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个版本的序言
一 第一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写于1878年6月11日，恩格斯主要阐述了写作《反杜林论》的动机目的、写作方式等。
（一）恩格斯厘清了写《反杜林论》的原因
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1833-1921），1853—1856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后做过见习法官。1861年，因严重眼疾，退出法律界。同年，他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不久便双目失明。1863年起任柏林大学编外讲师，于1863—1877年在该校任教。杜林从1872年开始在著作中抨击普鲁士的大学制度。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执教的权利。[1]1889年，他创办《人格主义者和解放者》刊物，主张反犹太主义。
大约在1875年，杜林“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2]，他相继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以下简称《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学》）和《哲学教程》三本书，自称构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说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形成了恩格斯所讲的“三路论证大军”，突然“向当代挑战”。并且“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3]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哲学教程》中，杜林将德国以前的哲学家说得一无是处，对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他说：“集中化和系统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不成体统，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中国人式的博学……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4]所以，当时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对于恩格斯批判杜林有两种看法：一是拥护杜林的人有意歪曲恩格斯的写作动机，把恩格斯写《反杜林论》说成是为维护马克思而针对杜林的“内心冲动”的产物；二是把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看成是一种纯学术的争论。针对这两种看法，恩格斯在《序言》开篇一语中的地指出：“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5]恩格斯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澄清了这一点。他说：“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批判性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6]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的著作是1867年12月，杜林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确定了对杜林所持的批判态度。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暂时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耗时两年多，写了一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民主党中内机关报《前进报》[7]上，批判杜林。
事实上，马克思曾说，写这本书，对恩格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8]恩格斯放下了当时正在写的《自然辩证法》，着手批判杜林。恩格斯为什么甘愿做出巨大的牺牲去批判名不见经传的杜林呢？这一选择是他和马克思共同缔造的事业，即当时工人运动实践的需要。
首先，《反杜林论》是回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需要。
1870—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剥削的加深，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广泛地传播起来。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联合代表大会上，德国两个工人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拉萨尔派）实现了统一。党虽然统一了，但对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做了让步。在大会通过的《哥达纲领》中充满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因此，尽管党在组织上实现了统一，但由于思想上容纳了机会主义，理论上的分歧埋藏着引起分裂的隐患。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坚决反对《哥达纲领》。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但考虑到两个工人政党刚刚实现统一，为了避免激化矛盾而造成党内分裂，故没有发表。而这时，党内对机会主义的妥协情绪却更加上升，机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行起来。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接近社会主义，却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调和阶级矛盾。他们构造种种“体系”，打着最新的科学的旗号同马克思主义对抗。杜林就是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其次，杜林的“社会主义”学说已经渗入到方方面面，必须澄清它的真面目。恩格斯讲：“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9]杜林没有资产，以大学讲师的身份常年在讲坛上宣讲社会主义，对统治阶级毫不让步，引起工人的同情。更由于他的理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并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在德国工人、学生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都有很深的影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儿在1874年写了一篇《一个新的“共产党人”》的文章，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公开讲杜林在国家的价值、议会制度的本质、巴黎公社等问题上，“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10]还说：“他的基本观点是出色的，我们完全赞同。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新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11]而事实上，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杜林就写文章“批判”《资本论》。杜林所谓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到底是什么，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
19世纪7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历经巴黎公社的失败，进入到一个和平发展时期。总结失败的原因，思索未来工人运动的策略和道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及帮助下走出巴黎公社失败的阴霾，正积极重聚革命力量，为未来的斗争备战；另一方面，和平发展时期，由于各种思潮泛起，党内思想并不统一。其中，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策略被有的人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中间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吸纳了许多非无产阶级同路人。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迫切需要。当时，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以杜林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是关系党能否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根本问题。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使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批驳杜林主义。因为“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确表态”。[12]杜林在当时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党内外、普通民众之中，不澄清它的真面目，不厘清理论上的混乱就会影响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关于论战式的写作方式
恩格斯讲，杜林继承了当时德国学术界喜好“创造体系”的立言习气，他所宣传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13]，而且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他的理论体系是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庞大系统。为此，恩格斯把杜林的理论体系比作一枚酸果，把对它的批判比作啃酸果。批判他吧，他只是柏林大学的名不见经传的讲师、一个小人物，与之理论费力且不值。在思想史上，批判大人物、与伟人对话，就意味着对前人的超越。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扬弃了其唯心主义的外壳，理论境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学术领域，敢于和前辈先哲对话、较量，从而使自己在人类思想史上为人所铭记的例子比比皆是。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波普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自然科学方法对历史学的适用性问题的探讨。他把历史思想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加以考察，区分了两者的区别，认为两者有各自独特的领域、目标和作业方式。他既讨论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与哲学的理论方法，又大胆地批判包括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思想方式，在现代科学的光环下，他的理论凸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从而使他坐享现代西方哲学大家的盛誉。杜林虽然只是柏林大学的一名讲师，同时还是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创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宣传社会主义。不批判杜林，任其思想传播，对工人运动有负面影响，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正本清源。因此，恩格斯毅然放下《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14]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采取详尽的论战式写作方式，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方面面，这主要是由于论战对象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鉴于杜林的理论体系庞大，所涉及的面也很宽泛，恩格斯逐一批驳与之论战，在批判的同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面阐述。由此可见，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必须详尽。这样的详尽尽管“同这一对象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15]，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还有另外两种情况可作为理由。“一方面，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16]另一方面，如恩格斯所说，“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时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惟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中于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且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会克服这种幼稚病。”[17]
恩格斯相信，有着“健康的本性”的工人阶级，一定会在实践中克服德国当时学界动辄创造体系、以高超胡说冒充深刻思想的幼稚病，在革命实践中，鉴别、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