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易林》在《隋书·经籍志》中列为子部历数类，《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列为五行类，《宋史·艺文志》列为蓍龟类，《四库全书》中列于术数类，文献目录著作的归类标示出《易林》文本具有工具性。传世史籍文献关于《易林》最早的记载也是应用层面的，见于《东观汉记》。真正对《易林》展开研究，从目前文献来看，唐人王俞的《周易变卦序》可视为最早，其中“辞假出于经史”、“言近意远”的论断拉开了后代研究的序幕，宋、元时期《易林》略显沉寂，明代开始，对《易林》的关注逐渐上升。近现代，尚秉和、闻一多、胡适、钱锺书等学者的加入，使得《易林》的研究趋向于活跃，相对来讲，视角更为开阔和广泛，对其进行简单的分类梳理，主要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易林》的校勘、注解、作者考辨

最早对《易林》进行校定的学者是宋代的黄伯思，流传下来的《校定焦赣易林序》有这样的文字：“或字误，以快为怏、以羊为手。”随后的薛季宣、陈振孙也进行了这样的工作，薛季宣在《叙焦氏易林》中说：“书屡经传写，字多舛误，以羊为缶，以快为决，若此者众，为是正其晓然者。”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谈到了对《易林》的校定问题，曰：“颇恨多脱误。嘉熙庚子从湖守王寺丞侑借本两相校，十得八九。其中亦多重复，或诸卦数爻共一繇，莫可考也。”宋代以后，印刷术长足发展，《易林》的版本增多，随之，文字校勘工作也更为常见。版本不同，相互之间的文字差异也越大，今天的学术界一般将《易林》版本分为两个系统，综合起来：一是《士礼居》本（清嘉庆十三年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校宋刊本）、《四部丛刊》本（乌程蒋氏密韵楼影元本）、《丛书集成》本，合称为“宋元本”；一是《正统道藏》本、《广汉魏丛书》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古今图书集成》本，称为“明本”。民国时期尚秉和先生广搜各种版本，依据不同版本的文献记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校勘，并在此基础上，对《易林》予以注解，写成《焦氏易林注》与《焦氏易诂》两书，嘉惠学林。近人徐传武先生、胡真先生的《易林汇校集注》，刘黎明先生的《焦氏易林校注》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2]。在校勘的基础上，对《易林》做出注解、注译的著作也不少，钱世明先生的《易林通说》，费秉勋先生主编的《白话易林》，邓球柏先生的《白话焦氏易林》，芮执俭先生的《易林注译》等，他们将《易林》的研究从校勘、注译层面推进了一大步。

《易林》作者考辨是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综合各种论断，历来关于《易林》的作者共出现四种看法：（1）西汉焦延寿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唐代王俞《周易变卦序》，宋代黄伯思《校定焦赣易林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代丁晏《易林释文》、刘毓崧为《易林释文》作的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民国时期的尚秉和、杭辛斋，近人陈良运等主张此观点[3]。（2）东汉崔篆说，这种论断起自明代，清人牟庭相、翟云升、姚际恒，近人余嘉锡、胡适等主张此观点。（3）东汉许峻说，清人左暄主张此观点。（4）作者不可考，明人郑晓在《古言》中提出，明末清初顾炎武说“疑为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近人容肇祖认为“《易林》一书确为哀平以后的占筮书。即不然，亦当是慢慢积累而成，而今本《易林》，断非全部是哀平以前所应有的”[4]。近几年，陆续还有学人在这一问题上下功夫。他们的研究或从文本出发，或从文献目录、版本出发，考订《易林》的作者归属，对于认清今本《易林》的本来面目有很大借鉴意义。

2.《易林》的易学研究

唐代以前，对《易林》的易学术数关注点一直停留在应用或模仿层面，郭璞的《易洞林》、托名东方朔的《灵棋经》等在占辞的编写和解占方式上和《易林》有一定承继关系。唐人王俞最先开始对《易林》的易学进行研究，在《周易变卦序》中说：“大凡变化象数，莫逃乎《易》，唯人之情伪最为难知。筮者尚占，忧者与处，赣明且哲，乃留其术。”并称《易林》为《大易通变》，明确指出《易林》和易学的关系，以及《易林》的易学性质。宋人朱熹、朱震、朱鉴、赵汝楳、丁易东，明人熊过，清人王弘、惠栋、魏荔彤等主要从变卦角度对《易林》进行认知和研究，间或有对《易林》卦气、值日法的探讨，另有明人韩邦奇的《易占经纬》，将《易林》和《易经》视之为经纬的关系，值得借鉴和重视。民国时期尚秉和先生，从纯象数角度出发，在《易林》易学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展，近人台湾学者乔家骏先生的《〈焦氏易林〉 易学研究》，在尚氏学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易林》的易学特征，对后学具有启发意义。

3.《易林》的文学研究

明代杨慎、钟惺、谭元春、王世贞等人开始对《易林》的文学性予以重视，杨慎在《升庵集》中摘录多首《易林》优美的林辞，品评说：“《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钟惺和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说道：“其锻炼精简，未可谓无意为文也。”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延寿《易林》、伯阳《参同》，虽以数术为书，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遗法耳。”除了直接对《易林》林辞进行鉴赏品评，将《易林》引入文学研究视域做出真正贡献的是关于《易林》和《诗经》的关系探讨，宋人王质的《诗总闻》和杨简的《慈湖诗传》都不同程度地征引《易林》林辞对《诗经》传世本做出注解。明人杨慎《丹铅余录》、清人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毛奇龄《毛诗写官记》、近人闻一多《诗经通义》《诗经新义》等，都对这一视角有所承继和发挥。在这方面，尤以清人陈乔枞、王先谦的成果最为突出，两位先贤利用《易林》考察“三家诗”遗义，认定《易林》所引之《诗》是《齐诗》，为厘清汉代今文《诗》学发展脉络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近现代以来，对《易林》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专著方面：闻一多先生将《易林》放置于中国文学流变过程中，进行观照，指出《易林》是唐宋诗的滥觞，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将《易林》与汉乐府并提，视之为“民歌的起来”，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视角。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较长篇幅专门讨论《易林》，从《易林》的语言、兴象和说理三方面予以研究，认为焦赣有明确的“造艺意愿”。此外，卞孝萱先生的《两汉文学史》、赵义山等先生的《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刘松来先生的《两汉经学与文学》、赵敏俐先生的《周汉诗歌综论》等著作都对《易林》有所涉及和论述，但仅仅限于介绍性或结论性的描写，没有深入探讨。陈良运先生的《焦氏易林诗学阐释》是当下最为系统的一本研究《易林》专著，该书命名为“诗学阐释”，主要从《易林》作者的思想渊源、题材、兴象艺术等角度展开，认为《易林》的作者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易林》林辞既有哲理诗，也有寓言诗等，对《易林》的文学研究领域有较大拓展。

总体上，《易林》的研究还很薄弱，《易林》产生于西汉末年，全书约有8万多字，至今大体保存完好，但是历代学者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比不上先秦两汉的其他传世典籍，《易林》年代够早，部头也够大，两千年间却无多少人问津，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拓展空间很大。本书立足文学本位，和易学思想相融通，希望能全面审视、深入研究《易林》的文本性质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