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1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向
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后，德国学者立足于MEGA2的研究，从文献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哲学、法学和历史学等视角，对马克思文本、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社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批判和创新，并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反思历史、阐释现实、预测未来，从而涌现出了许多新成果、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21世纪以来，出现了“马克思复兴”，近年来，甚至出现了“马克思热”。尽管德国学者跨学科、多层面、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缺乏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向。
第一，文献学路向（“寂寞的”马克思学家）。柏林MEGA编辑出版资助协会、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MEGA编辑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研究中心等组织机构，以及费彻尔、W.F.豪克、诺伊豪斯、胡贝曼、福尔格拉夫、黑克尔等人，主要从事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MEGA2编辑出版研究；二是编辑出版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再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新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通讯》等；三是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等；四是创办“马克思—秋季学校”、设立“梁赞诺夫奖”，以奖励在MEGA2编辑出版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学者。
德国马克思学家对重新还原和理解马克思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通过对《资本论》（第2—3卷）手稿的仔细对比分析，他们断定恩格斯编辑稿、刊印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相比存在着侧重点的变化。在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问题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利润率趋向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上升、持平和下降），马克思并未确定线性下降趋向，而恩格斯编辑稿、刊印稿则指明，利润率趋向下降是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趋势。与此相应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崩溃问题，也是通过恩格斯的编辑干预而被凸显出来的，并非马克思本人的思想。[15]
除了试图通过原始文本的编撰、梳理和评注，还原“真正的马克思”之外，德国马克思学家还试图积极地“复活”马克思。就是说，激活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始终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因而，他们对马克思作品接受史的考证与研究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更为关注《资本论》哪些重要方面被曲解了，更为热衷讨论资本批判、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剥削和全球化等议题的当代价值。例如，A.佩希曼通过再次研究《资本论》的资本循环理论，尝试着将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当作真实的区别来理解，由此阐明每个循环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问题，从而试图将这种分析与当下实际问题衔接起来。他指出，根据资本流通中存在的这些真实差别所包含的不同问题、困难和危机现象，能够解释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视角及其不同理解，也能够激活《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的商品循环分析中，货币资本的增值目的并非能够直接实现，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即货币资本必须转化为作为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生产资本。因为剩余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会形成，所以货币资本的增值仅仅是对未支付报酬的剩余劳动的占有，即资本的价值增值是通过剥削劳动而发生的。这样，对货币增值的批判应当最终落脚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洞见有助于对当今金融资本过度膨胀的批判。此外，商品转化为货币也异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之后所有环节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转化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能否被生产者和销售者唤醒，从这方面又能够展开对消费社会、商品美学的批判性分析。
第二，意识形态路向（“孤独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例如，施蒂勒、施泰格瓦尔德、霍尔茨、哈恩、迈彻尔、特雅登、比朔夫、蔡泽、泽普曼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杂志》为阵地，试图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并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解释社会现实问题。正如德国学者格伦斯（Willi Gerns）所说，《马克思主义杂志》一如既往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立场，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导思想相符合，尤其是与德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16]。
首先，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反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实质的关键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实质问题上，德国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有人（如希腊裔德国社会哲学家孔迪利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意识形态，或曰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有人（如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霍尔茨）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17]，因而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阶级意识形态，而只能理解为“反意识形态”（Antiideologie）。霍尔茨指出，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内部存在着某些分歧，但“多元马克思主义”构想和“复数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n）概念应当被抛弃。当然，不能抛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原理和基本范畴，即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社会关系、阶级矛盾是所有制关系的产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唯物主义思想等。德国经济学家E.M.米勒[18]也断言，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性，所以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一切已经被证明或正在被证明为正确的地方。
不过，德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批判性反思。例如，德国文学家、美学家迈彻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性的批判是彻底的，但也是片面的，它没有认识到被批判对象的“注释与怀疑价值”。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意味着解构被批判对象的错误，而且意味着对其真理要素的加工。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后现代话语对“怀疑价值”的维护并没有什么不同。况且，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理论体系，它是未完成的、不成熟的，“语言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亏空领域……这对美学领域来说是同样适应的”[19]。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还是科学的？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下层市民生活：关于哲学与哲学家》文集中，施泰格瓦尔德讨论了三个问题。（1）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从头到脚的颠倒”，这是哲学界流行的说法，但这个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黑格尔已经谈到了市民社会的结构和矛盾，也谈到了非市民阶层的日益贫困化问题。因而，应当承认黑格尔与其他思想家的价值。他认为，黑格尔等人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通过马克思跳出了资产阶级哲学而具体化，即借助物质生产进行分析。不过，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仍然存在着核心差异。（2）辩证唯物主义与进化论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当施泰格瓦尔德与作为资产阶级实证主义最新类型的进化论人道主义论争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质量是清楚的。换言之，施泰格瓦尔德利用宗教批判动摇了作为宗教之子的进化论人道主义；利用卓越的无神论动摇了先验的社会批判。“这样，他就非常清楚，马克思哲学在两个前沿阵地作战：一是反对精神所反对的实证主义（它使自然科学成为意识形态）；二是反对精神所反对的在宗教中或某些类型的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观念论自我误认。”[20]（3）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施泰格瓦尔德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社会不是任意行动着单个人意志的随意相遇，而是隶属于规律性的。这样，“社会规律性”（soziale Gesetzmäβigkeit）就成为他与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家H.达默尔（Helmut Dahmer）强烈论争的核心概念。在阿多尔诺批判理论传统中，H.达默尔将资本主义解释为“伪自然”（Pseudonatur）、“重复强制”（Wiederholungszwang），断定即使规律性起作用也只是一种假象。
最后，未来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复数的还是一体化的？这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在关于未来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上，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大致有两类观点。（1）“未来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关联、没有共产主义视角，就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特雅登要求将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枝节问题，而将恩格斯的文明形成理论、生产方式必然相互继承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足点。（2）“未来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的，但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是复数的、多元的？还是单数的、一体化的？与W.F.豪克力主“复数的马克思主义”构想不同，迈彻尔提出了“一体化马克思主义”（Intergrativer Marxismus）构想，认为它有六个维度，即（历史作为辩证过程的）本体论维度、（人与社会关系总体作为自然本性的）人类学维度、（统一理智概念的）认识论维度、（生产关系的）形态史维度、（世界形成的美学的）文化史维度、（反对压迫的表达的人权的）伦理的、政治的实践维度。这样，“未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文化学等在内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泽普曼则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思潮，并试图使实践哲学成为对“未来马克思主义”讨论有效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一个含糊其词的假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被还原为获得实践决策合法化的工具。这样，泽普曼就保留了“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或者说，泽普曼是阿尔都塞客观主义变种的继续或同盟。因为在泽普曼眼里，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必须奠基于主客体辩证法。因此，他不再局限于马克思的成熟思想，而是也研究“有成功希望的干预”之客观前提。于是，泽普曼就有了这个洞见：人既是社会生活状态的结果又是其创造者，从而具有了双重性：人既是被决定的，又是独立的。
第三，政治经济学路向（“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派）。例如，P.罗默、利贝拉姆、阿尔特法特、胡弗施密特、莱比格尔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为阵地，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创新，并用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或称为“多元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发出了德国“左翼马克思主义声音”。“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的出版，我们试图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重新开始的可能做出贡献。我们认为，在今天情况下，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在政治遗产和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有理论前提）进行质疑和彻底批评，应该重新论证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划，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未来观念”[21]。
《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是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创新论坛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学术季刊，酝酿于1989年秋，正式出版于1990年。主要创办人是左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容克，主要撰稿人包括马克思学家、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左翼政党和工会中的知识分子。该杂志秉承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批判精神与开放传统，努力为作为思想理论与政治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研究与多元化发展做出贡献，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理解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为社会政治的现实性恢复名誉，全力推动、引导和组织各种国际性学术讨论，使国际讨论之间的联系组织化和文献化。总之，该杂志是与政党政治没有组织关系的“多元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与讨论平台，发出了“德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的声音”[22]。
以《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为中心，倾向于政治经济学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陆续出版、发表了不少著作和文章，阐述《资本论》的有关理论问题。例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商品循环理论和资本主义转型等。此外，他们还结合《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分析有关社会现实问题。例如，殖民与全球化问题、女性主义问题、德国左翼问题、难民问题、住房问题和劳工合同问题等。这些结合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分析，特别是他们提出的“资本主义双重转型”思想，为政治经济学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赢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也为德国左翼政党介入德国学术界的争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第四，政治伦理学路向（“潇洒的”马克思主义重建派）。例如，霍耐特、维尔默、奥菲和R.弗斯特等人，以《WestEnd：社会研究新杂志》为阵地，从文化社会学、发展心理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视角对当今社会结构转型进行内容广泛的分析，并试图借助马克思思想资源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悖谬；但是侧重点在于进一步推进和最终完成后期哈贝马斯开启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23]。
关于“政治伦理路向”，已经出版了《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2008）、《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批判理论语境中的维尔默政治伦理学》（2011）、《承认·正义·伦理——实践哲学语境中的霍耐特政治伦理学》（2017）等学术著作，还将出版《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2卷本）等著作。因此，下面我们主要讨论德国马克思学家、德国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派，而不再讨论德国马克思主义重建派。当然，也会涉及有关问题，譬如，霍耐特对马克思有关著作，尤其是《资本论》的批判性反思等。霍耐特指出，如果认为与马克思著作进行创新性论争是富有成效的，那无须过多辩护。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膨胀的信任，以至于理所当然地看到，马克思勾勒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所有论据又一次成为有效的。“在整个60年代，当卡斯托里亚迪斯、哈贝马斯等人批判性研究马克思思想遗产时，似乎忘记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被视为同样好的，并论证它应用于今天的社会现实是无问题的。”[24]不过，马克思思想中也有一些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例如，对马克思异化理论（肯定性的）重新理解必须被视为成问题的，因为在那里出现了本质主义人类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实性的强调似乎要进行严格限制，因为经济关系由于全球重心转移、国家干预而发生了根本变化。“谁试图概述马克思的接受状况，那就必须说，很多人拥有其著作一再追求的善意洞见，但几乎不能正确地知道如何适当地实现它。”[25]因而，在马克思著作中“死东西”与“活东西”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最好或许是再后退一步，目的是阐释、重构马克思阐发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某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