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生态愿景和环境正义

随着生态批评不断否定和超越着以往的批评模式和认知阈限，哈佛大学布伊尔等学者提出的环境批评理念随之兴起。它更加深入到文学想象的生态、文化和社会蕴涵等层面，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对话、地方意识的生态建构及环境正义的重视等方面寻求突破，以期重新估价文学想象的生态、文化乃至社会价值，这既可以丰富文本内涵和批评范式，拓展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还有利于促进生态危机的消解与和谐生态的出现。

生态批评这种首次以探讨文学与环境关系为宗旨的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批评模式和认知上的诸多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随之兴起的第二波生态批评，也就是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所说的环境批评，则深入到探究文学想象（literary imagination）中引发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根源。它更加重视环境批评理论的系统化建构，强调行动主义（activism）精神以及与理论的对话，更加关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意识的生态建构，更加注重发掘环境文本的社会正义和功用价值。在这种全新的批评理念指导下，作为凝聚着人类重要文化意蕴、社会价值和生态思想的文学想象潜在存在着改变环境价值、环境认知和环境意向的功用，理应得到重视，其未来发展尤应关照从本土到全球的跨文化地方想象以及弱势群体和边缘种族的文学正义诉求。总之，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形势下的环境批评应努力扫除自身障碍，超越文本与现实距离，跨越地域和文化局限，穿越种族和性别界限，应重新阐释和估价文学想象的生态、文化和社会价值，这既可以丰富文学文本的内涵和文学批评范式，拓展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还有利于促进生态危机的消解与和谐生态的出现。

一、环境意识与文学文本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潮的日趋高涨和环境危机的日益严峻，环境批评这个有着深远思想文化根基的新兴话语日益引起文学研究界的重视。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1907—1964）、生态批评先驱之一帕特里克·默菲（Patrick D. Murphy）、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布依尔，英国“绿色研究”（Green Studies）奠基人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等，中国学者如鲁枢元、王诺、曾繁仁等都从生态视角对文学进行解读和阐释，但这些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依然被边缘化，还“没有一整套为人们广泛了解的理论预设、基本原则和批评程序”。生态批评者在早期多注重研究自然写作和自然诗歌，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然而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入发展，这种过分反理论的倾向就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二波生态批评的环境批评也就应运而生。当然，环境批评必须建构自足的系统化理论来消除诸多非议与偏见，从而进入主流批评。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极具实践精神的运动，环境批评应致力于使其观念产生社会效果，使之变成政策与行动。

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危机，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环境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

这是布依尔在接受韦清琦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访谈时的一段论述，就是说我们应将环境问题放到更广更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思考，通过对文化表现进行学术分析，来发掘有力表述环境意识的文学作品和样式。多数生态批评者在如何建构文本与现实、历史与现存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将文本指向物理环境以及人类与这些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考虑文本的虚拟性、意识形态及其他社会历史因素的渗透。事实上，文本与特定现实和历史社会的文化、思想观念密不可分。单个文本从萌生到被广泛接受的过程都载入了环境无意识（environmental unconsciousness），这种环境无意识比政治无意识更深地体现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积极建构着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同一自然物体，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会表露出不同的情感，而文学文本则记载了这些人类思维活动。环境意识就隐含在这些文本之内，并指向超越文本的现实领域。比如树的意象，在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文学想象中就与梭罗（Henry Thoreau, 1817—1862）的迥异，这是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无意识、文化价值等息息相关的。因此挖掘文本世界的文化内涵，重新建构文本与文本外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环境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作为一种生态系统的文本本身也是一种离题的环境，它以特定的体裁和风格再现社会历史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审视文学文本的文化内涵和环境意识，同时还要重视体现这种意识的承载体——文学样式，而不是忽略之。

环境诗、环境戏剧和环境科幻小说就常被忽略，但这些文学文本却隐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环境意识。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认为诗不仅表明或暗示环境是其主题意义的一部分，而且将读者引入诗歌所营造的意境。此时读者并非简单认同文本世界，而是与环境融为一体，世界就此被诗人重新构建，弥尔顿、但丁和惠特曼就是在诗歌中抒发热爱自然与构想美好世界的情怀。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的剧作《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 1882）被奉为生态戏剧的经典作品，而英国的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美国的罗伯特·希恩肯（Robert Schenkkan）等剧作家的作品也都体现了浓厚的生态思想。未来生态戏剧发展应将生态问题置于戏剧主题或情节的中心，赋予土地以声音或“性格”，探讨人与地方、文化、自然间的联系，在舞台布景和表演场地等方面努力构建人与地方的浑然一体，尝试克服自然纯粹作为舞台背景的缺憾，弥合舞台上自然与文化割裂的现象，以及审视环境非正义问题等。与环境诗和环境戏剧一样，科幻小说也一直备受冷落，但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文体特有的人文关怀与生态理念的契合所产生的意义。此外，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领域的绿色现象也值得关注，其蕴含的环境意识有待发掘和研究。

坚持文本的文化分析，并建构自足的理论体系在当下固然重要，但从长期着眼，环境批评自身具有的实践精神和当今的环境压力都要求重视批评的社会价值。布依尔提出环境批评要建立相应法律法规，将相关机构合法化，进行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教育等政治诉求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要言之，通过“清楚地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探讨超越文本的现实关联，打破环境文本的单一自然取向的桎梏，环境批评正逐渐告别反理论倾向，跳出只执着于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本身的局限，其未来发展应着眼于重新阐释那些再现环境的不朽作品，发掘生态文学作品里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对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与评价，这将会建构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利于厘清文本与世界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地方意识与文化内涵

文化植根于地方，从本土到全球的环境文学想象必须探讨地方意识（place consciousness）的文化和生态建构，因为地方意识在形成生态意识、促进环境想象及消解环境危机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地方和地方概念都在不断变化，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非地方”（non-place）理论要求突破狭隘的地方藩篱，摆脱对地方的无止境占有欲，以此增进文化交流和杂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le Said）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关联的，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类的，非常不同的，不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地方变迁、地方意识和地域文化，这对于解决全球化的环境问题和跨国灾难文化非常重要，也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平台。

地方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对地方意识的想象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环境意识、地方忠诚感和责任的建立。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认为，没有对自己所在地方的全面了解和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滥用甚至毁灭。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谈及地方时，认为真实而诗意的栖居就是栖居在自己的家，并承担起保护“家”的人文与自然的完整的责任。一些环境主义哲学家也认为，地方对于人的道德形成和文化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与自然辩证地建构着共同的身份。但是地方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正逐渐被现代主义对空间的无节制开发和殖民化抹去，只剩下XY坐标轴上虚拟的点。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也被打破，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延伸为岛屿模样的辐射状，核心不复存在，这引起人们莫名的烦躁和忧虑。而正是文学想象，尤其是神话和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现实通过风景的陌生化处理方式提供给人们鲜活而敏感的地方想象，重新构建起人们的地方意识，培养人们对地方的忠诚感。此外，地方的变迁、发展和消失还折射出个体生命的空间经历和人类发展的时空历程。对于个体而言，地方意识就是一系列的“地方经历”，涵盖着地方体验的积累，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是人类意识的凝聚。地方意识的这种共时与历时变化凝聚在文学文本中，因而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想象很有必要。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新西兰生态学家杰弗·帕克（Geoff Park）和美国环境作家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就跟踪、记录了一些地方的发展与消亡，不仅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良知，还有利于培养地方忠诚感和责任意识。

地方意识在传统的环境写作和文学想象中是稀薄微弱的，且局限于狭隘的区域。未来环境批评应通过重新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意识，实现地方内在价值，并将对地方的观照扩大到整个生态圈。同时，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也要得到应有重视。在众多的文学想象中，地方和非人类的环境只是作为背景、事件的附属而存在，表现的是人类赋予的象征意义，其自身价值却被泯灭。俄国小说家豪威尔斯在《现代婚姻》（A Modern Instance, 1882）中对一个新英格兰村庄的描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而在那些把环境形象作为重要问题的作品中也不例外。在哈代的小说《还乡》中，地方显得非常重要，爱敦荒野被赋予了土著人的身份，作为一个主题，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与之有关联的人及其行动。但不管环境有多重要，哈代笔下的爱敦荒野终究还是从属于男主人公克林·姚伯的故事，地方的作用依然主要为刻画人物形象或表征其隐喻意义服务。传统写作倾向关注局限的地方，如美国女作家芭芭拉·金索维尔（Barbara Kingsolver, 1955）的《记忆中的地方》（The Memory Place, 2018）和萨拉·奥纳·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 1849—1909）的《针枞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r Firs, 1896）等。而关于城市生物区域的文学想象更是支离破碎，生态批评家抓住的也只是叙事、散文、诗歌等文本对城市中个别自然符号的意外发现，缺乏对整个城市和有机世界环境尺度与维度的观照。探究一下当代美国作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的《赢利》（Gain, 1998），我们就会发现现代区域主义的脆弱性和极大波动性，这说明要解决地方问题，其视野必须跨越区域、国别甚至星际。但迄今为止环境文学批评多数依然只是立足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而这正说明拓展学术视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当然，从整体思考并不意味着抹杀地方的差异和多样性，反而是重视生命的多样和文化的多元，以建立起更为开放和平衡的生态体系，创建更加和谐的文化沟通。

通过细致地比较、分析和重新阐释文学文本中各民族、各地区的环境意识、生存理念和观念习俗，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影响人类社会久远的文化模式和心理积淀，进而找到一种灵活的、具有可操作性、能产生积极意义的批评理论和范式。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打通了人文科学内部之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沟通渠道，必将获得更新鲜饱满的学术视野，在这一点上，L & E是一个很好的实证。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探究文本中的地方意识差异，理解和想象地方变迁不仅有助于建立对地方的忠诚，培养环境意识，还有利于从全球的视角审视人类文化对环境的深刻影响，从而为全球语境下文学对比研究对环境的观照开辟新的视野。

三、从性别视角看环境批评

环境批评关注文本的现实关联和从本土到全球文学想象的地方意识重构，更关注日益兴盛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在反思第一波生态批评理论悖论的基础上，环境批评将视野扩大至社会领域，这将促进文学作品中社会和历史叙事的挖掘与探讨，为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可能性。

第一波生态批评对现代主义文化知识论和价值观所作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免偏激和自相矛盾，难以克服乌托邦姿态。因而超越自身悖论，不断否定自我和完善自我，是环境批评的当下任务之一。生态中心主义是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强调人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根本、最有效的伦理准则，然而却掩盖了诸多深层问题，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它对激进的“放弃的美学”（the asthetics of relinquishment）的追求否定了人的自由与独立，然而完全摒弃人类的作用并无益于挽救环境危机。生态中心论在质疑人的中心性，倡导环境意识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却是个“似是而非的虚假命题”。人不可能“像山那样思考”，不可能完全放弃自身主导权而树立非人类生命形式以主导。即便如此，这种人类赋予的主导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类中心，而是带有一定人类中心色彩，不自觉地受制于人类中心论的逻辑。因此，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主张是个悖论，决定生物圈良性发展的是人，而且在原则上也只有人能最终成为“监督者和领导力量”，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还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学话语霸权。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在重新审视文学作品时应避免赋予其过激的伦理和道德教化意义。若从美学的角度重读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1949）中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场”，我们会发现它呈现给我们的是经历、发现和冥思，它更像是一则寓言，一道谜语，留给我们更多遐思和想象，而非道德与伦理教化。此外，万物平等观、生态整体观和敬畏生命观等也都存在相似的悖论。

在揭示父权制、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是其思想中也存在一些极端倾向，例如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完全否定男性的生态意识，坚持两性战争和新的性别统治（女性征服并统治男性）思维等。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应力图摆脱男权主义式的狭隘，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重视元素异质性、边缘及多元化。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将目光从关注西方白人女性转向关注少数种族和第三世界女性问题一样，如今的生态女性主义也正致力于关注那些贫困、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关注那些遭受城市化进程、种族主义和有毒物体侵害的受害者与见证者，倾听他们的声音和叙述，力图将环境安全与平等延伸至更加广阔的区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引导人们从环境、性别、种族的多重视角进行文学研究，推动学术界重新评价经典文学，重构文学经典。作为一名有着墨西哥背景、印第安人容貌，出身工人阶层的“奇卡诺抗议女诗人”（Chicana protest poet），安娜·卡斯娣萝（Ana Castillo, 1953）力图建立一种“对抗性奇卡诺女性主义”（oppositional Chicana feminism），其作品《离上帝如此遥远》（So Far from God, 1993）把环境种族主义、战争、艾滋病与家庭男性暴力联系起来，可以看作倡导环境正义的典型。此外，日裔女作家卡伦·蒂·山下（Karen Tei Yamashita, 1951）、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等作家的作品也有待从这个角度进行发掘。

透过性别的视角，文学研究得以看出生态霸权和生态隔离等社会问题，这种伦理和政治上的环境不平等性日益引起重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就突出强调环境公正性，认为环境危机的真正有效解决不仅应当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还必须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而要解决人与人、制度与制度、社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以及责任与利益的平衡。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少数种族对环境的拥有与发达国家和特权种族的拥有比例极不相称，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由此兴起，但是到底哪个种族应该受到环境公正的惠济，哪个民族应该担负起更多的环境责任则争议良多。事实上，所有个体都有被保护免遭环境恶化侵害的权利，也都有承担起捍卫自然的相应义务。历史和当代文本中不乏对少数种族和劣势群体遭受身体与精神戕害的关注，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麦尔维尔的《少女的地狱》、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威廉·布莱克的诗歌等。澳大利亚土著作家凯文·吉尔伯特（Kevin Matthew Gilbert, 1966—1996）的诗《庆祝88》（Celebrators 88，1989）、昆士兰女性区域主义作家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 1925—2004）的短篇《虚构天气》（Inventing Her Own Weather, 2015）等作品揭示出了澳大利亚主流文化对边缘化的亚文化的不公正对待，此外印度文学中关于“生态流亡者”（ecological refugees）的叙事等都体现了环境公正意识。这一方面要求我们重新调整文学批评中的不平衡现象，尤其是调整对美国族裔写作、第三世界国家环境叙事和国际经典环境文学缺乏足够关注的倾向，另一方面要求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全球的和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作品的其他价值或者放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而是在生态危机新语境下通过发掘其生态价值和社会意义丰富文本意蕴，如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1854）可看作梭罗在简单化生活实验过程中“傲慢的冷漠和无力置贫困于不顾之间的不自在调解（uneasy mediation）”。

总之，正在经历第二次浪潮风云变幻的环境批评将在理论建构与环境实践的多元对话、文本与文体阐释的多样化、从本土到全球的文学想象以及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环境伦理与政治平等的重视等方面取得突破，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也必将重新估价文学文本的环境意识、地方价值和环境正义，从而为丰富自身研究方法和文本价值，以及督促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新的出路。在这个长期的历程中，文学研究应发挥自身主导作用，超越文本距离、文化局限以及种族和性别藩篱，力图多层面、多维度阐释和挖掘文学文本的环境价值和社会意义，从而达到环境危机的消解与和谐生态的出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