盖尔博格大教堂。1905年，利奥波德二世为教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它原本规划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教堂。现在，它仍是欧洲最大的教堂之一，但其设计却几易其稿，到20世纪30年代仍未封圣，最终于1969年，按照建筑师阿尔贝·冯·于菲尔的一个畸形的修改方案建成。这是一座有团状拱顶的洋葱头状鼓起的庞然大物，更像是拜占庭式而非哥特式，近乎哥谭市。通向教堂的是一条堂皇的仪式性道路，当然，这条路也以利奥波德命名，有必要指出，在伦理意义上，这条路大致相当于通往法兰克福摩天大楼的道路被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街，或者通往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大道被命名为斯大林街。
另一个加在布鲁塞尔天际线上的标点位于北郊的海塞尔——20世纪30年代末由约瑟夫·冯·内克设计的展览楼，它像一座未来主义的建筑，有用图形和装饰物点缀的钢制支柱，这像是19世纪的美学没有真正中断才会发展出来的东西。要是在其他地方，它都会是一座势不可当的建筑，但它在天际线上的位置，却因为它那个庞大的钢铁邻居原子球塔而黯然失色。这座表面光滑的雕塑在字面意义上体现了技术统治权——你的真正的原子，已经准备好为了电力以及/或者核战争而分裂，这令人荒谬的兴奋——看见一个大为夸张的铁晶体，在房屋和公寓街区上方几百英尺的地方升起，仿佛这样的东西很正常，仿佛我们都应该生活在原子里。在它前面是一座迷你欧洲，这是一座主题公园，里面将欧洲的纪念碑缩小、做成电子动画，有几个是为欧洲腹地的国家所建的，每一个都代表一个近期加入欧盟的国家。比起城里的欧盟行政中心来，这是一幅更好的欧盟图景。事实上，布鲁塞尔的天际线上尽管有许多建筑是令人深为不快的力量的产物，但唯一不吸引人的，就是“欧盟区”内欧盟本身的建筑。贝尔莱蒙大楼无害的曲线越是正常，议会大楼在镜玻璃现代性与美术轴线之间左支右绌的后现代主义就越是令人困惑——这些谈得越少越好；这个机构的总部就建筑而言，是被一种令各方都不会满意的妥协所界定的，尽管这可能才是恰当的。可能这也是为了追求最好。延续布鲁塞尔自身关于纪念碑的历史，它本应是一座用64年才建好的巨型大教堂，一座建在坟堆上的阴森森的新巴洛克风宫殿，或者一个巨大而傻得可爱的符号。但与之相反，它却是外交区内一组陈旧的办公楼群，矮得甚至都不会在天际线上出现——有可能你从欧洲之都的一头穿越到另一头，还没注意到欧洲政府的所在地。而就在欧盟区的边缘，你会注意到利奥波德二世的凯旋拱门，以及大型建筑，这都是在折磨与屠杀的进程中建造起来的。在欧盟区的核心，是一个叫作利奥波德空间的广场。
帝国主义与现代的布鲁塞尔
本书写的是建筑与城市，但也会写到过去和现在造就它们的力量。目前已经很明确的是，本书把建筑与城市规划视为一种承载很多的事物，从中我们可以轻易解读欧洲历史的复杂性。就艺术与文学而言，这种方法可能不可行，需要更多正当性论证，但奇怪的是，就建筑而言，这样做则会相反。本书绝大部分将采纳一个相反的论点，即当一座建筑建成之后，谁建造了这座建筑与他们意图通过建筑表达什么就没关系了——这与D. H.劳伦斯所说的“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观念很多。20世纪有关城市与建筑的思考，尽管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各种各样荒谬的罪过，真正应该被指责的是其奇怪的道德主义，这常常造成可怕的后果——某个穷人居住的贫民窟，肯定就很脏、很丑陋、必须被摧毁。更普遍地说，19世纪新哥特主义关于道德与建筑的观点，现在甚至不那么荒谬了：哥特建筑使那些心存疑虑的群体更接近上帝。
与此类似的是，许多可怕而残忍的贯穿欧洲的运动，还残存着痕迹。去欣赏奥古斯都、亨利八世、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利奥波德二世、帕默斯顿勋爵的建筑，并不会让你变成奴隶制的捍卫者、斯大林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不过如果你把这些元素都抽取出来，把建筑视为仅仅是一种形式，那么就会失去大量令这些建筑变得有趣的东西，以及设计师们的动机。你可以把一座哥特式教堂纯粹视为匠人和结构工程师们的作品，就算如此，你也可以部分体验到这座建筑为何而造，但泥瓦工们会对你的反应倍感困惑，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敬献给上帝的，是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上帝。从中，你可以深入了解他们所生活的文明，以及艺术、建筑和信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形式并不会渗透价值与政治，但价值与政治却是某种特定的形式被选择的原因之一，而这些原因有必要严肃以对。本书本质上写的不是欧洲建筑，而是关于这样一种形式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关于如何从建筑空间中解读欧洲历史。人们看待城市与建筑的方式当然不止这一种，而我的观察也绝不是最标准的——相反，这些都很主观，而且可以讨论。
在后文中，关于“欧洲”的定义介于欧盟与欧洲理事会之间——因此包括了塞浦路斯与俄罗斯，但不包括土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我相对武断地把欧洲分成了几个不连续的区域，部分是为了避开西欧与东欧，以及近期的北欧与南欧的划分。相反，我把不同的地方列在六个准地理标题之下。绝大多数是基于城市所朝向的水域：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北海，一个是基于“中欧”这个政治概念（这里大致是指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疆域），最后一个是巴尔干半岛。之所以这样，是要跳脱出冷战时期的划分，这种划分将地理距离很近的地方（比如芬兰与俄罗斯之间、保加利亚与希腊之间、撒克逊与巴伐利亚之间）变成了高度军事化的边界。我自己的界定本身可能就不太精准——马德里离地中海远得很，无论在地理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默兹河–莱茵河欧洲区并不直接面对大西洋——但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地理上接近但历史又极为不同的区域放在一起，以便瓦解这些地方自我讲述的故事，以及各个民族国家所讲述的有关其自身的神圣不容侵犯的故事。
在各个标题下，我试图各选择一座城市作为这片（次）大陆特定角落的代表，通常是一种“欧洲”与“欧洲价值”的观念靠近另一种的地点。这些城市包括了几座首都、几座港口、几座工业城市、两座卫星城——其中一座还是跨越国界的，一个村庄，还有一座被联合国巡逻墙分割的城市。这些城市绝大多数都在欧盟之内，不过也有一些不是——“北塞浦路斯”的北尼科西亚、乌克兰的利沃夫、俄罗斯的维堡、马其顿的斯科普里、挪威的卑尔根，在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还包括英国的赫尔河畔金斯顿。我尽量将单篇写得短些，主要取决于地理范围而非细枝末节，这就意味着，许多篇目可能就是个截面，是我去往以前没到过的地方时的第一印象——因此，比如关于维堡，就只是泛泛了解，只需要一天你就能走通这座城市；其他一些，比如马德里，必然就只会集中在一座巨型城市某些特定的方面，要是写整座城，那轻而易举就可以写成一本书。有些城市因为有朋友住在那里，所以非常了解——比如罗兹、斯德哥尔摩和都柏林——有些城市，我受邀去做了个讲座，而大多数城市只是我认为可能有趣。这些短篇你可以用任何顺序来读，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先读这篇导论，最后读最后一章。
[1] 罗杰斯：即理查德·罗杰斯，英国建筑师，代表作有著名的“千年穹顶”。
[2] 同罗巴（Gayropa）：作者用“同性恋”（Gay）和“欧罗巴”（Europa）组合成该词，这里权译为“同罗巴”。
[3] 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19世纪下半叶起源于英国的一场改良运动，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大批量工业化生产和维多利亚时期烦琐装饰造成设计水准下降的背景下，希望复兴中世纪手工艺传统的一场运动，内容包括强调手工艺，反对机械化批量生产，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提倡哥特式和其他中世纪简朴风格，提倡自然主义风格和东方风格等。代表人物有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