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伟大的开端
——《兰德赞歌》玛尔维娜·雷诺兹
1945年10月1日，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不到两个月，美国陆军航空队指挥将军从华盛顿飞往旧金山，他此行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曼哈顿计划。
亨利·H·阿诺德将军是一个身材中等体型肥胖的人，双眼明亮透彻，时常笑容满面。他推崇空军力量至上。美国历史上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仅有九个人，而他就是其中唯一来自空军的五星上将。1912年他取得了军事飞行执照，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把空军从陆军中独立出来。强力破坏性武器是最有效的战斗手段，他对此深信不疑。听闻有人质疑德国德累斯顿空袭的道德性，阿诺德写道，“我们不能心慈手软，战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具有毁灭性的，甚至是惨无人道的。”
阿诺德将军支持核弹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尤其是陆军航空队负责运送和掌控这种强力武器之后，他对此更是坚定不移。（1947年杜鲁门总统把空军从陆军联盟中独立出来，开展各项活动争分五角大楼庞大预算的一杯羹。）科学精英荟萃使得曼哈顿计划成为现实，阿诺德担心，在和平时期想要效仿曼哈顿计划显然是困难重重的。
华盛顿广泛招募人才致力于讨伐轴心国。国家顶尖科学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精英们为世界创造了雷达、喷气战斗机和原子弹，极大地促成了国家工业（通用汽车、福特、美国钢铁、通用电气）产能和净产量的飞跃。经过四年的发展，美国从二等军事力量一跃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从而开启了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时代。正如古希腊及其联盟一样，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应运而生，美国的盟友希望美国能够统治世界，而它也必将统治这个世界。
现在这场战役已经打赢了，促成美国胜利的联盟本来就不甚稳定，战后联盟关系开始土崩瓦解。商人想要赚钱，科学家想要做研究，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军队的种种限制和低廉收入。阿诺德将军担心如果每个人都回到工业或学术上，美国的敌人会有机可乘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最大的潜在敌手正是其昔日的战时盟友——苏联。
早在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曾警告过人们：“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下。”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打破了战时与美国缔结下的联盟关系，他的军队牢牢控制了中欧和东欧，并不断向意大利和法国施加压力。苏联军队似乎随时准备着摧毁所有敌对政治势力，美苏冲突已成必然，何时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这也正是阿诺德飞往加利福尼亚的原因，他希望找出一种方法招募国内精英，把他们召集到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潜能的地方，从而研发出前所未有的新武器。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战争期间，阿诺德曾经要求他的首席科学顾问，一个名叫西奥多·冯·卡门的匈牙利人（他同时还是古根海姆实验室的主负责人）构思一项计划，吸引科学家在和平时期继续为空军效力。卡门提出了一项名为《走向新地平线》的报告，提倡建立一个新型科学机构，“以战争期间协助指挥和提供参谋的科学家们为核心”，建立一所不招收学生、只为空军效力的学院。换句话说，这就是日后兰德公司的雏形。阿诺德很欣赏这个计划，但碍于战事紧迫，他只能暂时把它搁置一旁等待时机。1945年9月的某一天，体形清瘦面容坚毅的前试飞员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从加利福尼亚来到阿诺德的办公室时，将军所等待的时机终于降临。
科尔博姆以前是一名狂热的水兵，每天早上上班之前，他都要在自家游泳池里游泳，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童年时期他生活在纽约北部的郊外，他抓住机会离开了这里，到西部寻找更广阔的天空和更好的机遇，最终成为美国最大飞机制造商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总裁唐纳德·道格拉斯的得力助手，以及副总裁兼工程师头领亚瑟·E·雷蒙德的特别助理。
早在1942年阿诺德和科尔博姆就曾经见过面，当时科尔博姆一手促成了麻省理工学院为陆军航空队研发新生雷达技术的事情。他们两人对航空事业拥有同样的热情，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可以说他们的行为相互呼应——阿诺德在军队中推崇科学家，科尔博姆则呼吁知识分子要支持空军。
同阿诺德一样，科尔博姆担忧军队中的科学精英战后即将分道扬镳，为此他向一些华盛顿政府官员提议，寻找一种方式在战后继续挽留科学精英为政府效力，但是效果甚微。当他最终来到阿诺德的办公室时，他还未来得及完整陈述自己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科学家顾问小组为军队服务的观点，阿诺德将军抢先拍击桌子，兴奋地说：“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重要的事情。”他建议科尔博姆立刻拜访道格拉斯，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两天后他们将在加利福尼亚的汉密尔顿空军基地再次碰面，届时科尔博姆将整理出实现这个项目所需的人员、机器和资金清单。
科尔博姆搭乘最早的一班飞机B-25轰炸机离开了华盛顿，到达道格拉斯的圣塔莫尼卡工厂。在这里他召集了需要参加会议的相关官员，随后调用一架飞机把他们运到旧金山湾地区。当时唯一可用的飞机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飞机，绰号为“圣牛”的道格拉斯C-54飞机，于是科尔博姆及其随从搭乘这架飞机飞往汉密尔顿，比阿诺德早一个小时到达基地，时间刚好足够为会议准备一顿午餐。
当阿诺德将军的飞机降落在汉密尔顿空军基地时，迎接阿诺德的是科尔博姆、雷蒙德及他的亲家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的女儿嫁给了阿诺德的儿子）。阿诺德带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爱德华·鲍尔斯，他与科尔博姆在1944年合作设立了首例军民战时合作计划B-29特种轰炸工程。
午餐期间，与会人员开始进入正题。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如何建立一个新机构，从事远程导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阿诺德非常看好这项技术的前景。阿诺德及其小组坚持只有航空队才能享有这种新武器的控制权，军队的其他分支则无权过问。当阿诺德喝完咖啡后，他承诺从未用完的战时研究经费中抽出1000万美元，用于设立研究小组及其头几年的运营操作。亚瑟·雷蒙德提议项目取名为兰德工程，兰德即研究与发展（RAN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科尔博姆自告奋勇担任小组组长，同时他也在寻觅可以胜任正式领导人的合适人选。（岂料他的临时任期最终延续到长达20多年之久），兰德公司的规划由此诞生。
起初，兰德工程并没有明确定义其目标，只有在汉密尔顿讨论时确定下来的概要草案——运用民间技术资源研发新式武器。但是怎样研发？除了远程导弹之外，还要研发哪些武器？研发多少？在随后几个月内，阿诺德、科尔博姆、鲍尔斯及道格拉斯就新组织的未来发展频频交换纪要、信件和意见书，探讨机构的前景，但一直都未能确定最终的细节，直到12月末柯蒂斯·李梅的加入才使其目标尘埃落定。
在别人眼中，李梅是一个鲁莽、好战而又极为苛刻的人，还有人认为他疯疯癫癫。他是最冷酷无情的好战分子，他犹如斗牛犬般傲慢，有着“永不言败”的拼劲，是电影《奇爱博士》里几个将军的原型。他时常叼着一根香烟，提倡对敌方发起猛烈攻击——不管美国面临的是何方敌手，通常主要是指苏联。
李梅被任命为航空队负责研发的副参谋长，其职责包括监督管理新建的研究小组。他有意无意间表现出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才能，使得他一跃成为管理这个新生机构的绝佳人选。
李梅秉承其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冲破阻碍兰德诞生的所有繁文缛节——那时他把所有批准军需预算的相关空军官员召集到一个房间里，不签署明确的兰德计划任命书就不准他们离开。1946年3月1日兰德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兰德章程清楚地写道：“兰德工程是一个持久的科学研究和发展项目，对空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究，旨在为空军提供参考战略、战术和设备。”
兰德不同于其他政府合同机构，它不必向领导部门提交报告，其研究结果将原封不动地直接提交给李梅。李梅有权决定兰德工程是否接受空军提出的研究建议，而兰德也可以单独决定其研究课题以维持总体平衡。空军可以从兰德获得相关智能技术、研究计划及项目信息，从而优化其研究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军无权过问兰德的决策管理。换句话说，在研究什么以及怎样研究的决策问题上，兰德总是要服从空军的决定。
阿诺德、科尔博姆和李梅颇有远见地预测到，在和平时期政府仍然需要获得独立民间科学家的持续支持。不出几年政府机构中兴起一种全新的理念：面对着种种国家安全威胁，特别是在苏联军事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科技才是有效的应对之道，而不是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幅裁减军队数量，维持大规模海外驻军需要花费大量经费，相比之下新武器如原子弹等无疑是更为实惠和有效的方法。美国没有效仿英国和法国把重要军事工业国有化，而是把科学研究发展工作承包给私有机构。私有机构不受五角大楼的采购计划和个人要求所约束，可以更快速更实惠地研发出新武器。兰德起着连接军事计划与民间发展的桥梁作用。
杜鲁门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发表过一篇激情洋溢的报告《科学，永无止境》，在报告中他倡导政府维持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他声称的“基础研究”中，也就是说，新知识的发展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基于这个原因，李梅坚持保证兰德的独立性，兰德不负责短期的应急计划，而是致力于长远的研究发展，而军队对此要给予最高程度的支持。在1946年4月30日，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备忘录中指出：
如果说阿诺德及其小组是兰德的开创者，那么李梅毫无疑问就是兰德的教父。不同于其他身世显赫的同行，李梅出身低微，他的第一份军职不是从西点军校开始，而是从预备军官训练团起步。
从五岁时第一次看到飞机后，他就深深迷恋上了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飞行是近乎神圣的事情”，为此他立志加入航空队，成为了一名富有传奇色彩的飞行员。1937年军事演习时，在军队提供的战舰坐标有误的情形下，他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浩瀚大海中找到目标犹他号战舰，并对它投下了深水炸弹。随后一年他带领B-17分队赶赴南美洲作战，充分显示了航空队的远航能力及其在国家防御方面的效力。
二战爆发时，李梅正担任第八航空队的分队指挥官。在短短18个月之内，他从中校升职为少将，随后凭借其优秀的组织能力以及不留俘虏的作战理念升职为空军师级指挥官。他运用的战术极具天赋，这引起了阿诺德的注意，当时阿诺德正准备启用一种新型强力轰炸机B-29，他指派李梅把这种轰炸机带到最急需的地方——中国。李梅来到这里协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曾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进行过内战）。阿诺德随后还把李梅派遣到马里亚纳群岛，担任第21轰炸司令部部长，负责指挥1945年美国对日本城市的空袭（这些空袭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在马里亚纳群岛，李梅第一次与科尔博姆、雷蒙德和鲍尔斯共事。这三位文员受道格拉斯任命正在开展一项研究，旨在改进B-29轰炸机袭击日本的效率。科尔博姆及其小组采用一种名为运筹学研究的新技术，发现拆除大部分装甲后，B-29从基地出发可以飞得更远更稳更安全。这个结论与大部分飞行员的直观理念大相径庭，他们反对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冒着被日军袭击的危险执行飞行任务。但是一经采用过后，改良式轰炸机的战斗效果好得出乎意料。李梅写道，“科尔博姆小组实施改良后的B-29轰炸机直击目标，其定位精确性是之前任何武器都无法比拟的。”
英国在二战期间最早提出运筹学研究这个概念，旨在评估和改进新武器系统的功效——比如轰炸机、远程火箭、鱼雷及雷达等。运筹学研究主要是收集、分析和比较各种资料，从而回答军队指挥官们最迫切的问题：特定轰炸机有效载荷控制在何种水平，才能激发最大的冲击力从而摧毁指定目标？如何布置防空炮从而有效地抵御敌方攻击？海军护航队的规模需要多大？简单地说，运筹学就是在战争技术中引入标准的科学方法。确立目标、分析可用资料、提出改进、实战试验、验证成果，最后就可以得出解决方案了。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实用的方法在这之前竟然很少被军队采纳过，而如今聚集多方智慧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同时也是运筹学研究的始祖之一P·N·S·布莱克特，深信“混合团队”的价值，网罗不同领域的科学专家，对问题抽丝剥茧，找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4]当时他们成功地改进了飞机抗御潜艇深水炸弹的功能，德国敌方甚至相信盟军采用了新型武器。在美国，运筹学研究主要是运筹分析，正如佛瑞德·凯普兰写的那样，“战争末期，美国陆军航空队各分队都各自设立有运筹分析部。”科学家们不仅收集资料研发新式武器，同时也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兰德正是把运筹学应用到战事的最高实践。
但是B-29项目的成功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弹载火药的破坏力极强，对日本平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数十万人的生命被大火吞噬，夜复一夜，B-29低空飞行倾泻熊熊大火，房屋、商店和根本没有军事价值的建筑在火海中被夷为平地。此前联军已经在欧洲采用过这种战略，臭名昭著的德累斯顿轰炸导致2.5万平民死亡——但是在这之前，美国不愿祸及无辜平民，从未采用过这种战略。而今战胜日本的迫切需要，消除了美国存在的所有顾虑，日本平民也被列入军事目标范围。
这些空袭的功过是非，正如投放原子弹一样，数十年来都是备受争议的。历史学家们对空袭日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尽管这样的空袭造成了无数平民伤亡，但是却也挽救了美国士兵的生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日本的地毯式轰炸给兰德的创始人们及同样参与了B-29项目的后来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留下了不顾道义只求一胜的恶名。他们这种数据至上的理念，有意无意地把道德问题和具体工作截然分开。最终兰德形成了一种教义，认为科学家和研究者仅是科技的促进者，而不是独立的审判员。正如李梅自己所说，“战争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你为此而困扰，那么你就不是一名好战士。”
1946年3月1日，兰德正式签署经营执照，它的薪水册上列有许多顾问，却只有四个全职员工：科尔博姆、导弹部部长詹姆士·E·厉卜、科尔博姆的长期合作伙伴兼副主管J·理查德·戈尔兹坦、道格拉斯飞机的主导工程师L·E·鲁特。雷蒙德仍在道格拉斯公司工作，同时也担任兰德的总监。出于安全考虑，他们的工作地点设在道格拉斯的圣塔莫尼卡主厂内，用厚玻璃门把工作地点封锁起来。刚开始进入工作的兰德科学家们，已经接到了李梅布置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调查应用太空船发射轨道卫星的可行性。
空军有意研发洲际弹道导弹，从而促成了这个项目的诞生。李梅要求兰德的科学家们尽快进入研究，因为海军航空署正与沃纳·冯·布劳恩以及其他被俘虏的纳粹科学家们一起研发类似的火箭项目。李梅想要先发制人胜过其竞争对手，保持空军对太空领域独有的军事使用权。一个月之内，兰德的四个全职员工在众多顾问的协助下，写出了一篇颇有远见性的报告，这个报告流露出的智慧胆识让人惊叹不已，同时自信满满甚至于有些自大。这份《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人造卫星可行性的全面评估报告。
李梅要求远见性和细节性兼而有之，兰德报告极大地满足了这两点要求。报告具有预见性地提倡应用多级火箭，规划设计了具体的最大加速度，推荐研究乙醇液态氧、液态氢-液态氧作为推进剂。报告同时还指出人造卫星在将来的多种用途比如天气预测、通讯、侦察尤其是媒体传播。正如其报告所述：
空军的研究项目激情洋溢风头十足，海军只好搁置了自己的项目。空军总参谋长霍伊特·凡登堡将军时常说人造卫星自然是空军的分内事。为了防止空军与其他机构出现更多的争端，国防部出台一个协议，委托空军负责“战略”研究——即洲际弹道导弹研究，而陆军则被授权发展“战术”研究或者说是战场导弹研究。
为了研发新型武器或改进武器系统，军队内部各机构间龙争虎斗，这在当时并不足为奇。几十年间，各机构的参谋长们都是得陇望蜀，希望不断扩展自己的权力范围。国防部长的主要角色就是充当各竞争分机构之间的调停者，这些分机构时常明争暗斗，希望从五角大楼处争得更多的预算。军事分析家伯纳德·布罗迪写道，“国防部部长以及海陆空三军的部长们通常对他们的行政职能持有狭窄的观念，如果他们可以干涉所谓的‘严格的军事决策’，他们就会尽量避免去履行繁琐的行政职能，尽管现实并不总是如他们所愿。”“由于他们多数是从专业领域中选拔出来的，鲜有来自军队的，所以他们很难长期维持高官职位，谦逊是他们明哲保身的最好选择。”军队内一直都存在同根相煎的情况，直到1961年肯尼迪总统任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五角大楼的首领，负责整顿军队后情况才出现好转。
兰德作为空军的智慧军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科尔博姆不得不为兰德补充全职员工。兰德的第五位职员是约翰·戴维斯·威廉姆斯，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通过甄选新职员，把研究扩展到各个领域，成功地为兰德营造出一种学术氛围，同时促进了智囊团机构的扩张，他甚至改造了兰德的办公楼。
威廉姆斯是一个身材肥胖、和蔼可亲同时性情又有些古怪的数学家，他担任新创立的数学部主管——同时实际上也是科尔博姆的得力助手。他的性格后来演变成了兰德人的特性之一——热爱物质享受、致力于抽象理论研究、绝对的自以为是、用超道德的方法看待政治和政策。他冷静地提议抢先对苏联发动将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核攻击，同时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博弈论的书叫《完全策略大师》，他将它宣扬为“所有消极情感的催眠剂”。威廉姆斯相信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借助数值逻辑来理解和分析。从一开始，他在兰德的得意项目之一是应用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大统一理论钻研出一个战争理论。正如这个项目一样，威廉姆斯发展战争统一论的梦想被证明只能是空想一场。
威廉姆斯聘请当时最负盛名的数学家之一约翰·冯·诺伊曼，协助他钻研战争统一论。威廉姆斯采用惯用的手法告诉冯·诺伊曼，他的奉献只是他自己每天产出的思想——不多也不少，有多少算多少。因此冯·诺伊曼的月薪是200美元——那个时候的平均月薪水平。
威廉姆斯是一名摔跤迷，同时是业余台球爱好者，他喜欢在黑暗中移动速度飞快的事物。他购买了一辆美洲虎牌双门跑车，并把原装发动机换成凯迪拉克巨型发动机，这样他就可以趁着午夜以超过150英里/小时的速度驱车飞驰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为了谨慎起见，他同时还在车内安装了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以避开加利福尼亚公路上的巡逻队。
威廉姆斯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由此纵容他养成了古怪的性格。他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高级住宅区拥有一所豪宅，那个房子是大萧条之前专为一个大富豪而建的。这个富豪死后，由于这个房子实在太大了，无法原封不动地卖出去。精明的开发商把它改造成五个矩形区，拆去第二和第四个矩形区，并对结构进行了改造。威廉姆斯买下了中间那所房屋，女演员黛博拉·克尔买下了第一所房屋。威廉姆斯经常在住宅里举办大型聚会，有时喝到酩酊大醉，那些才气冲天的宾客们会在地上打滚，一副烂醉如泥的样子。（这是那些相信酒精具有“治疗效果”的数学家们常有的举动。在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极其热衷于酒宴，因此他的房子被戏称为威士忌庄园。）
不久空军向兰德指派或提议的任务越来越多，全职职员也日渐增长，使得兰德成为一个以大学各学科顾问为基础的跨领域机构。至1947年，兰德招揽了一系列知识渊博的学者顾问，比如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刘易·W·阿尔瓦雷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统计专家塞缪尔·S·威尔克斯、哈佛大学的物理化学领军人物乔治·B·基斯塔科夫斯基。兰德聘请这些学者来协助设计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武器——“超级武器”最高机密氢弹，其能量是夷平广岛和长崎的2万吨爆炸当量的数千倍。
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同时还雇用许多工业承包商参与研究项目，比如研究螺旋桨涡轮机的能力及高强度辐射的远距离传输能力。在创立的头两年，兰德把大部分预备应用于科学项目的空军研究经费花在承包商身上，比如贝尔电话、波音飞机和柯林斯广播公司。但是后来兰德开始逐渐把重心从应用性研究转移到科学理论和体系构造上来。
威廉姆斯带领兰德人优化了运筹学分析的理念，开始创立一套分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鉴别政策决策，用科学的方法评估政策的科学性，使决策者以目标为标准作出理性的抉择。这被称为系统分析，是兰德对国家决策机构最引人注目和最具争议的贡献之一。得益于系统分析的先进性，兰德领先开创了核领域分析——换句话说就是拓宽了核武器的应用范围，以及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后果。尽管兰德人才济济，有一个学科领域却是他们永远都无法触及的，一个机构如果缺乏了这种知识就会变得岌岌可危：那就是人类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