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说的文化消费与大众想象

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美国小说的产生、传播和接受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消费市场和大众需求的影响，体现之一就是在大众文化发展较为完整、文化产业十分发达的美国，小说创作受到了市场导向以及接受主体文化消费习惯和心理的制约。同时，美国小说在表达大众想象上也保持了其主体性、自主性和人文精神的内涵，从而在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同时保持了对艺术永恒价值的追求。

现代小说作为一种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和文学市场、文化消费以及现代传媒的发展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0世纪初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首次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并指出了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品本身的商品属性：“文化工业引以为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这意味着在现代市场机制下，艺术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某种神圣存在，其艺术价值必须在市场关系中获得认可，其艺术创作既要符合创作规律，也要在某些方面服膺于市场规则。而在当下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在这种语境中，文学创作研究也需要将文学发展与市场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在美国文学发展中，小说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艺术形式，始终与它的生产语境和接受语境密不可分，同时也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兴起的大众文化互相影响和渗透。尤其在20世纪以后，美国的大众文化发展完整、文化产业较为发达，市场以及文化工业在文学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明显超过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正是基于此，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就给予了美国小说发展的一个独特视角，本文就试从小说创作的市场导向、小说与大众文化消费心理以及文化消费中的人文思潮几个方面就此命题进行阐释。

一、美国小说创作的市场导向

“美国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在一层稀薄的进口欧洲精英主义下面，流淌着‘大众’的血液。”美国文化在根源上的大众性，加之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文学体制的市场化，使得美国文学从一开始就与大众文学市场密不可分，而依托于大众传媒兴起的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以大众为阅读基础的艺术形式。文学创作者必须要考虑到读者的喜好和阅读习惯以及当时流行的创作趋势。即便是注重思想性、审美性和创造性，拒绝重复和模仿的严肃作家也不时需要考虑作品的可接受性与易读性，甚至借鉴流行文学类型进行创作。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虽然市场在不同作家、不同历史阶段作家身上有着或轻或重的影响，但是它都成为一个考察美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在美国早期文学中，由于小说的阅读方式主要是通过日渐丰富的报纸及期刊为主，进而催生了大量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创作的日渐繁荣使得美国短篇小说的创作传统和范式得以建立。如以诙谐风格著称的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 1819）以及《睡谷传奇》（Legends of Sleepy Hollow, 1820）等作品确立了美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趋势。而纳撒尼尔·霍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事重述》（Twice-Told Tales, 1837）中所录的作品都曾匿名发表在杂志和礼品书上，他的短篇作品以罗曼司（romance）的寓言叙事方式，探讨了非常深刻的宗教和人性的问题，使得短篇小说的叙事容量大大延展。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创作同样受到了当时大众阅读的影响，如《白鲸》（Moby Dick, 1951）这部精心创作的史诗性作品反响平平，反倒《白外套》（White Jacket, 1850）和《雷德伯恩》（Redburn, 1849）这样的情节比较生动、迎合当时读者喜好的作品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到18世纪中叶，美国短篇小说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数爱伦·坡，爱伦·坡在《南方通俗文学使者》杂志任编辑职务的经历使得坡不得不为杂志撰写一些情节曲折能够吸引读者的小说。他的作品中包含一定欧洲畅销小说的元素，如哥特、惊悚、恐怖等，但坡的小说创作模式具有非常高的原创性，因此，他被视作西方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鼻祖，且对各个国家文学的创作都有一定影响。但真正使得坡的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是他作品中对于人类普遍境遇的描述，但正如朱振武教授在专著《爱伦·坡研究》中所说的：

他在众多小说创作中时而将哥特小说中的暴力、凶杀情节和阴森可怖的气氛同侦探推理小说的手法结合在一起，时而在制造恐怖、幽默、讽刺等强烈感官刺激的同时进行深入的心理和道德探索，时而还试图实现小说与诗歌、绘画、音乐和戏剧等多种艺术手法的融会贯通。借助这种新与奇的结合，不断促成小说诸元素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以及小说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糅合，爱伦·坡满足的不仅仅是读者多方面的审美需求，同时也将自己对人性、对社会的多方位思考和探索传达给了读者，从而引起了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使打动读者的目的最终得以实现。

坡的成功在于他将创作与审美的独特性、作品的大众性和对心灵关怀的结合，正是因此美国大众文化中“爱伦·坡热”一直持续不减。

美国文学在内战后出现了由罗曼司到现实主义的转向，由于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长篇小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群体的文学市场的形成，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女性阅读群体的扩大，使得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呈现出市场性、娱乐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特点。小说的社会功能随着阅读市场逐渐扩大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在娱乐功能之外自觉地具有了社会揭露和社会批判的意识，其伦理意义和教育功能也为读者所看重。在社会讽刺和艺术成就上的集大成者，当数幽默大师、小说家和演说家马克·吐温。他的作品的特点是具有打动人或者扣人心弦的故事线索、富有戏剧性和叙事性，以及鲜活的本土语言，同时对社会现状毫不留情地进行讽刺和批判。《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1889）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小说主人公以“穿越”的方式，从19世纪的美国回到6世纪英国的亚瑟王传奇时代，并以美国佬所进行的政治变革的失败来借古讽今，在强烈的戏剧性以及机智、风趣的语言中，马克·吐温对19世纪美国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抨击。

到了20世纪初，在19世纪中期到后半叶出现的受市场欢迎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潮流出现了衰退，现代主义创作的趋势兴起。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的创作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小说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在创作和审美上面有了一定的脱离市场的审美自主性的要求。风格实验成为现代主义作家作品最关注的事情，而并非读者的阅读偏好。但是现代主义作家也并非意味着要将文学和市场脱离而使自己显得高高在上。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威廉·福克纳在市场因素给作家创作模式带来的影响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福克纳的作品不仅在美国意识流小说方面具有开创之举，还反映出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出生并成长于美国南方的小镇，从小接受乡土文化、特别是南方文学传统中的恐怖小说、哥特小说和民间文学传统的熏陶和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福克纳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样式大行其道的时代。”此外，在好莱坞工作、撰写电影剧本的经历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带有了明显的流行小说的元素。福克纳善于运用恐怖小说和侦探小说的情节服务于自己的创作，如《坟墓的闯人者》（Intruder in the Dust, 1948）、《圣殿》（Sanctuary, 1931）和《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1936）等几部小说都明显地采用了侦探小说模式。其中《圣殿》还有明显的哥特小说的痕迹。另外，福克纳也经常使用美国民间流传的夸张故事的手法。福克纳的创作经历反映了文化工业对于小说创作的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福克纳作为一个严肃小说家在文化工业和文学消费中为了赢得读者而做出的商业写作的趋势，然而这些商业元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构成了福克纳本人创作风格的一部分。

而战后美国更为复杂的文化环境，包括大众流行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媒体所带来的视觉化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得小说创作环境和创作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艺术潮流的影响。随着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产业的进步扩张，美国平装书市场（paperback market）迎来了新的繁荣，“1948年，莱斯利·费德勒注意到作家数量和读者需求的不平衡，而一些严肃作家转而支持平装书市场。”在消费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情况下，小说的娱乐消遣的功能得以强化，并以满足大众的消费心理为旨归。美国流行小说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且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现了一批介于流行和严肃之间的小说家，如在2003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的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Stephen King, 1947）。1946年，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ystery Writers of America）设立了以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爱伦·坡命名的埃德加奖（Edgar Allan Poe Awards），科幻小说界则有1953年根据科幻小说之父雨果·根思巴克（Hugo Gernsback, 1884—1967）命名的雨果奖（The Hugo Awards），以鼓励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发展，这些都显示了流行小说的严肃化趋势。同时，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娱乐性与图像的增值密切相关”，战后美国小说叙事策略较为明显地受到了诸如绘画、摄影和电影等创作方法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了视觉化的转向，如纳博科夫（Vladimirovich Nabokov, 1899—1977）的小说《洛丽塔》（Lolita, 1955）中就有明显的电影元素。以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的E. L. 多克托罗（E. L. Doctorow, 1931—2015）的作品中则有明显的电影蒙太奇手法等。

在大众文学的创作中，市场导向决定了创作的动力、题材的选择和技巧的运用，如中国古代的小说创作主要是按照市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和习惯来创作的，而宋代以来的话本小说、侠义小说、世情小说等也都扎根于市民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和充分的市场化给艺术的发展带来的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方面在于文学在商品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立的领域。早期小说家把自己的作品拿到报纸上发表来赚取稿费这一潜在的“商品”交换模式，正是极大地促进了职业作家的出现和现代小说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市场因素中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以及统一化的趣味实际上是与审美的原创性冲突的，诚如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指出的，“艺术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膜拜的韵味阶段，进入了越加世俗化的震惊和机械复制阶段。”艺术面临着市场交换和消费者趣味的压力，小说创作的消费导向也不可避免，但两者之间并非不可协调的矛盾。在商业文明发达的美国文化中，许多严肃小说家呈现出了一定的商业化写作倾向，但同时又保持了一定艺术审美的自律性。同时，这种借鉴和融合也成为如同爱伦·坡和威廉·福克纳等大作家本身的写作风格的一部分。可以说，这种商业化和市场化所造成现代审美的矛盾性，也是美国小说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

二、美国小说创作与大众文化消费心理

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把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读者的阅读过程和心理纳入研究范畴。从文学发生的角度来看，读者的文化消费心理应当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出发点，即善于从读者的心理出发，在小说的主题、语言和叙事方法上构建符合大众阅读和审美心理的文本。纵观美国小说史，许多都是洞悉读者心理的高手，如西部小说家詹姆斯·库珀以浪漫小说的形式对美国历史上西部扩张时期人们所关心的社会中的政治和社会观念等问题进行了应答，霍桑则擅长在神秘和悬念中给人们带来内心冲突与震撼，“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代表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则借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痛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孤独、虚无的本质等。对时代心理的洞察和对大众心理的融通，既是这些文学作品获得成功、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也是这些作家作品得以经典化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学批评出现了“以作者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的转变，文学研究对文学阅读以及接受过程更加关注。美国读者反应精神批评的代表者诺曼·霍兰德（Norman Holland）曾在《统一性—身份认同—文本—自我》（Unity Identity Text Self）一文中谈到读者阅读心理的三个层次：“第一个阶段涉及读者对快乐的欲望以及对痛苦的恐惧……第二个阶段是读者实现其幻想中的快乐，第三阶段是在原始幻想之上焦虑和负疚开始运作以及那赤裸裸的幻想随后转变成一种连贯和重要的有关道德、知识或者美学统一和完整的体验。”这三个层次也展现了读者对于文学作品在心理需求上从感性审美再到审美、道德等方面超越的要求。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市场呈现出了复杂而多元化的特点，不同题材和故事的作品则拥有不同的拥趸，读者对于不同的作品也有不同的阅读心理和期待，而对于小说的文化消费心理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进行关照。

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工具理性的压抑，感性审美成为人们欲望伸展的重要领域。在阅读心理第一个层面中，对快乐的欲望和对痛苦的恐惧正展现了读者对小说的感性审美的需求。感性审美需求要求小说作家注重氛围的营造，并善于充分调动读者的感官，如在视觉上通过光影声色的变幻来渲染情节，听觉上通过描写怪异的自然的声音或突然出现的声音来烘托氛围，在触觉的处理上则细致入微，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以逼真的细节和氛围接近读者个人的身体、情绪和情感。美国小说中的哥特传统、暴力和死亡等因素以及悬疑、惊悚、探险等小说类型的流行都表明人们对于小说中感性审美的文化消费心理。爱伦·坡在创作中就非常重视“效果美学”，他认为“在美的原则中，最重要的是作品的效果。为了追求统一的效果，他那些篇幅短小、结构严谨的推理小说注重每个词、每行字、每段话在读者心灵上引起的反响”。而师承美国文学中哥特传统的当代小说家斯蒂芬·金的作品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感官刺激或者心理效应，而且在描写惊悚的灵异现象和令人恐怖的死亡事件中产生了一种对黑暗世界的超越。读者可以一方面以“观察者通过调节‘另一现实’，来满足那些欲望并把那些恐惧压缩到最小——就是说，观察者用文学或者现实提供的素材重新构建他自己的调节和防卫（他的身份主题的各方面）模式”。正如斯蒂芬·金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提到的：

这就是恐怖故事的终极真理：它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热爱死亡，他们热爱生命；他们并非赞美记性，而是通过描写畸形赞美健康与活力；他通过向我们展示受诅咒者遭受的痛苦，帮助我们重现发现生活中不起眼的快乐；它们是心灵的水蛭，吸走的并不是人的血，而是人的焦虑和不安。

感性审美是小说审美的重要基础，也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现审美的自由意志心理的前提，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文学艺术给人的快感，往往与人的情感宣泄、欲望之审美解放、自由意志之审美式实现相关，这依然是文艺之感性愉悦功能的体现。”这正是这一层面阅读心理的意义所在。

第二个阶段是读者实现其幻想中的快乐，这体现了读者希望在文艺作品中实现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超越的阅读心理，这是小说审美心理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小说中众多“遁世者”形象中看出。这些遁世者他们不满足于现实生活，或逃逸到象征自由和希望的西部世界，或追寻心中的田园梦想，或在城市中反抗世俗和陈规。他们既是社会和历史的参与者，也是细心的评论家和嘲笑者，从而完成了对美国社会文化的观察。如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中“瑞普作为所处时代非主流价值观的代表，他童心未泯、知足常乐的态度未尝不是一种逍遥的境界。天真淳朴的瑞普面对的困惑和矛盾，象征了新与旧、理智与情感、工作与享受等难以理清的问题。”同时表现美国20世纪20年代商业文化方方面面的《巴比特》（Babbit, 1922）以及美国经典公路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都是现代社会中的逃遁者和流浪者。在现代社会中，审美具有一种把人们从认知和道德活动的理性主义压抑中解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而小说作为一种审美艺术形式，在人们面对日益平庸、乏味的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提供了对生活日常性的否定和超越。

第三阶段则涉及在原始幻想之上焦虑和负疚开始运作以及那赤裸裸的幻想随后转变成一种连贯和重要的有关道德、知识或者美学统一和完整的体验。这一体验表明组合对小说的要求超越了娱乐、消遣或是逃避层面的需求，进入了对人生意义及其本质的关照。斯蒂芬·金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82）就是一个典型。相比于他的其他作品则不再仅仅是用惊悚和恐惧等元素来吸引读者，而是在作品中寄予了对人性的深刻信念和严肃思考。小说讲述了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时期银行家安迪被误判为妻子和其情人死亡案件中的凶手而锒铛入狱后重寻自由的故事。小说在讽刺现实的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它以美国的文化和司法制度为背景，探索了人类精神中的信念、自由等永恒主题，给人以深刻的震撼力。人们在阅读时所期待的在道德上启示、灵魂的涤荡是读者从阅读中获得的崇高的精神追求，而这也是衡量文学艺术质量的高标。

总体上来说，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并不是扁平、无差别的，而是丰富、有层次的，尤其在当下文学阅读市场，不同目标读者群体对小说的阅读诉求都有所区别。除上述的阅读心理以外，一些读者或许更为小说中丰富的人文背景和知识信息所吸引。在世界文学范围中，如《红楼梦》中有谈诗论画，说乐理讲脉象，乃至药方等描写，美国小说《白鲸》（Moby Dick, 1851）中有丰富的航海知识，《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9）中有大量的农业知识，而现代作家丹·布朗（Dan Brown, 1964）的作品更是典型的知识的熔炉，这同样构成了文化消费心理的一个重要层面。尽管如此，好的文学作品必然都是对人类心灵世界的真实揭露，小说的审美中也必然包括着灵魂的挖掘和重申。在如何满足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同时又能对读者进行审美品格的提升和心灵的关照这个问题上，或许美国小说的创作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三、美国消费文化与美国小说的人文思潮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晚期著作《致命的策略》（Les Strategies Fatale, 1983）中对现代性对艺术内在性质的转变做了说明：“在交换价值的魔魅之下，艺术品形式化和白物化的商品抽象性越发强化，即是说变得比商品更为商品，因为艺术品没有使用价值。”同时，艺术品却没有“将批判性否定作为解脱之道”。他认为，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学艺术似乎失去了本雅明所称的“灵光”及其真确性。诚然，“从17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大众消费的一个能够区分现代和传统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消费已经成为个人参与文化、改变文化的主要方式。”而消费文化是现代传媒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共同催生的产物，其商品化、市场化趋势势必带来文化生产者为了经济利益而产生的文化媚俗现象。但消费文化和小说的人本主义属性和人文精神并不是冲突和矛盾的。我们知道，欧洲小说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世俗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审美的世俗性倾向、日常审美的泛化以及流行文化所带来的审美范式的转变，实际上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路径。同时，随着“高雅”与“通俗”之间的界限趋向于消弭，小说在当代的发展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多元，处境也更加复杂。文学总是试图反映它所在时代的真实境遇，小说的现世性以及形而上的超越性，作者对所处时代深刻的复杂性的书写以及对时代的真实的生存体验，是维系文学文学性的本源，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为美国小说的生产语境和接受语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视野。

自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来，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自身叩问和追索的人文主义传统上，探索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人性的种种可能性。美国小说的发展也正承接了这种人文传统，这一点在美国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可以看出来。在19世纪末，马克·吐温、威廉·豪威尔斯开创的现实主义经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的继承弘扬，对社会道德伦理以及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检讨，随后欧内斯特·海明威、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等作家则对美国的现代文明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孤独、隔绝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和城市的分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美国的左派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等则探讨了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及人们在毫无节制地攫取财富时的贪婪本性。经过短暂的低潮，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在80年代以来的“新现实主义”潮流中得到复归。由此可见，美国小说对其所在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折射，始终秉持了一种人文特性。美国战后文学的审美范式受到了媒介生态和消费主义的共同影响，小说家的写作策略和行文方式也相应做了调整，主要体现在将流行小说的创作范式与严肃的文学主题相结合，将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式与当下具有话题性的人文议题相结合，以及将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等方面上。

将流行小说的创作范式与严肃的文学主题相结合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当代作家对于科幻小说这一范式的关注和运用上。科幻小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在一篇影响颇大的论文《跨越边界——填平鸿沟》（Cross the Border—Close the Gap）中为科幻小说和流行小说叫好。他认为这种文学样式正在填补高雅和通俗之间的鸿沟：“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批评家和欣赏者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了，这鸿沟意味着批评家被当作‘兴趣的引导者’，而欣赏者被看作是‘追随者’。”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1922—2007）在5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写科幻小说的流行小说家，直到60年代发表了《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 1969）后才得到文学评论界的严肃关注。冯内古特作品的特点在于运用科幻小说的创作形式勾勒出一个黑暗、虚无的世界，在其代表作《猫的摇篮》（Cat‘s Cradle, 1963）中，伊留姆的实验室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科学殿堂，但其实不啻为一个充满兽性的洞穴，在种种荒诞不经和光怪陆离的现象中，作者反思的是滥用科学研究成果的人的主体性丧失的问题。

而将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式与当下具有话题性的人文议题相结合，则体现了小说家对当下生存境遇的关照。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的《那一击》（The Coup, 1978）、《巴西》（Brazil, 1994）、《圣洁百合》（In the Beauty of Lilies, 1996）这样的长篇小说则通过一个广角镜头来审视历史和政治事件对人类带来的影响。通过对日常生活以及事件的描写，厄普代克探讨了时代中的大事件对普通人物生活的影响，并使读者了解到现代美国日常生活中隐含的重要意义。而以复归现实主义为创作意旨的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 1959）的作品《强震》（Strong Motion, 1992）不单探讨了如堕胎、女权运动等颇具争议的主题，对公司的罪恶、消费经济和资本市场进行了批判，更多地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环境的忧虑。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朱诺·迪亚兹（Junot Diaz, 1968）的作品《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2007）则以移民经历为题材，讲述了一个多米尼加裔美国家庭几代人的故事，围绕着他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抗争以及来到美国后仍然摆脱不掉的厄运展开。迪亚兹在小说中将族裔本土故事、幽默、移民、历史、爱情、革命和独裁等多种元素杂糅，探讨了民族身份、个人流散、文化压迫等主题。这些作品都以展现普通人的生活为主要内容，以着眼于生活的细节的方式折射了具有国际性的文化和历史议题，从而具有广阔的人文视野。

最后，美国现代小说家也擅长将经典文化与当下语境结合，以当代的视角去重新解读古老的故事和命题，从而产生了文学的新意。丹·布朗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作家，他在《达·芬奇密码》中以西方经典文化中的达·芬奇绘画、斐波那契数列、五步抑扬格、圣婚、教派冲突为背景，“把一部貌似悬疑小说的作品编织成一个涵盖古今的文化冲突之网”。不仅“在变换叙事模式上，他更能够比肩那些技巧成熟的后现代主义作家”，而且在揭示不同教派文化冲突的同时，也影射了当代文化冲突的来源和后果。丹·布朗的作品表面轻松，实际沉重，作者将精彩的叙事和厚重的历史感结合，探讨当下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将多个命题进行了跨越和融合，从而大大提升了创作主体的多样性和交融性，以及文本的人文反思价值。

文化工业和文化消费的现象固然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艺术本身的生命力是永恒的，正如威廉·福克纳在接受著名文学评论杂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采访时说道：“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就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文学作品无法脱离其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但是其本身的价值将会远超于其当时所获得的短暂的成就。在消费文化的环境下，只有具有真正人文精神内涵的、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作品才能最终得到认可。文化消费应当是对有准确内涵和完整外延的文化消费，是需要坚守文学艺术品质和社会责任的文化消费。美国当代小说家一方面传承了美国文学的传统，同时又融入了对当下文明的反思，强调小说的社会参与和责任，从而出现了一批在艺术性、商业性和思想性之间取得平衡的作家。而这些作品中对现代文明的思考既构成了美国本土经验的一部分，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启示。

结语

小说中充满着文化密码，交织着历史与迷思，预示着道路与未来。建国二百多年后，小说已经成为美国移民分享共同文化以及获得民族认同的特殊空间。这正与小说与文化的对接，对时代心理的洞察，对心灵的探索，对当下的反思不无关系。在大众文化成为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承载者，小说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情况下，小说家也需要对大众审美趋势和文化消费心理进行契合，而这正是使促使美国小说家从欧洲传统和本土文化之间、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出发来构建美国小说传统的动力之一。“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经历过经典文化的充分滋养，走了一条从经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积累传承之路，因此今天的西方大众文化呈现出积淀深厚、多样并存的形态，表面无序实则有序，看似充分自由实则有自我调控能力。”在当今以“文化消费”和“大众娱乐”为主题语的文化环境中，小说也势必要在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同时，不断探索自身在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能发挥的作用，因为小说本身就是高度参与的、高度社会化的艺术形式。而在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时代来临和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当今，小说的创作如何继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如何在消费文化潮流中保持民族特色，既是作者，也是文学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