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莉妹妹》的城市移民

以男性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的迅速膨胀和城市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与生活在其中的女性的异化是同步发展的，物质商品化、精神真空化和生存疏离化的城市生态环境使许多“嘉莉妹妹”从淳朴的乡下女蜕变为城市中待价而沽的商品，成为道德空白和灵魂迷失的“空心人”，从而使得人们对物质文明的价值意义产生了疑问，对精神文明的旨归发出了质疑。在物质财富空前繁盛和男性话语仍处强势的当下，人类实现精神救赎和取得和谐的路径之一就是重新审视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生态和女性伦理，这是《嘉莉妹妹》在当下阅读的一个重要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快速地转变为工业城市社会。城市工业文明环境下，人类对财富和权力的崇拜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源于社会中建立的等级和霸权。人类掠夺和控制自然的机制与社会中人对人的控制，尤其是男权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的机制与动机是相同的。这样一种城市生态环境把那个特殊时代的城市移民女性，特别是像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的代表作《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1900）中的同名主人公嘉莉妹妹一样的无数青年女子，从天真纯朴的乡下姑娘变成了城市中待价而沽的商品。嘉莉妹妹在经历了一系列决裂之后，变成了一台精神空白﹑信仰缺失﹑意志薄弱﹑感情枯萎而欲望却无限膨胀的机器。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无论是广阔的荒野，被开垦的土地还是高楼林立的城市环境都应该成为生态批评关注的范畴”。嘉莉妹妹作为美国社会向工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位城市移民女性所遭遇到的生态伦理危机，足以警示我们在城市文明特别是都市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重新审视女性长期以来被男权社会和工业文明压抑、扭曲的自然天性和精神世界，这是重新解读《嘉莉妹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一、工业发展，女性受物欲驱使

内战之后，美国的工商业迅猛发展，为了给这种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美国政府制定了宽松的移民政策。于是，大量的国外人口涌入美国，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从1860到1900年，美国人口从3100万猛增到约7600万。城镇在一夜间兴起，不到十年就扩建为大城市。“芝加哥处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代，是一个由于工业转型、人口大迁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化大潮中迅速崛起的城市。”“农民、工匠和来自欧洲底层的人、美国南部的人、墨西哥人、中西部人、亚洲人都移民到拥挤的工业化的芝加哥社区和工厂。”嘉莉妹妹就像那个时期无数的乡下姑娘一样，随着移民潮涌入芝加哥这个新形成的大都市。1890年，也就是德莱塞笔下的嘉莉到达芝加哥的第二年，女性占美国全国劳力的17%，以15至24岁之间的女性占多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女性。

在机械化﹑商品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物质财富表现出的无所不能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导致拜物化倾向的出现，即人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当作异己的对象盲目崇拜。“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开始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正如德莱塞所说：“（美国）犹如一部大抵是虚伪而没有可行性的宪法，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所谓思想和精神自由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所热衷的是建立像蜜蜂一样的工厂，收集﹑储存﹑表达﹑组织﹑使用纯粹物质的东西。”早期资本主义“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开始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消费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和最大的快乐。

女性的心理和需求更是广告商人潜心钻研与关注的焦点。“19世纪末，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女性开始认同性感商品具有能够加强她们女性魅力的力量”。女性的想象力实际上被广告和媒体所左右，被物欲所驱使，生命在“新陈代谢”的消耗中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感受力和想象力也随之下降，直至退化为内心麻木﹑外表光鲜供男性赏玩的花瓶。在开往芝加哥的火车上，嘉莉的脑子里充满着物欲的幻想，而不是辛劳的工作。推销员杜洛埃把芝加哥描绘成琳琅满目的大商场。他自己的外表装束就是一则很好的广告：“扣着很大的镀金袖纽，上面镶着叫作‘猫儿眼’的黄玛瑙。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这种用金银和物质堆砌起来的时髦的外表以及鼓鼓的钱包，使嘉莉朦胧感觉到他就是财富世界的中心。置身于芝加哥这个富丽堂皇的繁华大都市，嘉莉妹妹起初是迷失了方向，最后是迷失了自我。嘉莉妹妹认为，“城市为女人提供了一切令她生色的东西——财富、时髦、安逸”，她“对耀眼的陈列着的饰物、服装、鞋子、文具、珠宝等商品非常羡慕”，而“每一件饰物，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对她都有切实的吸引力”。崇尚物质的现代城市本身就像一位魅力十足的男性时时诱惑着嘉莉。靠诚实劳动获取的微薄收入在强烈的物质欲望面前已是杯水车薪，而一旦自食其力的愿望也成为泡影，她就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是她唯一拥有的可以兑现的“财产”。舍勒预言商业社会中“更纯真﹑更富有女人味的女人在一步步沉沦”。她们像嘉莉一样获得了物质上的成功，但在高于一切生灵的人生之路上却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灵魂，成了“空心人”。

二、信仰崩塌，女性迷失自我

如上所述，嘉莉妹妹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向垄断阶段过渡，在精神信仰方面，“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科学，认为科学会是宗教的强有力的替代物”。人们还深信，“先进的、卓越的工业技术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消费主义逐渐占了上风，群众性消费“导致了清教理论让位于消费享乐主义。这种享乐主义崇尚生活中的享乐和满足”。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已经无足轻重，个人的物质生存远比精神完美更加重要。

一方面，传统的清教道德和信仰框架被打破；另一方面，科技不但无法为人们提供新的可以聊以慰藉心灵的精神力量，反而使人情﹑人性﹑人格这些美好的东西丧失殆尽。现代工业物欲文化和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人们的心灵沟通，腐蚀了人们美好、淳朴的感情，形成精神荒漠。嘉莉妹妹是一位只顾享受，“强烈的欲望指向哪里，她便走向哪里”的姑娘。她关心的永远是与“金钱、容貌、衣着和娱乐有关的事情”，她很“善于学习有钱人的派头——有钱人的外表。看到一件东西，她立即就想了解，倘使弄到手便能把自己打扮得怎样漂亮”。她对美丽外表的执着程度远远胜于对知识或书本的关注，对人的亲近和热爱程度远远低于对物质的倾慕与渴望的程度。

在这样一个男权工业社会中，“农村”和“劳动女性”这个双重社会标签使嘉莉这个来自农村的城市移民女性在城市社会中处在无奈的劣势地位。社会的不公和对个人的控制所导致的无能感和空虚感也是将嘉莉推向道德边缘与面临精神困境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时期，工业的发展使城乡生活水平进一步拉大，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先进形成鲜明的反差。城市革命之后，城市里出现了一批人数相当可观的中产阶级妇女。“20世纪来临之际，美国男女一起在公共场所游玩，如上戏院、看电影、跳舞和逛公园，慢慢成为都市生活的一大景观和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标志。”而在农村，“除了少数大庄园的大家闺秀之外，绝大多数妇女仍然过着‘日出劳作，日落息工’的生活”。这种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不满情绪，是大批农村姑娘告别乡村、投奔城市的主要诱因。当劳动妇女外出寻找工作时，她们最关注的是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待遇还在其次。对嘉莉而言，“只要薪水，比如说开头的时候五块周薪，那么干什么都可以”。即便是这种报酬极低的工作，嘉莉还是由于请了几天病假而最终遭到解雇。

经济飞速增长的代价是巨大的。人们，尤其是像嘉莉这样的弱势群体，普遍感觉到不能主宰自己的日常活动，她们身心承受着无形的控制和压迫，她们越来越无能为力，整天处在紧张和焦虑之中。初到芝加哥时，嘉莉感到自己“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落入了狂涛翻滚的无情大海”。找工作无门时，她觉得“这个商业区从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峻而冷酷无情。她似乎已经没有门路可以投奔了，这场斗争太激烈了……”嘉莉妹妹面临着严酷的选择，是继续把自己当作芝加哥无特殊技能劳力市场上的商品，以处女之身穿着廉价靴子在大风横扫的街道上跋涉呢，还是满足杜洛埃的肉欲，成为身价稍高的商品呢？在这一过程中，她不是没有做出努力，只是她的任何努力最终都显得苍白无力。这种行动的无能感和身心的无助感将她推向了社会道德与精神的边缘，推向了杜洛埃和赫斯渥。

尽管这个时期妇女生活的地平线开始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尽管“美国妇女身上已明显地体现出现代妇女的独立自主性，其最大特征是追求个性、向往自由、充满信心、敢于创新”，但与当时的男性相比，美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仍然要低得多。女权主义者夏洛特·戈尔曼说，20世纪初，美国妇女的地位取决于“与她们相关的男性的社会地位”。那时的美国主流社会评判男性依据的是他所从事的工作，而评判女性社会时则主要根据她的家庭背景和婚姻关系。由此可见，从整体上讲，20世纪初的美国妇女仍处在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依附怎样的男人可以决定女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无衣食之忧的中产阶级妇女尚且处境堪忧，更何况嘉莉妹妹这样孤立无助的单身来到城市的女孩。一方面，她远离赖以生存的熟悉的土地和亲人；另一方面，教育机会的不公，家庭出身的卑微，强势阶层对社会秩序和对个人的控制使她无法在新的城市中生存和扎根。嘉莉迫切需要社会认同和物质上的安全感，而这一切只有将自己商品化之后才能换取。作为女性，她的人格与价值观念由此变得商品化和市场化了。嘉莉妹妹就处在这样一个信仰危机导致精神危机，商业价值观无孔不入的精神真空时代。她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功，只能沦为一个“依从男人的客体，没有任何创造性形成自我的余地”。因而，与上帝决裂、失去信仰的嘉莉向杜洛和赫斯渥缴械投降就成了必然结果。

三、商品经济，两性关系恶化

对一般美国人来说，以“有用即真理”为基本原理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是“唯一可以称为他们的哲学”。这种哲学主张一切从“实利”“可行”和“效用”出发来考虑一切人生和社会相关的对象、活动和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加剧，使这种实用主义的伦理道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金钱和利益成为人际关系转移的标准，乡村式的亲切的、单纯的微笑的面庞变得逐渐模糊而又遥远。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和冷漠化。人们体味到的是城市文明的残酷与薄情。不仅如此，个人对自身也失去了评判的能力，只能依照社会和市场的标准来判断自我。自我感不再是“我即是我所是”，而是“我即是你所欲求的我”。在这样的价值世界里，嘉莉完成了她和自我以及周围人的人性关系的彻底决裂。

“商品经济的结构和机制导致了人格﹑价值观念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人不仅缺乏真实的自我感，而且他们的道德和观念也非人性化。他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商品市场上的价格交换关系，表面上的平等不过是“可相互交换”的同义语。嘉莉妹妹成名后受到追捧之时，也不过是一件使用价值稍微高一点的商品而已。剧院老板把她当成摇钱树，高级旅馆的老板将她视为活广告牌；新闻记者跟踪采访，无非是借用她的名义来猎奇，以此来扩大其报纸的发行量；接踵而来的富商绅士，无非想占有她的肉体。在强大的金钱攻势面前，连骨肉亲情也化为泡影。嘉莉妹妹的姐姐能够接受她来芝加哥，仅仅是因为“她要自找工作，自付膳食费”，“她每周付四块钱房钱”就可以为她省下不少钱。对她的姐夫而言，嘉莉“在不在和他是不相干的。她的到来对他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他只关心家里多一个人挣钱，而不关心别的”。而她失去工作时，她姐夫又急不可待要送走她，生怕给他自己增加任何麻烦和负担。

在一个机器控制人和个人创造力被摧毁的工业社会中，连最为复杂的两性关系也被简化了。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男女之间共同建筑一种亲密关系，共同分享趣味、梦想、憧憬，共同寄希望于未来和分担过去的忧愁——所有这一切似乎比共同上床更令人害羞和尴尬”。男人和女人之间似乎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和物质的交易。女人被视为男人的消费品之一，性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年轻、漂亮的女子除了能满足男人的性欲外，更能在深层次上满足他们占有和炫耀的欲望。女人昂贵的服饰是替她掏腰包的男人的财富的间接体现。在杜洛埃的眼中，女人就像陈列在橱窗中的商品一样，“他在街上留心一些服装时髦或容貌俏丽的女子，对她们品头论足”，而赫斯渥更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他衣着考究，生活奢侈，竭力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生理需求。他撇开相伴多年的妻子，放情于年轻貌美、听从自己支配的嘉莉妹妹。在这样的状况下，男人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不幸，腰缠万贯时女人们投怀送抱，一旦千金散尽，就会遭到离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嘉莉妹妹为什么“根据一般女性的眼光，用衣服来划分界线，认为穿礼服的是有地位的，有道德，有声望的人物，穿工装裤和短外套的都是些丑陋的人，连看都不值得一看”。一旦遇到比“旅行推销员”杜洛埃更有钱﹑更有地位的豪华餐厅经理赫斯渥之后，她就毫不犹豫地更张易弦，而当赫斯渥为了嘉莉妹妹背井离乡，最终穷困潦倒﹑一文不名时，也遭到无情抛弃。

从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到《美国的悲剧》（American Tragedy, 1931），再到《欲望三部曲》（Trilogy of Desire, 1912，1914，1947）和自传体小说《天才》（The“Genius”，1915），德莱塞在小说中始终聚焦城市，关注农村的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女子在城市文化圈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道德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所发生的畸变。“他不厌其烦地讲述的只有一个故事：一个来自美国内地年青姑娘或小伙子逃避乡村生活的乏味，来城市中寻找新的生活。最终的结果却是从满怀希望走向失望和毁灭。”这种失望与毁灭更是精神生活和道德伦理的末路。嘉莉妹妹陷入物质享受的漩涡，走上了道德以及精神的不归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那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人们的物质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单纯和谐关系被打破，传统农业社会的伦理道德像工业垃圾一样被扔到了废物堆。舍勒认为，“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性天性的严重流丧﹑男人意志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这话虽然失之偏颇，但也确实为后现代、后工业语境下的人们敲响了警钟。正如聂珍钊先生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宗旨之一就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净化功能”。因此，重新审视女性，关注人类的精神生态和女性伦理，或许是《嘉莉妹妹》在当下阅读的一个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