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1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热点问题

第一，MEGA²编辑出版研究。

MEGA作为一项百年工程，它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原原本本地即未经审查地呈现给公众。然而，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妨碍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编辑出版，而且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散佚，以至于“没有一位理论家能够列出两位创始人的知识财富清单，也没有人致力于收集广泛而分散的通信”^[26]。尽管M.穆斯托的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因为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仍然没有完整的版本。

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学家并没有放弃这一浩瀚工程，而是在苏联和原民主德国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着MEGA²编辑出版研究工作——自1990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接手MEGA²以来，通过国际合作方式积极地推进了这项工作。1992年，重新确立了MEGA²编辑出版原则，即文本完整性、忠实于原文、描述文本发展过程、详细注释；1995年，调整了编辑出版计划，即将原计划的163卷172册调整为114卷122册；1998年，更换了出版社，即从迪茨出版社转到了柏林布兰登堡州科学院出版社。正如德国文献档案馆馆长U.劳尔夫（Ulrich Raulff）所说，MEGA²重组后得以继续推进的前提条件：“去政治化、国际化、学术化，这是与MEGA²编辑出版继续推进联系在一起的三个愿望。从迪茨出版社摆脱出来可以满足第一个愿望：它拔掉了政党投机者可能伤害文献学的最后一颗毒牙。落户于科学院出版社则保证了第三个愿望实现。”^[27]

2015年10月，德国公共科学会议（GWK）决定继续资助MEGA²编辑出版工作，期限为16年。就如G.弗勒贝尔特（Georg Fülberth）所说，得到这样资助并非理所当然^[28]。一方面，人文科学的资助金额是短缺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申请者必须竞争有限的名额。所谓的长期研究计划越来越处于这种不利主张的压力之下，即它阻碍了那些声称能够带来创新的新申请者。例如，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格林词典的编纂项目，它尽管作为一个享有声望的研究计划不可撼动，但继续编纂计划还是遭到否定，无法继续获得资助。MEGA²的编辑出版尤其受到质疑：它进展缓慢、耗时耗力，随着现今数字化的发展，人们甚至怀疑纸质印刷版是否还有意义。实际上，这次MEGA²不是作为一个继续研究计划，而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计划，即以新的申报题目“新构想并符合21世纪接受习惯形式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才获得了通过。G.弗勒贝尔特认为，这次会议标志了MEGA编辑出版工作进入了第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是：第一个时期（MEGA¹）：1927—1941年，由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主持；第二个时期（MEGA²）：1975—1989年；第三个时期：1990—2015年，拯救、重新规划和推进MEGA²编辑出版工作；第四个时期：2015至今，确定了MEGA²的数字化出版方向，即MEGA²的剩余部分将以电子版方式面世并对公众开放^[29]。在将来，不仅那些即将出版的电子版卷数对公众开放，之前的出版物将会被扫描成电子版上传到网上，也对公众开放。

从逻辑结构上看，MEGA²分为四个部分，即Ⅰ/著作、文章、草稿（拟出版32卷，已出版22卷）；Ⅱ/《资本论》及其准备稿（拟出版15卷，2012年已出齐）；Ⅲ/通信（14400封）（拟出版35卷，已出版14卷）；Ⅳ/摘录、笔记、旁注（拟出版32卷，已出版15卷）。MEGA²计划出版114卷122册。

截至2020年5月，MEGA²编辑出版67卷，尚有47卷在编或待编。其中，1975—1989年编辑出版34卷，1990—2019年编辑出版33卷。此外，还进行了MEGA²研究；出版了MEGA²研究系列、《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等。同时，自2002年起设立了“梁赞诺夫奖”，奖励在MEGA²编辑出版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学者。

毫无疑问，MEGA²是研究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最为权威的文本。因而，我们必须重视MEGA²的编辑出版研究状况，以便更好地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过去过分强调“经典文本”“传统观点”到今天过分强调MEGA²、“新观点”。

第二，MEGA²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再次成为MEGA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从而再度成为德国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对立论”“一致论”“差异论”“多变论”。德国学者也没有摆脱这几种模式：（1）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实乃“恩格斯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统一是“神话”；断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已经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共同信念，并努力追求所有现实领域普遍有效的规律，从而陷入了实证主义。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中，W.F.豪克等人指出，自19世纪后期以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恩格斯通俗化工作的结果。在所有关键点上，它几乎不能与马克思思想相一致。I.埃尔贝甚至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本是“恩格斯主义”，《反杜林论》是其立足点。（2）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或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指出“两者统一是‘神话’”的说法是错误的，断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高度一致性”，以及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不一致的解释，泽普曼持质疑态度，认为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解释会让人无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差异究竟在哪里。泽普曼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拥有共同的理论框架、共同的实践视角，而且，一系列研究已表明晚年恩格斯的独立文献，恰好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发做出了贡献。（3）论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点不同，但要真正创立“恩格斯主义”则是不可能的。例如，W.格伦斯批评了费彻尔的观点，并强调指出：（A）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马克思无疑起到了主要作用，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比恩格斯强调得更多；（B）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对立的断言根本没有经过严格论证，事实上，《反杜林论》1885年版序言曾指出该书是在马克思督促下撰写的，而且马克思还撰写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史”部分；（C）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问题的立场，都经历了从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两人的立场没有根本性差异；（D）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制与工人运动和平斗争方面，也保持着一致性。

不过，德国学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立足于MEGA²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尤其是在“利润率趋向下降问题”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占据支配地位观点，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崩溃问题，是恩格斯的虚构而非马克思的看法；一种是非主流观点，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崩溃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共有的观点。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MEGA²，认真地研究、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以便能够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从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第三，MEGA²中的《资本论》：从重新阅读到重新诠释。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宏伟巨著，在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1卷；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加工，第2—3卷才得以面世。但这两卷的编辑出版，却引发了恩格斯编辑稿、刊印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异同问题的激烈争论。至于《资本论》第4卷，那是在恩格斯逝世多年后，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的，但受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指责，尤其是受到了原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指责：“考茨基当年发表这部手稿时曾加以伪造，他在许多地方歪曲了马克思手稿的原文，破坏了它的结构”^[30]。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也为了加深对《资本论》的理解，德国学者结合着MEGA²对《资本论》进行了重新阅读、重新诠释，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阅读《资本论》活动”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发展过程中的象征性事件，“马克思—秋季学校”则是“阅读《资本论》活动”的拓展与延伸。在这个框架下，德国学者结合MEGA²阅读和讨论了《资本论》第1—3卷的有关内容。例如，“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原始积累”“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货币问题、《资本论》第3卷及其现实性问题，以及阶级、革命、霸权、历史必然性等问题。（2）在《资本论》的重新诠释过程中，德国学者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例如，“《资本论》（第2—3卷）：恩格斯编辑稿、刊印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关系”，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异；“《资本论》第2卷：形成、流变、传播”，论证了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资本论》第3卷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关系；《资本论》的方法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兴的关系等。他们断言，今天仍然需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兴。

在这个方面，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例如：（1）《资本论》第6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从《资本论》（第1卷）向第2卷过渡的桥梁；（2）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形式，不仅可以被视为形式的区分，也可以被视作事实的区分，这种区分对从不同视角反思今日资本主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3）《资本论》第2卷在资本的再生产功能方式方面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见解；（4）若主张自由生产者没有货币和利息的经济秩序乌托邦，那就是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错误理解；（5）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6）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2—3卷）过程中，对其作了多达5000处的改动，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3卷）为资本主义的崩溃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等。

第四，马克思理论形象重新塑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理论形象重新塑造是德国学者孜孜以求的事情，这尤其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重新界定，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未来轮廓的重新勾画上。德国学者立足于MEGA²，从多个视角对马克思文本、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阅读、重新诠释和重新理解，涌现出了许多新成果、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MEGA²中的马克思。德国马克思学家认为，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只是“部分的马克思”，即被片面理解甚至歪曲理解的“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大量手稿，尤其是早期著作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只有立足于MEGA²的马克思才是“完整的马克思”，即真正的马克思。（2）公共视域中的马克思。“马克思”不仅回到了学者的视域，而且来到了大众的视域；不仅回到了学术讨论会，而且来到了大学校园。在如此广阔的视域中，“马克思”被从多个维度加以重新理解。例如，新近的研究指明，马克思根本不能被视为决定论者，更不能被视为极权主义思想的代表和开放社会的敌人，从马克思的活动中可以引出“马克思思想中的民主改革路线”。同时，马克思不仅仅是整日浸泡图书馆的“吃书怪物”，而且也是试图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行动者。有学者甚至指出，“对未来而言，有希望拓展到作为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哲学家的马克思”^[31]。（3）围绕着“意识形态还是科学”这个核心问题，从马克思思想实质、基本特征、未来命运等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反意识形态，是批判的还是科学的，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等问题。例如，在W.F.豪克主持的长达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规划”（PIT）中，他区分了作为名词的“意识形态”与作为形容词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意识形态的”不再被理解为意识现象，而是被理解为物质机器，换言之，意识形态的东西是现实的霸权机器、制度，并与不同的物质实践、仪式等一起（无意识地）发挥作用，因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其实是对社会权力的批判，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反意识形态的。

此外，德国学者还结合自己的理论传统，挖掘出马克思著作中不同方面的思想。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深入研究，充分拓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及对资本主义更为客观公允的分析；马堡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则不仅试图解释他们时代的具体社会关系，而且还试图通过科学实践改变这样的关系。不过，这里的“改变”，很少涉及原初的范式创造，而更多地涉及重构、现实化和利用已有的历史与社会理论，即从“集体记忆”中被排除出去和被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这些讨论，他们重塑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

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形象，历来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一个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或“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两个马克思”，即“‘手稿’的马克思”与“《资本论》的马克思”或“批判的马克思”与“科学的马克思”；“三个马克思”，即“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的马克思”“李嘉图式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政治的马克思”。我们认为，马克思有四个理论形象，即“哲学人类学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家”（《资本论》）、“历史人类学家”（人类学笔记）、“政治革命家”（革命实践）；马克思至少有“四种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即科学精神（求真务实）、批判精神（怀疑批评）、实践精神（改造世界）和乌托邦精神（理想向往）^[32]。

第五，比较视阈中的马克思。

立足于MEGA²、深入阅读马克思文本，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前提条件；但又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还必须“跳出马克思”，即将马克思置于当代学术话语和当代社会现实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不仅从MEGA²出发重新塑造马克思理论形象，而且还在比较视域中重新诠释马克思。例如，卢森堡、凯恩斯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宗教、道德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等。

（1）卢森堡与的马克思关系问题。在卢森堡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主张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保守主义，而是强调群众运动自发性与政党、领袖自觉性的辩证关系；强调自由与民主、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等。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不仅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不同，而且与马克思理论也有所区别。例如，在批评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卢森堡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她认为，马克思没有解决再生产理论分析的困难，即没有说明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实现的问题。在她看来，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即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阶层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作为部分生产资料的供应来源和劳动力的后备源泉。这个思想为世界体系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弗兰克的依附理论、阿明的世界中心—边缘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凯恩斯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J.莱比格尔认为，马克思与凯恩斯提出了共同的财政货币政策，都为左翼经济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们在权力、所有制、财产等问题上的观点存在差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他描绘资本主义社会替代性选择构想的基础，但他却很少主动谈及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相反，凯恩斯将宏观经济和社会维度再次引入经济政策中，对左翼经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但他却无法就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提供更有利的理论支持。因此，就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工人利益而言，马克思理论是完善的，但若不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它就很难在当代得到修正和发展。只有两者相互补充，才能够有效克服最近十年来因经济政策转变而导致的经济危机。^[33]

（3）宗教、道德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德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宗教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议题之一。与拉美的解放神学不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持保守态度，认为将宗教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等量齐观是可疑的^[34]。例如，泽普曼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与宗教思想有着某些关联，但在很大程度上两者是对立的：根本差别在于，宗教意识通过超越性克服世俗性的幻想获得自我救赎，而坏的货币乌托邦则能够在舒服的现实中做到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批判及其现实性》中，M.迈尔（Matthias Mayer）指出，“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如此紧密地与实践意向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现实关系的改变确立为阐释目标。然而，马克思根本没有构思和意识到‘道德科学’（Moralwissenschaft），或以任何方式被表征为道德科学。引人注目的是，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标签下，唤醒了对道德科学的兴趣并试图重构（与马克思原初意向相违背的）道德。因此，为了把握介于道德哲学矛盾与意识形态极端性之间的马克思主义，重新确定它的起源是迫切的任务。”^[35]不过，即使马克思本人也没有留下简明的“肯定的伦理学”（positive Ethik）体系，但是从对马克思的思维方法的分析和重构中，既可以析出关于现实道德问题论争的文献，又可以析出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阐释。

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与当代社会理论和当代社会现实问题关系的研究，而且深化了对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仅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重新理解了马克思，而且从宗教批判、道德批判视角重新理解了马克思，从而使“马克思”变得更加丰满。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伦理道德批判始终是统一的。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有人（例如，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忽视伦理道德批判；有人（例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重视伦理道德批判而忽视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许，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伦理道德批判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理论实质。在这个意义上，霍耐特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道德维度补充”则是非常有意义的。霍耐特说，我们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利润追求独立化趋向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许多很有价值的洞见。这归功于他对劳动力市场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这些事实展开的：马克思相信，那些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拥有任何其他商品的市场参与者（即劳动者），能够被置入具有平等权利的契约伙伴状况中。与其说他们对相应的商谈条件的同意可以被视为自愿的，毋宁说，马克思更确信，生产资料占有者（即资本家），鉴于他们的垄断地位而总是拥有足够的权力手段，迫使劳动者或生产者接受他们的劳动契约条件。在马克思眼里，不论工资多高都不能偿付那些雇佣劳动者的实际贡献，因为劳动者的劳动被描述为经济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样，所有关于公正的或公平的劳动力价格的讨论，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纯粹宣传，只是为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更深层的事实。^[36]但在霍耐特看来，既然目前还看不到切实可行的替代市场经济的调控手段，那就应该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滥用转移到黑格尔、涂尔干的道德经济主义视域中，也就是说，既非剥削问题又非强制性契约问题，应该被理解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克服的结构性欠缺，而是通过它自身的规范承诺造成了这些欠缺，因而最终也只有在自身中才能克服这些挑战。如果要想将市场理解为社会自由领域，那就必须给出市场经济秩序能够无阻碍发展的社会条件。“这些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制度前提的所有难题，是马克思在逻辑上已经初步研究过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经济市场是否实际描述了一个纯粹的强制关系，因而排除了个体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问题只有事先弄清楚，应当如何恰当地描述新经济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回答这些问题。”^[37]

第六，阶级理论与阶级问题研究。

21世纪以来，德国学者围绕着阶级结构与阶级概念、经济阶级与政治阶级、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与阶级概念的当代适应性问题。德国学者大都承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关系、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人甚至认为社会阶级两极分化加剧，社会中间阶层萎缩，从而导致社会阶级分层模型失效。但是，他们在阶级概念的当代适应性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告别阶级概念”还是“重新接受阶级概念”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争论，有人认为形成了“新无产阶级”或曰“下层阶级”，有人认为“下层阶级”概念是可疑的意识形态用法，甚至有人认为既不存在工人阶级也不存在雇佣阶级。而他们在坚持传统的“经济阶级”概念还是转向“政治阶级”概念问题上也有激烈交锋。例如，德国法学家N.佩西指出，阿本德罗特坚持在当代民主社会中尤其需要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就是说，阿本德罗特的民主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和出发点就是马克思关于对抗阶级矛盾冲突的分析，其中包括社会和制度关系的异化与物化。阶级结构的最重要因素是对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它导致经济与社会支配权的完全集中化。因此，阿本德罗特过去的论断在今天仍然有效。这些论断就是：“社会的许多机构，不仅包括社会劳动过程创造出的既定的社会经济事实，而且包括政治组织（如国家）、法律规范、政治定理，表现为站立于人之上的独立存在的权力，而这些‘独立权力’实际上是由人创造并培育出来的。只要这种情况一直存在，那么下述任务就一直存在，即把人提升为自己历史的主人，认清并消除异化与物化现象。”^[38]

N.佩西说，为了保证民主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必然关联，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系统，使之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国民计划经济。换言之，民主化不能局限于政治机构，必须支配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从形式的政治民主过渡到实质的社会民主。在阿本德罗特看来，仅仅靠议会制民主宪法，无法保证继续平稳过渡到民主社会。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特权阶层会尊重法律秩序，尤其是当特权阶层认为在触及到自身利益时，如果改变对法律秩序的解释或干脆废除法律将非常有利于自身利益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议会制民主宪法不过是民主的整合工具而已^[39]。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不仅涉及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且涉及生产组织与经济组织的民主化。从形式民主到实质民主的转变，要依靠对现有秩序不公正性的深刻认识，以及政治力量关系的变化。

（2）关于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问题。毫无疑问，德国学者还在讨论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问题，有些学者也承认阶级对抗是一个事实，甚至认为近30年德国出现了社会斗争复兴。例如，德国《“社会主义”杂志》编辑迪特耶（Richard Detje）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社会还相对平静；到90年代中后期，德国出现了社会斗争复兴。在《“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概念是否过时？》中，弗勒贝尔特借助自己确定的“事实”——今天，下层阶级以多种方式“从上面”进行阶级斗争——捍卫重构阶级意识的现实性，并阐明阶级意识形成于相关者的利益之中。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相比，阶级感受处于支配地位；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最近20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体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为经济利益而斗争，没有关涉政治诉求。因而，社会斗争的内在动力在哪里？它有什么局限性与弱点？这些都是需要人们进一步思考的关键问题。例如，德国学者O.纳切威（Oliver Nachtwey）探讨了德国社会中新的社会冲突问题。他指出，在社会现实中劳工斗争继续发生，但斗争面貌有所改变，通常它不再与传统的蓝领工人形象相关，而更多的是与零售业和护理业的雇佣者相关，因此这些活动通常是由女性组织的。在涉及当今工薪阶层与阶级意识时，通过对原民主德国区域与联邦德国区域企业员工的调查，K.多尔（Klaus Dörre）指出，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同资本主义批判命题，但工薪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分歧：54%的受访者同意给失业者施加更大的压力。

（3）关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性问题。尽管德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最近20年来，德国出现了阶级分析与阶级理论复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例如，B.迪特里希（Ben Dieterich）说，在德国，阶级分析与克服有产者—无产者对立的阶级模型相关联，“目的是为了将现实社会模型解释为符合趋势的或完全的去结构化”^[40]。当然，只有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以及性别、种族等问题结合起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具有生命力。例如，在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F.豪克（Frigga Haug）看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因为性别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社会实践形式是通过性别关系规定的。社会学家M.吉门兹（Martha Gimenz）也强调阶级分析的紧迫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被视为主导性的。不过，有争议的是：如何将不同的压迫形式，如种族、阶级、性别，理解为相互联系的交织物。

尽管德国学者关于德国社会阶级问题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有些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对此，我们需要仔细辨析。不过，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是值得肯定的，涉及了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至少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新观点、新见解；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这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把握当今德国社会的阶级问题，而且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第七，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批判与替代性选择问题。

（1）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问题。德国学者不仅考察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基础，而且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措施和结果，并对新自由主义的私人化、自由化战略进行了批评，揭露了新自由主义霸权对民主的威胁，并断定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且是一种政治立场。例如，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蔡泽界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他指出，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即坚信国民经济只有由完全自由的市场主导，才能够繁荣昌盛。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这种要求主要针对贵族的特权和王侯的独断专行。而新自由主义则针对国家干预，但主要是针对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因为工会组织不源于市场，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旨在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相互竞争状态。由此，新自由主义也反对20世纪上半叶由国家组织资本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命运问题，德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一，尽管存在着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但新自由主义政治并未失败，相反是特别成功的。因而，不能轻易地谈论新自由主义危机问题。其二，必须揭露新自由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并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统治。其三，新自由主义信条将引人误入歧途，但若想终结新自由主义则任重而道远。不过，有一种很强的声音宣告新自由主义政治已经失败。例如，在《极权资本主义：试验台上的民主》^[41]中，德国政治学家德佩一方面从历史层面考察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民主在2008年以来的危机中面临着考验。就像后民主理论拥护者那样，德佩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极权资本主义”（Autoritärer Kapitalismus）时代，它瓦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在以往的民主资本主义当中，公共领域是政治民主的体现；但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公共领域具有了两面性：（A）随着新自由主义胜利，公共领域开始走向私有化。这种私有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个体自由、责任心和参与性的增加，但同时也改变了私人领域概念，因为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和运输、教育和社会保险等被私人接管，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B）私人领域开始走向公共化，如各种电视娱乐节目中的真人秀；但随着传媒的集中化，一小撮富豪控制了重要的政治新闻与信息，公共资源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因特网也成为各大利益集团的角斗场。德佩认为，这是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公共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像民主的政治程序一样已经空心化。德国学者W.施特雷克直接断言，新自自由主义政治已经失败，西方所宣扬的民主资本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政治民主，与其说互为条件，不如说相互背离。^[42]“当人们去观察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数据时，可以发现该过程完全是经济膨胀、国家负债和经济结构的普遍负债过程。从80年代开始，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差距开始扩大……这一切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吗？答案是：当然不能！”^[43]

（3）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特征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性质问题。毋庸讳言，今日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或“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或“金融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性质发生了变化，只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金融资本统治。至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德国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位：全方位的系统危机，严重的过度生产危机，信贷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市场危机。例如，鲍里斯认为，世界经济不均衡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全球不均衡主要是由美国（包括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之间的某些对外经济结构引发的。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对外贸易透明化、劳动强化过程改变，以及吸收外资取向，强化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心—边缘之间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

W.施特雷克指出，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已经没有了反对派，或者说，反对派的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但这恰恰是金融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征兆。因为只有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和组织原则的多元化，才会带来社会体系的兴盛。资本主义也能够从反对利润和市场的运动中获益。在凯恩斯主义和福特主义当中，对资本主义或多或少忠诚的反对派确保并稳定了总体需求，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挫败反对派或许不过是“惨胜”（Pyrrhic victory），因为那些反对力量尽管有时会造成不便，但事实上却支撑了资本主义^[44]。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由于摧毁了自身的反对派而正在走向终结。为了解释该过程，W.施特雷克分析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五个系统性失序——停滞、寡头性再分配、掠夺公共领域、腐败、全球无政府状态——它们都源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削弱了的资本主义传统制度和政治限制。

（4）关于是否能够走出，以及如何走出金融危机的问题。德国学者特别考察了“与凯恩斯一起走出危机的可能性”：一种观点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不能在自身矛盾基础上被消除；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并不存在对市场的替代性选择，但可以期望在资本增值之外寻找新经济的可能性，因而必须与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取向的经济转型联系在一起。因而，要想走出金融危机，仅仅局限于反金融危机措施是不够的，还必须翻转“自下而上的”社会财产再分配方向，在生产中确立新的分配关系。然而，德国学者对翻转再分配方向的现实可能性持保守态度。有学者根据数据分析指出，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后所留下的政治空白，至今仍未被左翼党填充。因而，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左翼党不仅没有明显削弱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政策，而且至今仍未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社会模式以抗衡新自由主义^[45]。

在替代性选择方面，德国马克思主义者M.布里（Michael Brie）首先完全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的断言，即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才是切实可行的，否则就只会沦入野蛮主义之中，“不说资本主义的长处，就应该免谈社会主义”^[46]。他指出，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要问题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大规模生产问题。因此，在此情况下左派的发展方针应该在于：（A）清楚地意识到各种可能的路线设置的多元性，充分整合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各种力量与反对力量，若单枪匹马或与所有其他政党为敌，那只会使自身孤掌难鸣。（B）将策略行为与身份认同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在精神层面与实践层面将各种不同的左派立场联系起来。不过，这只有借助有说服力的、能够经受住实践考验的叙述才能够完成。为此，M.布里给出了“4U”建议：其一，出发点是“分配”（Umverteilung），即翻转从底层到上层、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分配方向，应扩大公共财富并保障社会安全环境；其二，尽可能地深入到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对所有生活方式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行“改造”（Umgestaltung）；其三，实现民主的民主化，即“扭转”（Umsteuern）决策过程领域；其四，“全面的”（umfassende）团结、积极的和平政策、贯彻无暴力方针。（C）需要一个更加实际和更为可信的介入方案。（D）只有当左翼成功地发展出“中层和底层联盟”时，才有可能有所作为，因为如今代议制民主已然是非代议的了。例如，2013年德国议会选举时，占社会1/4的中上层有近90%的投票率，而占社会1/4的下层（失业者、社会救济金领取者和低学历者）只有不到50%的投票率。所以，M.布里强调，左翼党必须放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争取社会上的大多数。因为目标与道路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社会主义目标，左翼党将走向歧途；没有切实可行的道路，目标则是无意义的。

在霍耐特看来，根本不存在完全的替代性选择，因为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扬弃仅仅是一种内在批判，即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内在矛盾的揭示。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抽象自由原则与资本主义宣扬的博爱原则是冲突的。因此，为了在理念上克服新自由主义的缺陷，必须重新复活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即社会自由观念，但社会自由并不是对消极自由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消极自由也是未来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八，新帝国主义与国际新秩序问题。

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变化与国际新秩序，一直是德国学者的重要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问题。德国学者主要围绕着帝国主义概念、帝国主义理论及其现实性，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纲领的现实意义展开讨论。另外，还讨论了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历史特征，新老帝国主义的结构形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问题。（2）世界体系变化与国际新秩序问题。例如，世界不均衡与南北关系；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北美、西欧、日本“三角关系”终结，新兴国家崛起。例如，从G8峰会到G20峰会，就是这种新国际秩序变化的表达；中美俄关系对国际新秩序的决定作用。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德国特殊的“难民危机”问题，从“难民危机”角度重思新帝国主义与国际新秩序也成为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在一次有5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周”（法兰克福，2016年3月14—18日）中，德国学者讨论了最为棘手的欧洲难民危机问题。许多学术报告分析了今天和历史上的难民潮起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移民的普遍关联，以及阶级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德国经济学家阿尔特法特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移民问题。他认为，资本积累必然导致无产者贫困化，这种贫困化在全球发展落差和最终的难民潮中达到顶峰。当然，环境灾难也是难民潮的起因之一。他指出，难民的困境使得进一步的政治参与成为不再可能。因此，为了在世界范围内遏制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方面对生活条件的负面影响，将金融市场重新嵌入到制度框架中，将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不过，在改变社会生态和经济所需要的可能主体方面存在着论争。德佩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与自由劳动力后备军即相对人口过剩的关系，强调移民与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他认为，当下难民问题起因的根源在于历史上的殖民剥削与当今的新殖民关系。因而，必须在社会革命中创造符合人的尊严的生存条件。在这里，德佩提出了一个得到广泛讨论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将亨廷顿以来所鼓吹的文化斗争再次转变为阶级斗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难民起因和对之斗争的讨论。例如，B.马班察（Boniface Mabanza）阐述了北方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新殖民关系，包括结构上的适应方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他指出，真正的“入侵”并不是那些涌入欧洲的难民们，而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殖民者。今天，尽管非洲联盟立场鲜明地反对这种殖民剥削，但在金融和制度方面仅仅是微弱地表达了这种立场。不过，随着更多国家如中国的参与，可以提供更多合作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这种剥削关系^[47]。

第九，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时值两德统一30周年，德国学者围绕着德国历史、两德统一与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大做文章，他们不仅揭露了1989年和1990年之后的历史神话，而且考察了民主德国的历史向度，讨论了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1）社会主义观念需要重新理解。O.内格特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名义从事犯罪的人，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集体责任”（kollektive Haftung）。“对我来说，这不是纯粹的认识问题。因为这正好涉及，在这个观念名义下牺牲了许多人的善良信念和‘热情’（Enthusiasmus）。因而，我们在讨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能不重新考虑道德维度。”^[48]就是说，任何一个想从社会主义角度研究马克思的人，必须包含着“道德决断”。这样，就不仅要讨论资本强制逻辑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还要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在此，他们区分了两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A）在规范观念层面，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要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是要在更为广阔的价值观念中，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冲突的价值理论，如自由与团结、个体与集体的价值观念等，因此在这个方面不存在近代意义上彻底的革命，只有不断的改革。（B）在现实制度层面，社会主义革命是对社会制度进行重新安排，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左翼学者认为这是可能的，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及全球抗议运动，已经表明制度革命迫在眉睫。例如，在《没有贪婪的财富：我们如何脱离资本主义》中，左翼党理论家S.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甚至构想了四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企业制度类型：合伙企业、合作企业、公共企业、公共福利企业，并认为这四种企业类型并不是人们新创造出来的，有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得到了部分发展或尚未实现发展。她认为这四种企业类型背后共同的观念是：企业的发展必须被置于共同决定的框架中。在公司的政策中，每个职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发展市场空白、改善现有产品和试验新想法等方面，它们的民主结构使得充分利用社会的创造性潜力成为可能。她说，这样的成就“没有其他任何机制能够很好地动员达到，只有许多生产者自由的竞争和对新进入者的持续市场开放”才能达到。^[49]这种替代性经济，其实是一种小型的、地区性的、民族的生产统一体。企业的未来也不是全球性的寡头垄断集团，不是国家集权的经济政治。由此可见，S.瓦根克内希特勾画了自己对当今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解。

（2）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批判性反思。两德统一20周年之际，德国学者围绕着德国历史、两德统一与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大做文章。且不说学术著作、学术会议和其他杂志，仅《马克思主义杂志》《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就发表了十多篇相关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德国学者深入讨论了如下问题：两德统一后20年，德国人们获得了什么？60年前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战后重建留下了什么痕迹？历史能否被视为“极权主义教条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反题？例如：

在《民主德国研究与历史神话》（2009）中，德国历史学家R.汉内曼（Raiko Hannemann）提出了“民主德国是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他指出，尽管民主德国的历史矛盾性使人们刻画它较为大众化的、恰当的形象变得困难，但民主德国研究的对象不应该被表征为昏暗不明的。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就有了民主德国研究的替代性选择开端。“因此，不应该驱逐批判的民主德国研究，它与为‘恰当的’民主德国形象论争融合在一起。”^[50]那么，现在可以从批判的民主德国研究中期待什么呢？R.汉内曼认为，显然不能期待东方学^[51]与极权主义理论之间的中间道路，而是期待（以现存的非东方学、非极权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新类型的民主德国研究。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其研究一方面陷入了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陷入了相对主义，从而导致民主德国历史关系消解而走向无关事件的汇集。另外，在《被规定的崩溃：关于80年代末民主德国经济状况的神话》（2009）中，德国经济学家J.勒斯拉（Jörg Rössler）讨论了“民主德国经济崩溃神话是如何出现的”问题。

在《民主德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经验主体》（2009）中，德国政治学家利贝拉姆指出，最近20年，德国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讨论了民主德国失败的原因与欧洲社会主义的尝试，而且还讨论了许多其他问题。然而，“核心问题在于必须回答：哪些现有的知识是从作为社会主义新组织‘经验主体’的民主德国历史中产生出来的？^[52]与此同时，关于民主德国的历史，在2009年的纪念活动中，也研究了比歧视史更多的东西：正如民意调查所表明的那样，积极的民主德国回忆总是占支配地位，长期大量过分的辱骂被超越了。

N.佩西试图进一步解决下述问题：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民主德国与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民主解放与法治国家的关系。G.斯图波认为，民主德国也有社会主义民主；P.v.厄尔岑指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形式的民主权利，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的实现必须依赖社会不平等的缩小，乃至社会不平等的消除。

由此可见，德国学者不仅揭露了1989年和1990年之后的历史神话，而且考察了民主德国的历史向度；不仅讨论了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而且分析了民主、人权、解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并揭示了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失败与民主社会主义萌芽问题。

第十，从新社会主义到新共产主义。

毫无疑问，激进民主理论是新社会主义构想的重要理论基石。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其不仅在左翼政党中，在主流学术圈里也获得了诸多关注与回应。与激进民主相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新反思，也成为左翼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与世界各国左翼学者相呼应，德国左翼学者也讨论了新社会主义—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问题。

尽管在左翼学者圈子中，基于激进民主理论的新社会主义—新共产主义构想已经“大行其道”。例如，L.布朗施与M.布里主编的《共产主义》文集^[53]等。但苏东剧变以后，西方民众对此普遍持有这样的心态——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有目共睹，但一种更好的替代性选择却无迹可循。例如，G.吕茨施曾经参与讨论“21世纪通往共产主义之路”，这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但大众媒体与民众的普遍回应是：“不要再说共产主义！”

与大多数主流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沉默相反，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W.戈尔德施密特（Werner Goldschmidt）认为“共产主义问题”值得讨论，尤其是在当今资本主义处于深层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危机中，仍无法找到内在出路的背景下。不过他强调，在讨论通向共产主义之路前，应当先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指出，对共产主义概念的经典解释源于《共产党宣言》，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4]。W.戈尔德施密特认为，恩斯格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有类似的说法：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作为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社会形态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该基本原则被充分阐述清楚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他特征才能得到有意义的处理。

鉴于“现实社会主义”（Realsozialismus）在20世纪的失败，共产主义观念是否仅仅是一个纯粹乌托邦幻想，抑或仍然具有潜力，可以为解决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问题提供切合实际与现实的视角呢？只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提供根据。W.戈尔德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论断为回答该问题提供了线索，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概括：“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5]根据该论断，人们可以发问：在当今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否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已经适合解放一个社会，该社会的基本原则不再是为了资本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W.戈尔德施密特指出，在金融驱动的积累政策条件下，也在全球环境灾难的威胁下，基于微电子革命的新自由主义的高科技资本主义，既没有走向约束或管制资本主义生产之路，也没有走向缩短劳动时间之路，而是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许诺的‘个体化’……导致工薪阶层进一步碎片化，这明显地表现为工会于1980年之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权力丧失”^[56]。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政策陷入危机之后，生产者自由联合的思想又重新获得了吸引力。例如，ATTAC（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者运动和海盗党等。然而，当今高科技资本主义（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泰勒制资本主义）不会在此危机中崩溃。因此，当今社会首先需要文化转型，需要一个可信的替代性选择。W.戈尔德施密特相信，自己能够担当起重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之任。不过他认为自己无法预见：借助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转型是获得加速还是遭到抵制？因为这是社会斗争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只要文化转型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性的必然环节，那这个过渡就不是短期事件，而是需要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摆在左翼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成功地争取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当今的戏剧性危机，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危机，为领导权转移提供了真实的契机，因此，W.戈尔德施密特呼吁：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57]。

在《与民主德国一起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2009）中，德国学者S.勃林格尔（Stefan Bollinger）宣称，只有当社会主义运动取得成功，并理解了SED与民主德国的历史错误时，才能够成功地创新社会主义。他指出，尽管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它仍然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这就存在着如何理解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新社会中，不仅有党与国家，而且要有公民社会。左派，即使在党的名义下，也是在激进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与手工劳动的、改革的“骑虎难下的资本主义”之间来回厮杀，为的是在此时此地帮助人们，以至于不使他们陷入无保障状态并提出生存要求。“这是战胜资本主义并最终在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力量的最大诉求与最纯诉求之间的冲突。今天，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否还保留超越正义、团结、所有生活领域的民主化之上的乌托邦，在此是不清楚的。”^[58]

总之，德国学者不仅对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而且还提出了各种新社会主义构想。（A）关于通往新社会主义之路，德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在今天，社会主义构想是不可能的，但在未来，民主社会主义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有人肯定“计算机—社会主义”构想，有人说“计算机—社会主义”在21世纪或许还不能实现，它只是未来共产主义远景目标；有人认为，未来10—15年，社会经济生态化转型也许是可能的，但要实现社会主义转型也许还不可能；有人提出，新社会主义追求，就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彻底民主化。总之，尽管有民主社会主义、“计算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不同方案，但概括起来，“社会主义”应有三个关键词，即“市场”“民主”“生态”作定语。（B）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德国学者有不同的定位。例如，效仿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政治实用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成功的、但非社会主义道路；超常规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