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它们各自的雅典
欧洲核心区域的各个国家，对于“它们”的起源地以及文明终结之地，都会各自编出一套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说法。对法国人而言，“非洲自比利牛斯山而始”；对英国人而言，“东方佬来自加莱”；对出身科隆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来说，亚洲大草原始于易北河，这就使得柏林也成了亚洲深处的城市。从地理意义上讲，欧洲并不像亚洲、非洲或南北美洲那样，是边界清晰的大陆，彼此在物理意义上截然不同，欧洲其实是虚构的。它只是亚洲西部的一块形状奇怪的突出物，严格意义上讲更像是次大陆。它的边界毫无意义：乌拉尔山是欧洲所谓的东北边界，但却没什么意义，那只是一带浅丘，两侧的苏联工业城镇星罗棋布。事实上，在历史上，这道边界一直在德涅斯特河与伏尔加河之间持续变动，直到19世纪才被确定在了乌拉尔山。诸如博斯普鲁斯海峡或直布罗陀海峡这样的南部边界虽然更纯粹，但当然也是政治性的界定。因为瑞士这个正好位于富裕的西欧正中的国家，还有挪威，以及在你读到这本书时可能还包括英国，都不属于欧盟，所以也很难用“欧盟”来描述欧洲。欧洲委员会的范围要更广一些，它包括了土耳其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有欧洲最大的两座城市（拥有1400万居民的伊斯坦布尔和1200万居民的莫斯科；伦敦以850万居民位居第三，不过也远远落后；圣彼得堡有500万人，居第四；柏林有350万人，英国脱欧之后，柏林会成为欧盟最大的城市，居于第五，又落后更远），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两个国家的主体分别是位于“亚洲的”安纳托利亚和西伯利亚。地理与政治可能也会以有趣的形式脱节：欧洲委员会排除了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保留了死刑，假如乌拉尔、葡萄牙、冰岛和博斯普鲁斯真是欧洲的四角，那么这个大洲的中心可能位于白俄罗斯或者立陶宛，取决于这条线具体怎么画。有人声称欧洲的边界是高加索山，这座山将俄罗斯和伊朗分隔开来。但这条边界南边属于亚洲的地方，还有三个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欧盟甚至包括了塞浦路斯，这个国家与大马士革的距离要远小于与雅典的距离，比安卡拉更偏东，遑论伊斯坦布尔。现在，不仅仅是以色列，连澳大利亚都在欧洲电视网之内了（当然，这两个民族国家也是由欧洲人建立的）。
把这些国家包括进传统界定上的欧洲之中，会让人明白这不仅仅是个地理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事关某种“共享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漂浮不定的欧洲起源迷思，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的遗产在黑暗时代之后，逐渐成为我们所知的欧洲。这是一种理性的文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技术先进，建筑在数学意义上非常精确，推崇个人主义的文学，以及现实主义的艺术。其基础可以追溯到希腊城邦将自己界定为波斯“蛮族”的对立面，不过实际上后者是一个更强大、更富裕的国家，拥有更权威主义的政府体系，但今日的欧洲和希腊罗马世界的关系却极为模糊，这两个世界集中于地中海的两岸，比起英国与西班牙这样的帝国边缘来，北非和“中东”对这个世界更为重要，也发达得多，富有得多，遑论完全位于帝国疆界外的地方，诸如德国大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西欧建筑有一种常见叙事，这个叙事尚未被反对“历史的辉格派诠释”的人所撼动，这是一个易于解释的进步叙事：罗曼式建筑，或者我们所说的罗马式建筑，有弧形的拱门、不尖锐的塔，以及沉重的石头；有各种变体的哥特式建筑，有宽大的彩色窗户、“燃烧的线”般的窗饰，以及让它直立起来的拱顶结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是对罗马建筑理性和秩序原则的重新发现；巴洛克式建筑则是将这些原则加以篡改和扭曲；新古典主义建筑，古希腊时期的“纯粹”建筑成为新的典范；折中主义建筑，主要是在19世纪，将上述建筑形式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加以混合或重组，跌跌撞撞地要创造一种新形式。随后是现代主义，这个时期，借用工程和抽象艺术中的美学，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西方范式以供出口，随之出现了57种现代建筑的变体——野兽主义、高技术、解构主义等。更戏谑的叙事会给这些新的变体腾出更多空间——对19世纪浮华的喜好没那么具有说教性，或者强调工业建筑被忽视的角色，再或者强调后者对美国的影响，无论是20世纪前二十年以来对摩天大楼的各种追求，还是购物中心和郊区的蔓延。
伴随这种叙事而来的，是逐渐发展的有意识的城镇规划，按照这种规划，城市应该形成一个和用于货物及交通流通的机器一样的装置：它是被塑造出来的，而不是在前代的基础上逐渐浮现出来的。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这种城市中的建筑应该作为一个连贯整体的一部分来规划。这种观念本质上讲并非不真实，但通常却忽视了直到现代早期，在大多数时候，东地中海区域都要比西北欧洲更富有、教育程度更高、更“文明”，这一点反映在伍麦叶或者奥斯曼建筑的复杂和精巧结构之中，无论是哥特时期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泥瓦匠和建筑师都很清楚这一点。与此类似，经过精密计算的正规方场、任何规划和重新规划的城市，在伊斯法罕或者撒马尔罕都能找到，甚至比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类似建筑要更早。但“欧洲建筑故事”总是从希腊–罗马的成就开始，讲到它们的多次重新发现，而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穹顶就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包含在其中。对希腊–罗马成就的重新发现，第一次是在9世纪，那时查理曼大帝将政治稳定带回了西欧，在这之后发展出来的“罗曼式”建筑（尽管这种建筑也是对当时仍在拜占庭帝国使用的某种现存罗马传统的模仿，拜占庭帝国在建设拉韦纳和伊斯坦布尔时，也使用了这种风格）；此后，哥特式奇怪地半路杀出，然后才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罗马“真正”的重新发现，再然后是在18世纪的法国、德意志和英国，希腊传统在“学术意义上”的回归。
古典主义：雅典，赫菲斯托斯神殿
哥特式：林肯大教堂（Lincoln Cathedral）
文艺复兴式：卢布林，科诺普尼卡宅第
巴洛克式：基辅，圣安德鲁斯教堂
有这样一个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观点，我们已经颇为熟悉，因此哪怕仅仅是要重新评估这种观点有多么奇怪，都会非常困难，那就是：历史混合物是一种完全现代的建构，它是伴随欧洲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创新才出现的，正是这些创新，使得欧洲以极端残忍的方式开始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配。在19世纪之交，诸如慕尼黑和布达佩斯等位于原来罗马帝国遥远边疆的城市，以及柏林、圣彼得堡或者爱丁堡等完全位于罗马帝国幅员之外的城市，都基于它们自己的理解、基于对废墟的研究、基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建筑的样子，进行了彻底重建。将这一点体现得最为古怪、也最为美丽的，可能是爱丁堡。直到现在，一些建筑传统主义者仍然沉迷于现代性之前的建筑是当地的、地方的、“本地的”这样一种观念，但在这座苏格兰的首都，这种观念将会遭到反驳，而且是以极其壮观的方式。在爱丁堡，高耸的房屋、散发着恶臭的小巷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而赋予它们的历史，又被像数学图形一样展开的城镇扩展所补充，那些精确的排屋和高楼由装饰图形点缀，这些图形，是在阿提卡或者爱琴海地区发掘出来的，或说是从被丢弃的碎石构件中借来的。在爱丁堡，电气时代公共建筑的设计，是按照2000年以前奴隶社会的工法，那些工法是为了用石头来模拟木质建筑。
新古典主义：柏林
现代主义：柏林，森林山庄
表现主义：杜塞尔多夫，音乐厅
野兽主义：俄斯特拉发，ČEZ运动场
这种观念最后又被强加回雅典自身了。几个世纪以来，雅典都是奥斯曼帝国内一个信仰希腊正教的区域性小城市，不仅土耳其权力和文化的中心不在雅典，就连希腊文化、艺术和权威的中心，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转移到了现在叫萨塞洛尼基的萨洛尼卡和伊斯坦布尔，以及更远的亚历山大和特拉布宗。19世纪20年代，有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军事援助，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三国的军事援助是出于某种历史浪漫主义与冷酷的地缘政治的结合，首都原来在那普良，这是人们实际居住的中心，也是独立斗争的中心，新独立的国家将首都迁到了雅典这座一度重要的地方性城市。英、法、德的考古学家们洗劫了雅典卫城，把艺术品作为战利品带走。英国建筑师詹姆斯·“雅典人”·斯图尔特是最早发表这座城市废墟相关描写的人，他曾付钱给一个真正的雅典人，让他把自己住的房子拆了，因为这座房子挡住了他正在画草图的一栋神庙废墟，这是一幅鲜活的图景，让我们看到层层积淀、有着日常生活的“真实”存在的城市是如何被破坏，从而为过去荣耀的幽灵让路的。“雅典人”斯图尔特之流的活动，会成为巴黎、伦敦，特别是慕尼黑和柏林进行重新规划时的范本。希腊独立后，新的民族国家邀请了德意志贵族的一支来当希腊的皇室；德意志建筑师们基于他们对雅典新发掘的纪念性建筑所做的严格诠释，设计了新雅典的市政建筑：新的学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锡塔玛广场上的皇宫（现在是议会），等等。几个世纪以来，希腊的正教基督徒都自称“罗马人”，现在却象征性地用回了他们传统的名字：希腊人（Hellenes）。
毫无疑问，对于现代希腊人而言，如此卓越的历史应该成为他们荣耀的来源。更有甚者，欧洲那些用科学武装起来的新兴国家，拥有了以前所未有的精确程度来进行建造和测量的能力，而这些国家却也是希腊建筑的拥趸，尽管他们将这种形式称为新古典主义。威廉·布莱克是对此持反对态度的评论家，他认为：“希腊式只是一种数学形式，哥特式才是居住形式。”这种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对理性主义的虔诚反对，至少在一开始，这种反对使得哥特建筑在北部欧洲的复兴获得了力量：希腊建筑不仅是异教徒的建筑，也是一种吝啬而审慎的设计形式，适于工坊与棉纺场的时代。但为了确保雅典新古典主义的和谐，需要进行大量的清除工作。在希腊独立之前，这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倒不是通过“雅典人”斯图尔特式的房屋拆除，而是独立战争期间炮击的结果，并且绝大多数炮击，都是英国外交官埃尔金爵士为了将帕特农神庙打碎并偷走。但除此之外，新独立的希腊政权颁布命令，从古典时代结束以来，卫城旧址上积累的所有建筑都必须清除。不仅因为卫城旧址上堆满了仓库和其他不可接受的日常事物，奥斯曼人使用过这些建筑也是一种侮辱：比如，帕特农神庙被改建成了清真寺，中间建起宣礼塔。旧时市场（Agora）所在的市中心，大部分地区后来的全部生活痕迹都被抹去了，以发掘出关于这个市场的更古老、更深层次的痕迹，苏格拉底、伯里克利等人都曾走过这个市场，并在此展开辩论。
希腊投机客和发展商随后在这些区域周边建起了一个更可爱而适度的新古典主义城市。比起爱丁堡或圣彼得堡等北方雅典来，这座城市没有那么多执拗的直线，也没那么宽阔；到20世纪，这周围又建起了一个密度很高且冷漠的混凝土城市。这种建设造成的结果是，在现代雅典，仍然残存着奥斯曼遗产的许多碎片，它们引发了一种认知上的不协调。莫纳斯蒂拉基地铁站是1895年建成的一座新古典主义阁式建筑，在它的对面则是1759年设计的泽斯塔拉基斯清真寺。如果你坚信历史文明应该存在某种连续性，而非有着众多突然的现代断裂，那么这栋建筑就代表了雅典“真实”的近期历史，这是一座小巧但具有吸引力的建筑，拥有一个大穹顶和围绕着它的三个小穹顶，以及一条尖拱柱廊。很明显，其设计和结构承自帕特农神庙和圣索菲亚大教堂，但随着时间流逝，城市的重要性降低，其风格也更趋向民间。有人认为这才是“真实的”雅典，而古典的雅典只不过是文物学家的赝品，这难免引发愤怒和嘲笑，因为清真寺不过是表现了土耳其占领者的殖民建筑，殖民者们试图抹去这座城市“真正的”建筑以及“真实的”文化。直到现在，殖民者所造就的“历史”景观还需要被极端小心地加以维护。在我写作的时候，卫城是一个装备有高科技的地方，有起重机、门架以及一大堆科学家，以维护这个伯里克利治下建造、由卡利特瑞特所设计的城堡。德国记者曾谴责说，他们不得不帮助懒惰而热衷享乐的希腊人（事实上在欧盟，希腊人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摆脱困境，最近他们又说，这些人其实不是“真的”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些奥斯曼–阿尔巴尼亚的变异群体，他们碰巧占据了同样的地区，使用同样的语言——德国媒体对此必须格外谨慎，因为希特勒就曾认为日耳曼人才是古希腊人的真正后裔。
雅典大学
泽斯塔拉基斯清真寺
这些界定和清除雅典的举措可以有效提醒我们，尽管欧洲在其自我界定之外存在着“他者”——最明显的是中东，远东比较模糊，而更晚近、也更现代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野兽主义——他者还存在于中东欧，只是染上了共产主义色彩。在希腊、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这是“东”正教的家园；还有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同时浸染在奥斯曼、正教和共产主义之中。这就使得要中性地使用“欧洲”一词变得极度困难——任何一种界定，都多少会带些种族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参观某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又不满足前述标准的时候，我总是会难免得出结论：“这可不是会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有时这种感觉令人兴奋，比如19世纪的那不勒斯，在国王维多利诺·艾曼努尔统治之下，曾多次尝试修建一条穿越城市的大道，并为此拟定了很多规划和选址，这些规划之间存在着冲突；又或者20世纪70年代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主持规划的高层中央商务区，却门可罗雀，以失败告终。大道、商务区与房屋密度很高的城市构成了令人兴奋的对比，在这里，房屋被塞进按照古希腊式进行规划的网格状中心，投机性住宅区推推搡搡，仿佛是随机上了山。“非欧洲”可以作为伯明翰或者布里斯托等地混乱状况的总结，在这些地方，规划乔治–希腊式的“改善”、巴黎式的“集团街道”以及勒·柯布西耶的“辐射城市”等众多努力，皆因为贪婪和腐败而搁浅。这造成了混乱，你完全可以自己为这种混乱拼凑一种解释，只是你得不介意在这一过程中遇见最廉价、最糟糕的城镇景观。
维护卫城
那不勒斯，高密度中的空白
在基辅，你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基辅曾是苏联时代建造的一座有秩序、有轴线的城市，现在，历经前所未有的腐败，基辅已经转变为一座野蛮商业的多层次大都市，在基辅的市中心，每一座地下通道和地铁站都被扩展成了一个不连贯的地下购物中心，可以被归类为奢侈品精品店地下通道、西方品牌地下通道，还有供人们售卖中国小商品或进行二手交易的场所。在其他地方，“非欧洲”的问题可能完全不是某种建筑的问题。比如说在圣彼得堡，其建筑的尺度和高度、其街道的宽度、滨河的步道，都与巴黎或斯德哥尔摩相若，但你能在其他城市找到的便利的街头生活，在圣彼得堡则要少得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衷于汽车的文化，在其他城市可能堆满自行车的地方，在圣彼得堡则会停满汽车。一个咄咄逼人的庸俗政府，将一些西欧大都会所鼓励的包容与便利，视为衰败的“同罗巴”[2]的另一个面向。
圣彼得堡：在本该是自行车的地方都是汽车
不过有些时候，当你在一些试图让自己更有欧洲感的地方，也会产生“非欧洲”的感觉。我能想到的其中一个是贝尔格莱德，它是这样一种组合：“柏林式”的低层时髦街区和仓库将被清除，再建起由阿联酋投资的、基于“可步行”和“可持续”原则的摩天大楼街区。通常你会意识到，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不太能弄清欧洲是什么样，因为这里有太多以“欧洲”命名的地方：基辅的欧洲广场、明斯克的欧洲酒店、索非亚的欧盟地铁站等；这并非巧合，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家建设通常从未结束，另一方面它们也不断从过去中寻求可利用的资源。对于媒体上的“东部”以及外交部各局处而言，乌克兰或白俄罗斯没能成为“正常的欧洲国家”，肯定是因为它们还没成为真正的“国家”，而要达成这一点，必须找到民族主义最纯粹、最具煽动性的形态，通常还得疏远邻国人，团结那些忠诚的人。近期，乌克兰经历了欧洲广场革命（Euromaidan），这是乌克兰总统被迫拒绝与欧盟的联合协议之后的一次群众暴动，拒绝协议被认为是让乌克兰失去了一个机会，效法诸如波兰等国，从“第二世界”迈入“第一世界”。这当然是乐观的看法，因为签约国还包括约旦、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但协议也没能让这些国家奔向和平与繁荣。俄罗斯在之后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军事行动造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将乌克兰的历史拽回了20世纪40年代，一帮恶毒且不受欢迎的极右翼游击队占据所谓的中央：既然他们并非苏联，那很明显，肯定是欧洲的。与此相反，在白俄罗斯，要兜售欧洲等有关文明的观念非常困难。正如白俄罗斯的自由派安德烈·廷科所言：“直到最近，一个普通的白俄罗斯人还会先把欧洲的‘文明化使命’和‘希特勒是解放者’的海报联系起来。对于一个在奥斯维辛的纳粹死亡集中营里未经麻醉就经历了截肢实验的人来说，要将欧洲性与文明等同会非常困难。”只有真正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一个500年来都很富裕的帝国，才有选择把自己不当成“欧洲”的特权。对于欧陆的所有人来说，我们用“大陆”来界定欧洲的其他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很可笑的。
鉴于欧洲的历史，还有另一个欧洲的城市迷思可能更令人惊讶，即欧洲是一个独特的多文化大陆。就语言的多样性，以及诸多民族国家挤在这片次大陆上而言，可能的确如此，尽管其基础通常是明确或者不明确地把每一个国家拟合进一个有边界的格子里。在欧洲的历史古城，多元文化通常都是令人忧伤的存在。在的里雅斯特一座朝向码头的广场，詹姆斯·乔伊斯狡黠的塑像对着来往的女子暗送秋波，一座帕拉第奥式天主教堂与一座拜占庭式塞尔维亚正教教堂遥遥相对，这些“西方”与“东方”的形式，通常被认为会相互抵消，在这里却得以与彼此的对立面互为补充，周围的街道被规划得宽广，能照顾到行人，使用得也很好，这种城镇景观造就了流畅而令人愉悦的感觉，才形成了前述互为补充的局面。就在广场后面的建筑，高耸着一栋带洋葱头的宣礼塔，看似清真寺，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一座天主教堂，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实验性，是意大利法西斯时期令人惊讶的折中主义建筑文化的产物。而在这个居于中央的港畔空间更外围，则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会堂之一，这是一座大到惊人的方形建筑，是对犹太人群体荣耀与存在的辩护，尽管这个群体在欧洲遭到持续迫害。会堂旁是一座格外美丽的建筑，用作斯洛文尼亚社群的文化中心。这是哈布斯堡王朝晚期理性化新艺术运动中的一次实验。在本书中提及的其他城市，诸如利沃夫和萨塞洛尼基，你也能轻易找到类似的多元文化主义（或多元忏悔主义）标志。但所有这些标志，都只是一种消失的多元文化主义，因为真正的东西，大多数已经被民族主义、战后的“人口转移”，特别是大屠杀所摧毁。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在当时还具有多元文化性，经过这段历史之后，这些城市变得高度同质化。的里雅斯特有多元文化的建筑；不过除了近期引起了不太合适的恐慌的移民，当代的里雅斯特并不是多元文化的。
的里雅斯特：帕拉第奥式与正教式
现在，要在柏林、巴黎、鹿特丹、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等地，你才能找到真正存在的多元文化主义，这些多元文化主义至晚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虽然它们在都市生活更为微妙的节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在建筑上留下的证据要少得多，尤其是在“高级建筑”和永久性建筑上。就此而言，我写作本书时所处的伦敦东南部的伍里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原本有两家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装饰艺术风格的电影院，尽管过去长期被用作游戏厅，但近期却被改造成了西非福音派的教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的确很适合：旧的伍里奇谷仓有一座礼堂，这是由流亡的俄罗斯剧院设计师西奥多·科米萨耶夫斯基在哥特式市政厅和大教堂上的即兴创作，利用廉价材料与完美空间才能完成。现在这里则是埃彼尼泽楼，即基督信仰圣所大教堂。左近有一栋阴沉的砖造新古典主义“祈祷箱”，这是在19世纪初为异见派新教徒建造的，现在则是锡克教谒师所。唯一一个作为新多元文化主义直接产物的新建筑，是格林尼治伊斯兰中心，又名普拉姆斯特德清真寺；这是一座褐红色的砖造建筑，有一个看似草率的金色穹顶，其沉闷而俗气的设计，是由两种建设传统交融形成却不太有启发性的产物。而在其他地方，连这种交融的启发性都没有。瑞士投票反对其城镇景观中的巧克力盒子被宣礼塔破坏。晚至20世纪前十年，希腊大部分地区还是一个伊斯兰帝国的殖民地，却对要在城市景观中重新纳入伊斯兰建筑设置了多重禁令：前文提到的泽斯塔拉基斯清真寺，现在是一个民间艺术博物馆，其宣礼塔早就被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