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力因素
1946年编剧作家利奥·罗斯顿（Leo Rosten）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打电话的人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他的大学同学艾伦·沃利斯（Allen Wallis）。尽管几年后罗斯顿写了两部畅销喜剧小说《海曼·卡普兰的教育》和《纽曼军医》，他当时在好莱坞从事剧本改编，过着舒坦的生活。但这只是大材小用，他显然还具有某些不凡的天赋。
罗斯顿出生于波兰，他曾经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是一位心理学家、专业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战争期间，他曾担任战时新闻处副主管，还一度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副官之一罗威尔·梅里特（Lowell Mellett）的助手。罗斯顿还曾参与制作军队系列宣传影片《我们为何而战》，这些影片汇集了约翰·福特（John Ford）、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等天才导演。尽管罗斯顿已经不在政府机构任职了，但当他的朋友沃利斯让他与从事高级机密工作的约翰·威廉姆斯见面时，他一口答应了下来。
几个小时后，威廉姆斯打来电话询问罗斯顿，见面时是否可以带上弗兰克·科尔博姆。当这两个人登门拜访时，眼前这对奇怪的组合让罗斯顿惊讶不已。威廉姆斯看起来体重超过300磅，是一个嗓音洪亮、不修边幅的人。科尔博姆是一个身材消瘦、表情坚毅的人，说话言简意赅。罗斯顿立刻把他们带入客厅并随手关上了门，这样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就不会干扰到他们的谈话了。威廉姆斯说：“我们刚才对你进行了安全意识测试，并且认为你完全可以从事机密工作。今天的谈话过程会涉及几件事情，我们是得到了批准才向你透露这些事情的，但是你必须对此严格保密。”
科尔博姆简要地介绍了兰德工程的起源和宗旨，但是没有提及高级机密目标——研究洲际弹道导弹。过了一会，罗斯顿问：“那么现在你们为什么把这些告诉我？”
威廉姆斯回答说近几个月来他们觉得兰德的职员结构还不够完善，因为他们正面临着一些无从下手去解决的问题。
“比如？”罗斯顿问。
科尔博姆插话说：“我们自认为是飞机和其他设备方面的行家，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所知有限，那就是一种重量介于160磅和185磅之间、长度介于5.8英尺和6英尺之间的‘机器’——飞行员。”
关于人类行为的问题难住了兰德的科学家们。在研究广义战争论的过程中，在接受空军委托研究敌军攻击时飞行员的反应时，以及在构建全副武装的兰德防御工程时，他们发现人类心理学对做好这些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习惯了数据至上的哲学思维，根本无法应对涉及人类心理学的相关问题。
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看中了罗斯顿的智慧，想要了解如何提高团队在从事有压力的活动自身的士气，如何揣测潜在敌人的意图，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成员的个人行为。这次会面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才结束。随后他们还陆续会谈了几次，兰德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也参与其中。他们共同探讨采用什么方法把社会科学引入到兰德目前正在进行的艰难的研究中。多年后罗斯顿仍然记得，在一系列会谈的过程中科尔博姆一直显得高深莫测，罗斯顿也搞不清楚科尔博姆对心理学的怀疑程度。威廉姆斯则不一样，他乐于接受和赞成新事物，而且对新事物充满激情。同时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言辞辛辣和自命不凡的人，所有会谈都以他为中心。
几个月之后，兰德最终确定要设立社会科学部，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邀请罗斯顿担任部门主管。罗斯顿以自己的写作计划为由谢绝了这个邀请，同时建议他们在纽约召开一个讨论会，这样就可以趁机招募一些社会科学专家。罗斯顿还提醒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兰德的办公地点设在道格拉斯内会影响他们招揽人才，因为有些社会科学家不愿意在一家航空公司内工作。兰德的名声还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尴尬，因为罗斯顿发现“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些社会圈子里，兰德（RAND）是某些残忍的好战分子团体的首字母缩写词”。
1947年9月14日至19日，罗斯顿提议的讨论会在纽约经济协会召开。威廉姆斯对飞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所以他搭乘火车到纽约，而罗斯顿忙于他的一部新电影的首映，因而他在讨论会临近结束时先行告别。沃伦·韦弗主持了这场讨论会，他在开场白里所陈述的观点可以看做是兰德的信条：
尽管这次讨论会表面上是甄别、衡量和控制发动和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它同时也起到了推介兰德机构的作用，30位学者接受了这份薪水丰厚的就职邀请。罗斯顿公开征集研究项目，参与者提交了大约100多份研究报告。征集到的话题包括美国的外交政策、美苏经济战争的可能性、态度的测量方法、预测信息的可靠性等等。参与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专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哲学家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赫伯特·高德汉姆（Herbert Goldhamer）以及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汉斯·施派尔（Hans Speier）、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查尔斯·希奇（Charles Hitch）、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
几年内，参加1947年讨论会的大部分学者后来都成了兰德的顾问。但是在纽约那个大雾弥漫的九月，威廉姆斯仅全职聘用了其中两位杰出的人物，他们就是施派尔和希奇，威廉姆斯邀请他们分别担任社会科学部和经济学部的首位主管。
施派尔是来自德国的流亡学者，1933年他逃离了纳粹德国，加入位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成为流亡大学的成员之一，这里也有一些新近转移过来的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流亡学者。施派尔生性腼腆而谦逊，主攻国际政治专业，是政治宣传和公众社会结构方面的专家，而这两个方面恰好是战争指挥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他欣然接受了威廉姆斯的邀请。
另外一位新职员希奇的来历与兰德未来的工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一点使得科尔博姆批准报销从他的研究项目所在地里约热内卢至纽约的飞机票。希奇出生于亚利桑那州，曾获得罗兹奖学金，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及牛津大学的导师。1943年在美国参军，最终被分配到现今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他在战略情报局期间，曾为一个叫做“第八研究实验部”的部门做运筹分析工作，工作人员采用逆向分析法评估英国轰炸机袭击德国的效力（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打中预定目标的炸弹不及半数，而击中了目标的炸弹也仅仅对纳粹的战争设备造成轻微的损伤）。
希奇第一手掌握了应用经济测定和统计计算的方法，从而可以协助政府作出政策决策。威廉姆斯邀请他加入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兰德机构。尽管当时希奇与家人在牛津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但他仍然被威廉姆斯的邀请所深深吸引。希奇后来回忆时认为加入兰德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决定，但是他最终还是签名接受了邀请，并搬迁到圣塔莫尼卡。
1948年在纽约讨论会召开之后过了几个月，施派尔正式开始管理兰德的社会科学部门。起初，施派尔很难说服国际政治学的专家们，脱离以东海岸为基地的学术中心。出于需要，该部门设立了两个社会科学办事处：一个位于华盛顿，以政治分析为中心；另一个设在兰德总部所在地圣塔莫尼卡，集中研究人类行为。办事处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这无意间破坏了威廉姆斯最初的设想，他本来计划把社会科学家所拥有的全部才能纳入到兰德中来，如此一来，社会科学家们对事物所持的历史学观点和人文主义看法，可以平衡“刻板”的科学家们（指在圣塔莫尼卡已经处于人才兴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带来的数据至上的分析趋势。有一段时间内，位于圣塔莫尼卡的兰德总部一直缺乏政治科学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才从东海岸迁移到西部——这使得兰德的工作特别是核战略研究工作绝大部分集中在数量和数学研究的层面上。
罗斯顿仍然是兰德的顾问，但是他已经很少参与兰德日常事务，1954年他搬迁到纽约之后就完全退出了兰德。但是在罗斯顿离开之前，他在兰德的另外两项主要进程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说服施派尔把著名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从耶鲁大学挖过来，因为他在耶鲁的工作不受重视，日子过得不甚顺心。罗斯顿同时还建议负责起草兰德公司组建条款的律师H·诺曼·盖茨克尔（H.Rowan Gaither）联系福特基金会争取赞助。
1948年兰德公司正式成立，这对兰德和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来说都是一种解放。因为兰德招揽了很多特立独行的学者，他们在道格拉斯公司的生活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威廉姆斯叙述的那样：
尽管兰德项目在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是它仍被认为是道格拉斯公司的附属机构。不久之后，兰德机构发现很难从空军的承包商那里获得详细的信息，从而不能顺利准备防御问题的分析工作，因为承包商们对于提供机密性的专利信息相当谨慎，他们生怕这些信息有可能会被泄露给竞争对手。此外，许多分析专家不愿意与兰德有牵连，他们认为只要兰德还在道格拉斯公司的赞助下运作一天，兰德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分析。
对于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来说，兰德的成长阻碍了母体的发展。由于空军想避免让人产生偏袒一方的印象，所以逐渐对此撒手不管。道格拉斯管理层认为公司与智囊团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公司发展有利可图的合作项目。空军对兰德项目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是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使得项目的成果并不理想，空军对此甚是不满和深感沮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在1948年科尔博姆要求盖茨克尔找出一条可行之道，断绝兰德与道格拉斯公司之间的联系。二战期间科尔博姆就结识了出身名门的旧金山律师盖茨克尔，当时盖茨克尔是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副主管，同时也是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顾问。
盖茨克尔受科尔博姆所托起草了几份格式各异的建议书，为兰德从道格拉斯公司分立出来提供参考方案。这些方案包括建议兰德并入普林斯顿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府，或者将兰德转型为一所赢利机构。最终，科尔博姆认为兰德实现独立的最好出路是单独成立一所非营利性公司。兰德公司的组建条款规定不设股份和股东，收入仅归公司所有，而不是分利给任何人。如果向客户收取的费用可以产生利润，除了本机构必需的运营费用之外，剩余的钱都会再投资到项目本身去。客观地说就是从国内各所大学、实验室、基金会、通信公司和金融机构中挑选出各界精英担任理事，他们是兰德公司的所有者。换而言之，真正执行兰德研究业务的管理者、分析家和科研学者是为公司的理事而工作。奇怪的是表面上兰德是一个独立的运营机构，但是它所有的合同项目都是来自空军——尽管从理论上说，兰德组建成公司之后，只要不妨碍执行与空军之间基本合同的义务，它可以自由服务其他客户。这反映了科尔博姆极度忠于其前任雇主。就像他说的那样，“私人业务断断续续，而空军则是长长久久的。”
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兹（Carl Spaatz）在与兰德的科尔博姆、雷蒙德、拉里·亨德森（Larry Henderson）讨论过后，签署公司重组文件，赞成兰德提出的独立方案，“只要大家都对成立一个新公司表示满意并且兰德也可以像道格拉斯公司一样有效地履行合同义务”。
盖茨克尔告诉科尔博姆兰德独立经营需要100万美元的启动经费（大约相当于2007年的1000万美元）。借助盖茨克尔的社会关系，兰德从旧金山的富国银行处获得60万美元的信贷限额，而且富国银行承诺将继续向兰德提供剩余的40万美元。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和本森·福特（Benson Ford）都承诺提供40万美元。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重新阐述的宗旨，意味着兰德的设定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制造武器的机器：“旨在促进和推动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切为了公众的福利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兰德的新宗旨与福特基金会的目标不谋而合。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正在进行机构重组，为世界和平和科学知识的进步提供资助。盖茨克尔不仅为兰德从福特基金会那里获得了急需的将近50万美元的资金，同时他本人还当上了基金会的主席。因此从一开始，冷战期间两大影响深远的私人机构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盖茨克尔担任基金会主席之后发表了一项声明，陈述了他的目标让技术官僚通过客观分析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他看来，慈善家不仅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还要向负责制定政策的官员提出建议，用客观事实代替唇枪舌剑。正是这种中立性和客观性为福特基金会注入了一股强大积极的力量，让它在为实现民主目标的任务中，有效地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尽管这项任务是那么艰难并且时常充满争议。整个20世纪50年代，盖茨克尔倡导基金会维护美国的政治战和心理战，由此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着亲近美国政府政策的倾向。根据有些学者的描述，盖茨克尔之后的福特基金会主席们甚至不辞辛劳远道而来拜访国家安全委员会，询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有什么项目需要资金赞助。（在盖茨克尔去世几年后，一些阴谋论者把他描述成为一个惹人讨厌的人物，说他表面上是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实际上是一个隐秘的社会主义者，他促进实现全球单一党派化和单一政府化，最终将美国和苏联合并在一起。纵观盖茨克尔在福特基金会期间为中央情报局所做的和提议要做的事情，可以看出这项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兰德最辉煌的黄金时期毫无疑问就是智囊团设立公司后那几年。从实质上讲，那时候空军基本上就是直接给兰德一张空白的支票，意思是说：钱就在这里，你们用认为合适的方法去使用这些钱，以改进对抗苏联的国防体系。
兰德飞速发展，它赞助了一系列讨论会和夏令研究小组活动，与众多工业转包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由此吸引了一大批新顾问加入到兰德中来。在其中的一项转包合作中，发现了钛的新用途，这种轻型金属在开发超音速飞行器方面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更不必说它在现代珠宝中的妙用了。
为了吸引更多学者，兰德有意变成一所不招收学生的名副其实的大学，于是着手更改其组织机构命名方法，原本叫分队（这个名称带有军队的意味）的小组改名为部门，这些部门呈指数式迅速扩张从而囊括了众多学科。不久之后，兰德不仅聘请数学家和工程师，同时还聘用了天文学家、心理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空气动力学家、统计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还有计算机科学家。学者们在加入兰德之前没有进行关于思想取向正确性的测试，而对当时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测试也没有必要。加入兰德的皆是国内最优秀最杰出的精英，他们都知道签署加入兰德意味着什么，乐于接受理性世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理念——终生与苏联这个黑暗势力作斗争。
随着不断的扩展，兰德在内部成员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同仇敌忾[5]的团队精神。除了对冷战持有相同的信念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把智囊团的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空军对兰德特别青睐（空军作为终极武器原子弹的守护者，它本身就是军队的黄金宝贝）；华盛顿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对兰德来说是鞭长莫及；此外兰德的研究员都相对年轻。参与机密项目的兰德学者只能与接受过审查的同事谈论工作细节。就像隐秘的地下机构一样，学者们甚至对自己的家人都隐瞒着具体的工作性质。他们之中绝大部分都持有国内顶级学术机构的研究生学历，其中许多人还曾在二战中当过低阶军官。他们知道自己很出色，不仅如此，他们还确信别人都看得到他们的不凡之处。自我感觉良好的学术优越感，令他们养成了对官僚作风不屑一顾的态度，也滋长了他们自命不凡的习气，时隔五十多年之后，这种高傲的态度在今日仍旧健在的学者身上依然有迹可寻。
威廉姆斯、科尔博姆以及兰德理事会深信，同事间相互竞争是激励原创性、创造性思想的绝佳方法。因此兰德的学者们总是想要在各个方面比别人更胜一筹。短论和工作底稿在同事当中流传，这些文件涉及的范围非常宽广，并且通常是具有争议性的主题，学者们对此发表各自的评论。新项目要接受所谓的审核委员会的审查。在定期的部门会议上，兰德的学者们乐于无情地否决不切实际的提案。兰德每年都会举办年度网球比赛，此外学者们还用自制的小型双体船“梦想”号参加当地的划船比赛。他们有时还会乘坐“梦想”号在水上通宵航行。在工作休息时间，他们参加高尔夫球俱乐部，在庭院内的草坪上悠闲地打高尔夫球。在兰德举行的派对上，学者们争先在品赏美食、鉴赏葡萄酒、欣赏音乐上独出风头，特别是数学家兼核战略专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加入兰德之后，由于此人还是一位世界级的美食家，所以他对这种风气的盛行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者们的妻子同样本着竞争的精神参加烹饪协会，她们竞相构思各式异国风味儿的菜谱。
兰德的学者们甚至还掀起一股旧式普鲁士军棋游戏的复兴之潮。军棋是一种立体盲象棋，19世纪时在欧洲负责制定军事计划者当中甚为流行。在午餐时间，一边下棋一边吃饭的学者们由于沉迷于军棋游戏，常常把就餐地点弄得杂乱不堪，有些学者因此而完全避免去餐厅用餐。兰德的生活就像是人在少年时期对成人生活的完美设想——尽享味道芬芳的烟斗香烟、速度飞快的私家车和独有的交际圈子。
兰德是一个提倡思想自由的地方，在这里异想天开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在兰德内部基本上没有人对苏联的性质定位或者对关于这一问题的美国现行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过讨论。兰德的学者们也像军队的高层那样，始终坚信美国本身的正义性。直到新一代具有怀疑精神的学者成为主力军，以及一场更为复杂的战争——越南战争爆发之后，兰德对美国政策的信仰才开始破灭。
从兰德分析专家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撰写的内部文件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在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时不幸地处在过于被动的位置，他们坚信核武器不仅是抑制苏联进攻的必备武器，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理想武器。威廉姆斯等兰德学者主张抢先对苏联发起核战争，以此作为拉开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政府的帷幕——一个不同于联合国的机构（那时联合国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毫无话语权的无效机构）。
作为一个以空军为依靠的机构，兰德热心渲染一种军事信条，声称莫斯科正准备吞食整个世界。兰德分析家内森·莱特（Nathan Leites）写了一本名为《政治局运作法则》的书，书中的内容后来成为了兰德所推崇的信条。50多年之后，兰德的分析家仍不时充满钦佩地引用其内容。莱特在1949年通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之后，写下了这本书，书内断定贪得无厌的苏联帝国在其教义原则的驱使下，野心勃勃地想要征服全世界的领土。只有采用强势武器才可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趋势。莱特的著作与美国驻苏联前大使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提出的现存的政治遏制政策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战结束后，莫斯科的势力开始渗透东欧，凯南大使发回了一封“长电报”。在1946年凯南发给杜鲁门总统的长达一万字的电报内，他提倡通过提高警惕增强警戒的方式，对这个马克思主义超级大国采取遏制政策，认为没有必要真正动用军队——在他看来，仅仅是军事武器威胁就足以打消苏联对美国的侵犯意图。接下来的一年，凯南用笔名“X”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根源》的长篇评论。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凯南的相关主张都是美国处理对苏关系的准则。但是到了1950年，随着苏联首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美国的行政政策开始从凯南提倡的被动的、意识形态上的遏制政策转变成莱特推崇的公开的军备竞争。兰德著名的非正式成员保罗·尼采（Paul Nitze）几乎是独力推进了这种政策的转变。
尼采是前华尔街银行家，是一个独立的有钱人，后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担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助手。二战期间，他曾担任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副主席，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了兰德的创始人阿诺德、李梅和科尔博姆。他代替凯南成为总统的政策规划司司长，尼采写了一份建议书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阐述了在核能时代如何规划外交政策。这个文件名为NSC-68，他以莱特的理念为基础，预见性地提醒政府警惕“克里姆林政府统治世界的野心”以及由此对美国造成的持久性威胁：
文中还提醒政府随着苏联核能力的增长，克里姆林政权极有可能正在筹备一次突击性进攻。而1954年是最危险的一年，除非美国立刻实质性地提高其武装力量和国防实力，否则突击性进攻的风险就不会解除。当苏联支持朝鲜与美国盟友韩国的战争对抗的时候，NSC-68文件被递交给杜鲁门总统。尼采关于共产主义宏图霸业的预言如此应验，因此杜鲁门总统将NSC-68文件采纳为国家官方政策，并增加了接近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
截至1950年，美国拥有大约298颗核武器。尽管我们现在都知道苏联只拥有少数核武器，当时美国的政府决策者在缺乏确凿依据的情况下，作了最坏的打算：莫斯科已经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兵工厂，它的空军可以把炸弹运到美国。此外在美国多数民众看来，不仅仅是莫斯科对美国造成威胁，美国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忧患，一时间国民感到草木皆兵。
在这之前一年，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把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打败，蒋介石遂横渡海峡逃往台湾。为此美国境内掀起了反思浪潮，报纸社论和美国国会都在高喊：“谁失去了中国？”此外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并且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苏维埃间谍把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泄露给莫斯科政府，因此在国内普遍引起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慌。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针对渗透美国的嫌疑共产党党员和电影业中共产主义的拥护者等问题举行听证会。与此同时，之前只是无名小卒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开始高调声称联邦政府内隐藏着一个天大的共产主义阴谋。随后政府在国内针对共产主义者，发起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活动。许多行业的从业者如果想要保住自己的饭碗，首先被迫签署忠于政府的宣誓书。如果谁被怀疑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左倾分子”或“接近左倾分子者”——那么他就无法从事任何体面的职业，而只能做些低贱的工作。让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迫害活动的受害者之中就有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兼曼哈顿计划的主管——著名的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他被怀疑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甚至有可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间谍，因此他被剥夺接受安全审查（一种针对参加秘密工作人员等的审查）的权利，并且被拒绝参加政府的机密工作。
兰德对苏联不轨图谋所持的强硬态度，来源于莱特的著作和尼采的哀史，这正符合那时倾向多疑和妄想的时代特征，国民对一触即发的核冲突充满了恐惧，他们憎恨任何不拥护和支持美国的事物。但是兰德的分析家们认为通过努力工作、辛勤奉献和乐于牺牲的精神，以及有了来自圣塔莫尼卡的指令，前方还是会有值得大家坚持下去的未来。在兰德的这些指令当中，有些可能会把世界从潜在的核灭绝边缘拯救出来，有些则会改写美国和西方社会关于社会安全、政治和政府方面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