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畸人》的经济伦理

舍伍德·安德森的现实主义力作《小城畸人》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发展境况，揭示了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经济基础变革对社会结构产生的深刻影响，剖析了这些影响对社会个体存在的抑制和毁灭作用。面对深陷工业文明泥淖的社会个体和支离破碎的社会文化体系，安德森在其作品中对如何整合分裂了的文化和如何使人类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关怀，这种对人类生存状况及未来命运的关怀对当下同样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文化转型期的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经济伦理不仅涉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涉及企业在生产、销售、广告等各个环节在道德方面的认知与自我约束，而且还关涉到个人在生活方式、物质消费上的道德选择。美国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的代表作《小城畸人》（又译《俄亥俄州温士堡镇》，Winesburg, Ohio: A Group of Tales of Ohio Small-Town Life, 1919）是现代美国小说史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为我们从经济伦理视角进行剖析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这部“深深地植根于美国那个时代生活的土壤”的作品，反映了工业化时期美国城镇生活的现实，再现了19世纪后期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心态和经济发展对人们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以机器工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的飞跃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和商品化以及城乡交通运输业现代化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基础的变革，促使上层建筑和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清教元素中神圣因素的分化、经济活动的分化和社会分层体系的分化成为时代的必然。但伴随着机器工业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渗透，以及社会结构分化的日益细密化，社会个体的存在状态也越来越分裂，最终因严重缺失自我表现和满足而导致个体生存意义危机的出现。如何救赎被机器大工业碾压得支离破碎的价值伦理和个体自我，成为艺术家们面临解决的时代难题。回归乡镇、回归传统、回归人性，不仅是安德森作品中的“畸人”走出工业文明荒原的希望所在，也是安德森对分裂的文化体系进行重新整合所提出的时代思考。

一、经济：历史的印记

“一切艺术都烙有历史时代的印记。”《小城畸人》这部创作于20世纪初、发表于1919年的小说以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美国社会为背景，全面而又真实地描绘了那段历史时期美国社会的全貌，而其中所反映的诸多经济现象更是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是美国经济迅速扩张的历史。1866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开始形成，美国的国家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百万移民解决了美国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促进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明与应用；西部开发不仅扩大了美国的版图，而且开辟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经济市场，带动了农业、工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这种环境下，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到1894年就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转型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作为时代的产物，《小城畸人》这部小说中反映的诸如城市化、农业工业化、交通现代化等一系列经济现象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契合。

19世纪中后期，处在城市化进程鼎盛时期的美国不仅城市数量逐渐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大量农业人口前往城市地区，变为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曾经沧海》（Adventure）中的内德·居礼就到克利夫兰去了，“希望在那边的一家城市报馆里谋个职位，在世上出人头地”。《寂寞》（Lonelyness）中的伊诺克·罗宾逊“二十一岁时到了纽约，在那里作了十五年的城里人”。（76）《思想者》（The Thinker）中的赛思·理契也要离开温士堡出去奋斗，哪怕“就做一个店里的技工”，（102）就连安德森最垂青的故事主人公——乔治·威拉德，最后也乘上开往芝加哥的火车。所有这些描写都真实地反映出美国工业化时期城市化进程的状况。“从1865年到1900年这35年间，全国人口从3570万增加到7610万，其中居住在2500个（或以上）城镇的居民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从还不到21％上升到了39.9％，到1920年，全国总人口的51.4％成了城市居民”。伴随着芝加哥、圣路易斯、底特律、辛辛那提等中西部城市体系的建立，一批批中小城镇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有联系而又完整的城镇体系。温士堡也被网罗其中。《醉酒》（Drink）中汤姆·福斯特的外婆对此深有感触。她离开温士堡时，温士堡还不过是个“十二户或十五户的村庄，簇拥在特鲁霓虹峰巅上的一家百货商店的四周。”（163）但50年后，祖孙两人怀着美好的梦想回到小镇时，却惊讶地发现当年的小村庄已经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小城。”（163）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占重要地位，不仅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而且也刺激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传统的城市模式是从农业到商业、手工业再到工业，而19世纪后期的美国城市化却超越了传统，非常例外地带动了农业发展。因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周围农业地区的开发，而城市经济的初步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农用设备、资金和技术，使农业迅速发展成为可能。《虔诚》（Godliness）中杰西·本特利的发家史无疑就是乡镇小农经济向半机械化农业经济过渡时期的突出典型。它不仅暗含了美国版图西部扩张的历史，见证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土地政策的演变，还反映了传统农业向机械化农业转变的过程。本特利家族到俄亥俄州已经有好几代了，“他们从纽约来，购置了土地，那时乡村正值初创，土地可以贱价收购”（37）。1860年之前，美国中部和北部移民定居的西部边界只到密西西比河之西的密苏里州、艾奥瓦州和明尼苏达州，但此后30年内向西移民拓居的土地比1607至1860年美国整个历史时期开拓的土地面积还要大。本特利一家为什么西迁到俄亥俄？美国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规模如此之大的西迁运动？虽然一部分人奔往西部是为了淘金采矿，但更多的人却是被这个资源丰富、地质肥沃的广袤土地及当时美国政府所颁布的土地政策所吸引。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宅地法》（The Homestead Act）。法令规定：“凡是真正愿意定居的移民，只要缴纳小额登记费，便可免费占用一百六十英亩土地，在这块土地耕种五年并建有住房后，就归本人所有。”从1862到1900年，这样拨出的土地就达8000万英亩。1877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荒地法》（Desert Land Act）。“它规定：一个移民按每英亩一百二十五美分的地价先缴付现款二十五美分，就可以占用六百四十英亩荒地。在对其进行灌溉并经有关机构检查合格，再补缴每英亩一美元的地价，就可以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在这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1890年的美国已经不存在大面积无人居住的土地了。在美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私有制确立过程中，西部国有土地的出售和分配，即西部国有土地私有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普通民众购地大为有利，逐渐建立起了小农的自由的土地私有制。这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所有制，有助于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本特利家族的土地发家史也就从这一购买土地的浪潮中开始。此后，“家中四五个年轻人整天在田里拼命干活。”（37）但当22岁的杰西·本特利接手父亲的600英亩的农场时，“他开始买机器，”（50）增进农场产量，扩大田产，“全流域中只有少数农场不是属于他的”（50）。一方面通过技术革新，即通过使用农业机械，一方面依靠对新开垦的土地实行轮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收回原有资本并且取得了一定剩余价值之后，杰西·本特利将这笔钱又当作资本使用，开始进行“规模扩大化的资本再生产”。他不仅“又买了许多节省人力的新机器，”（50）也买下了“那一长溜黑色肥沃的沼泽地里剩下来的全部土地”（65）。在本特利的资本积累过程中，机器的使用加速了资本增值过程，降低了劳动成本，成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固定职能资本。这一时期的农业机械也有了巨大的发展。1868年开始有锋利的冷轧钢犁，同时又开始使用双轮犁、多铧犁、圆盘犁。蒸汽机动力犁、播种机、耕种机、收割机和脱粒机，后来又引进柴油拖拉机，最终投入到农业劳动生产中。传统农具的改进，新农具的发明和引进，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农业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这日益增多、规模巨大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大农场不仅使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保证了工业劳动力的供应，而且为现代农业综合企业（modern agribusiness）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城乡商品流通的扩大又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尤其是铁路的建设凸显得格外重要。“火车的来来往往，城市的兴起，穿越城镇、经过农舍的城际铁路路线的铺设，以及近年来汽车的发明，都在中部美洲我们的人民的生活与思想习惯上，引起了巨大的变化。”（42）安德森毫不夸张地讲述了铁路建设在那个年代的飞速发展和巨大作用。具有“铁路帝国”之称的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进入修建铁路的“黄金期”。“1868至1873年、1879至1883年、1886至1891年更是掀起了三次铁路建设的高潮。中太平洋、圣菲、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铁路及1893建成通车的大北铁路，5条铁路线总长70000多英里的铁路，标志着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修建过程的终结，全国统一的铁路网络形成。”从1830到1890年的60年间，美国铁路长度增长了150倍。“19世纪后半期的铁路是当时经济生活中最大的革新和原动力。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和企业活动。”一方面，由于铁路建设推动了钢铁、煤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等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展，美国工业化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克服了传统交通运输方式对自然力的依赖和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铁路为人民提供了一种快速、高效、可靠、廉价和全天候的交通运输服务，使美国西部的交通运输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为美国西部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刺激了西部农村城市化进程，即铁路修建在西部直接创建了大量的“铁路城镇”。铁路将这类小城镇纳入全国市场经济中来，促进了地区经济的专业化和商业化。同时，铁路也为内德·居礼、乔治·威拉德等乡村青年从事城市工业生产或第三产业的生产提供了流通的媒介，为他们追寻自己的城市梦想提供了可能。

二、经济：碰撞的焦点

以资本的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以工业化和机械化为标志的生产力的飞跃，以城市化和交通运输现代化为基础的国际、城乡商品贸易的繁荣，无不宣告“一个新经济时代的来临”。（50）面对经济基础发生的变革，上层建筑必然要做出相应的反应。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政治经济学论断明确地提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必须与之相适应，但上层建筑在受制约的同时，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两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一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矛盾关系体，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人操作的机器代替了人力劳动和畜力劳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资本主义商品化农业所取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中心转移提供了条件，这一切都要求社会结构发生组织更专门化、功能更专一化和运行更独立化的结构单位的分化。首先是经济过程的分化。商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及消费过程都要求一种优越于传统家庭和社区结构的高效率的专门结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对商品、劳务流转运动的支配力量愈来愈强，并开始取代或削弱宗教、社会阶层、家庭种族之类的等级体系对交换活动的制约和影响。这样，在经济过程分化的影响下，宗教体系的分化与分层体系的分化就在所难免了。以“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和“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为主要内容的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政治及科学领域的逐步独立，传统宗教价值观念向世俗化方向发展。经济的发展也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分层体系，不仅出现了个人地位的挪移，也出现了“集体”或“组织”地位的挪移。对个体而言，社会分工专业化也使得自己从传统社会意义中扮演的角色里分离出来，实现自我的经济角色分化。

然而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及由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细密化发展，社会个体存在状态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从生产过程的主体变为生产过程的简单要素，人的存在也不停地被抽象化、符号化，变成机械和技术简单的零件和组成部分，人的生存意义、生存思维和生存手段都被异化了。”以清教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规范的坍塌，以“金钱和名望”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的重新排序，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角色和经济角色的分离，都使得个体成为商品化社会的一个零部件，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压抑自我，最终因严重缺失自我的表现和满足而导致个体生存意义危机的出现。

以“资本主义精神”为轴心的社会机器在“效益原则”为标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带动下，引导社会的方方面面向着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方向运转。作为思想体系和强大伦理支柱的清教经历了200多年的转化，从苛刻的加尔文命定说开始，经过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美学启发，发展到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最后融入了内战后的社会规范体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从始至终，“神圣因素”和“世俗因素”——清教思想的两大根基，一直在斗争中不停地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掌握经济主导权，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但经济冲动力的过分膨胀将它的制约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排挤出了意识范畴之外，从而割断了神圣因素与超验传统的纽带，最终粉碎了清教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石。《小城畸人》中的杰西·本特利正是宗教世俗化影响下众多“畸人”中典型的一个。接管农场之前的杰西·本特利在克利夫兰的一所教会学校里读书。18岁的他“希望由学者而最终成为长老会的牧师”（39）。在学校里，“他曾全心全意地研究和思索着上帝和《圣经》”（41）。日积月累，“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个非常之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41）。他觉得自己“像古代的杰西一样，统治众人，而且他的儿子们也要成为统治者”（41）。他一生的信念就是夺取一切土地，为上帝效劳，在人世上建立上帝的王国。杰西·本特利不仅以“上帝的子民”自居，竭尽全力为上帝服务，而且杰西（Jesse，《圣经》中的版本译为耶西）这一古老的《圣经》人物也让他自命不凡，将自己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行为神圣化。浓郁的宗教情节与现实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使得他一生都在“神授”美梦中奋斗，他的生存意义、生存手段与生存思维都在不断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异化。经济冲动力在他灵魂深处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他生命理性的抑制和消亡。他“渐渐变得贪婪了”（43），希望“赚钱赚得比经营农场更快”（51）。而新式农业机械的发明和应用又正好迎合了他的宗教梦想，成为他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主要途径。虽然杰西·本特利后来非常富有，但在别人眼里他却严厉固执，不近人情。不仅如此，他心目中的后世名主、自己所有财产的继承者——大卫——却居然被他近似于疯狂的虔诚吓得落荒而逃。《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讲到杰西送子为上帝服务。大卫用击石机击出石子，打败了上帝之敌——非力士人，夺回上帝的土地。但在《虔诚》第四部《恐怖》的结尾，安德森却安排大卫用弹弓击石打倒自己的外祖父。看似嘲弄的结局揭下了世俗化教义外的神学外衣，剖析出经济冲动力对生命理性的摧残和毁灭。

伴随着农业商品化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从农业生产流动到工业生产及第三产业的人大量增加，从而推动了职业体系向细密化方向分化。在有效经营的基础上，这一体系具体化的操作过程要求只见角色不见人，即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而个体则受到“角色要求”的调节被当作“物”，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职业等级的序列也就由牟取的利润大小来进行排列。杰西·本特利的女婿约翰·哈代就因为是一名银行家，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引起了敬意”，（46）他的女儿路易斯·本特利也被称为“富翁的女儿”，（58）就连一个为小旅社拉门的童仆也为自己“‘夜班职员’的头衔而自豪”（153）。但伴随着经济角色对个体生存思维和生存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角色与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个体存在最终因自我的缺失而失去生存的意义。《古怪》中的埃比民泽·考利开始是个农民，后来变卖了田产弃农从商。作为一个商人，他接触的是“专利的吊带纽扣，漆屋顶用的一罐罐油漆，治疗风湿病用的一瓶瓶的药，以及咖啡的代用品”（146）。他所做的只是“工作，到了夜间便上床睡觉”（147），但内心的柔弱淳朴却与商人角色所要求的世故精明相抵触。“他怕自己会固执地拒绝买进，因而失掉了再把它们卖出去的机会，”（146）但同时他也怕“自己会不够固执，竟在一阵软弱之下，收购了卖不出去的东西，”（147）在经济角色与个体需求的冲突中，他和他的儿子所会说的也只是“我要被浆硬了，咳，咳，我要被洗净，烫挺，浆硬了！”（148）寥寥数语将个体在角色中承受的重负和不堪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个体作为人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角色要求中所受到的规范与抑制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出现使得人从传统社会意义中承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角色和经济角色的双载体，也成为他们获取新的社会地位的手段和方式。安德森笔下的男人离开温士堡奔赴大城市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我的社会和经济角色的梦想，追求新的社会地位。但纵观整部小说，只有男性离开了压抑的小镇，作为男人对应面的女人却在社会分工中遭到忽视和遗忘。在工业资本主义到来之前，家庭与劳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男人进行农业生产，而女人则料理家务。杰西·本特利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女性。她结婚之后就“努力做着左邻右舍的妇人们个个都在做的那种工作”。“她帮着挤牛奶，料理一部分家务；她为男人们整理床铺，替他们预备好食物。一年里她每天从白天工作到深夜，产下一个孩子后便死去了。”（39）虽然家庭分工的重心倾斜于男性力量这边，但女性却也能从中体现自我的价值。但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到来，家庭与劳动分离，男人不再依靠妇女进行工业生产，而女性由于先天特质的限制在社会分工中处于劣势，明显缺少竞争力。传统的社会性别体系中的权利和气质规范也不允许女性走出男性的视野，就这样，女性丧失了正常社会分工中的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从而造成当时社会中女性“集体角色”的缺失。伊丽莎白·威拉德和乔治·威拉德的母亲，只被人称为“温士堡旅馆老板的经受挫折的妻子”（20）、“这旅馆老板的妻子”（173）、“旅馆老板生病的妻子”（173）、“病人”（175）和“四十一岁的老妇人”（176）。海伦·怀特（Helen White），这个安德森所推崇的理想女子的代表，每次提起也只是“温士堡银行家的女儿”（183）、“东家的女儿”（167）和“少女”（185）。虽然她拥有许多优越的条件，如有一位富有的当银行家的父亲、念过高中、也曾外出求学、年轻美丽等，但她的归宿只是留在温士堡镇找一个“有一副城里人的派头”（187）的男人嫁掉。杰西·本特利的女儿路易斯·本特利曾是一个充满信心、渴求独立的个体，但结婚后所做的事不过是酗酒，待在大宅子里发脾气，驾着马车在温士堡的大街上狂奔。左邻右舍之所以能容忍她这样一个“神经过敏的妇人”，（56）也只是因为她“谨慎而精明的银行家丈夫”（45），而且“若不是顾及她丈夫的势力，以及他在人们心目中所引起的敬意，她早就被城里的警官捉去不止一次了”（46）。或许从亚当取出肋骨造就了夏娃的那一刻起，女性就注定了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而社会分工的不等，女性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缺失将这种弱势地位更凸显出来，所以无论是像海伦·怀特那样根本就没有个体独立存在的意识，还是像路易斯·本特利和伊丽莎白·威拉德那样不甘束缚奋起反抗，结果都是蜷缩在男权阴影之下，慢慢耗尽生命的烛火。

三、经济：艺术的沉思

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更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动的分化、宗教价值观念的分化和社会分层体系的分化却使得经济对人的统治不仅表现为有形的物对人的束缚，它还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直接塑造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以个体分裂的存在状态为主要表现的文化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体存在危机，都要求一种新的文化整合模式出现。“发展的过程是分化和整合之间对位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如何将被经济巨轮碾碎的价值伦理片段连接起来，如何还原主体意识的自由本质，如何缓解并彻底解决社会个体的存在危机，成为艺术家们所面临解决的重要问题。“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成功走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泥淖的安德森目睹了机械工业对乡村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冲击、宗教世俗因素对人性的剥离和深陷“角色”之中而无力还击的个体的困惑。面对时代变革，安德森没有停留于复现现实，而且似乎还担负起了探寻文化体系整合方式的重任。“安德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反叛这一出发点上，而是勇敢地承担了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应肩负的解放人类思想的重任。凭借自身锐利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在那块他所熟悉和钟爱的土地上耕耘和探索，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美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典范之作。”回归乡镇，回归传统，回归人性，不仅是安德森实现自我救赎的有效方式，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群“畸人”如何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的回答，也是对当时文化体系的整合手段的探寻。

无论是《小城畸人》中的温士堡，《穷白人》（Poor White, 1920）中的毕德威尔，还是《林中之死》（Death in the Woods, 1933）中那个不知名的西部小镇，安德森为我们呈现的社会画卷总是在一个小镇上展开，这些小镇也都或多或少地留有其家乡克莱德镇的影子。“安德森从最熟悉的乡村小镇出发，写出了社会变型时期人们物质生活上的困顿、精神上的孤独凄苦和感情上的失落迷茫等现实状况。”出生于乡村、成长于城市、最后又回到乡村的安德森经历了工业文明的兴起与勃发以及它所带来的贫穷和富有，见证了机器工业下传统乡镇文化的没落与消亡，意识到了社会结构分化与传统文化分裂下社会个体存在的分裂状态。“一个国家的历史只不过是把它的乡村的历史经过放大而写成的。”安德森笔下的小镇已不仅仅是俄亥俄州的温士堡镇，而是现代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缩影；所谓的“畸人”，也不仅指小镇上的居民，而是被同样的欲望所驱使、又被同样的邪恶力量所摧毁的那一代人的外化。小镇已经成为安德森抒发梦想的舞台，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与西奥多·德莱塞笔下的芝加哥相比，这些小镇没有大都市里的繁华喧嚣，没有大家族的兴衰荣辱，没有商业圈里的钩心斗角，但这些小镇又与都市一样，到处是毫无人性光彩的行尸走肉，到处是苦闷压抑的空气。殊途同归的美学旨归将一个经济繁荣的精神荒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庆幸的是，如同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虽然都是毫无生机的荒原，但作者却都寓意于此，希望以此来惊醒梦中之人，让他们走出死亡，获得新生。“回归乡镇”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追求，也是安德森对逝去的乡村生活的眷念、对祖国同胞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无情批判，更是一名艺术家向困境中的人类发出的呐喊和呼唤。

这部小说中，对手的描写贯穿始终，而透视这一描写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经济意向。《异想天开》（A Man of Ideas）中急于表达感情的手、《可敬的品格》（Respectibility）中沃什·威廉那双为他赢得全州最佳电报员声誉的手、《寂寞》中伊诺克·罗宾逊展示美和创造美的艺术家之手、《没有说出口的谎言》（The Untold Lie）中皮尔逊和霍尔剥玉米的手，等等。在小说的第一个故事《手》（Hands）里，安德森对比德尔鲍姆的双手的描写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4000多字的描写，“手”一词就出现了30次之多。在感叹作者犀利而敏锐的目光及千变万化、各有千秋的记述技巧之余，我们也不禁折服于他对双手——传统的象征——的痴迷与赞叹。安德森在他的《讲故事者的故事》（A Story-Teller‘s Story）里曾经十分明确地叙述他对手工业的依恋和赞叹，“文化是从个人手里产生的，做手艺的人是后代艺术家之父。对于外形的爱，对于物质的爱，全发轫于他们的手指之间，没有了这些，真正的文化是不能产生的”。在安德森的眼中，手已不是一般生理意义上的肢体，而是人类自身想象力和创造力外现的表达，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更是人类文明与社会文化传承的载体。而他对手的热爱和赞叹正是他对人类自我的肯定与颂扬，是对农业社会和传统手工业社会的眷恋与渴盼。但机械工业的来临粉碎了一切：高效率、高收益的机器工业将手与真正的劳动隔离开来，冰冷的农业机械将集体劳作时人们的团结合作碾个粉碎，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模式也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去不返。原本生机勃勃、灵活自如的手蜕变为“安静而毫无表情的手”（5），比德尔鲍姆对学生传达爱意的手为他带来的是终身的误解和耻辱，“两手插在兜里大笑”（161）的黑尔·温斯特最终决定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小镇上“安身立命，养儿育女”（161）。伴随着手——人类自我表现和满足的外延——在人类生存作用中的遗弃和缺失，人类也就注定在走向文明和理性的道路上迷失与堕落。“人们一旦与过去切断联系，就绝难摆脱从将来本身产生出来的最终困惑。信仰不再成为可能。”安德森对手的赞叹和痴迷不就是对过去、对传统的崇拜与期盼吗？虽然这或许是艺术家的天真，虽然这个梦想在机器齿轮的运转里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但安德森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期盼、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的向往、对人类自身伟大力量的赞叹，却是拯救每一个被工业文明洗涤荡染的灵魂最为温情而有力的方式。

《小城畸人》一书中的《离开》（Departure）讲述了乔治·威拉德乘坐火车离开温士堡的故事。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的死促使乔治·威拉德下定决心离开故乡，去完成母亲未竟的心愿，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当一名作家。为什么安德森安排这个“畸人”群体中唯一的“正常人”选择当作家这样一条道路？“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对立面的社会里，只有重新找回它的对抗因素，才能为它的发展找到出路。”面对机械工业带给人类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分裂状态，安德森无法阻遏时代巨轮前进；但这位人性本质的坚定探索者知道艺术和美可以救赎困境中的人类，而这一艰巨任务的肩负者和执行者就是作家。就像自己弃商从文、致力于唤醒人类心中最美好的本性一样，安德森希望并相信乔治·威拉德，这个从“畸人”环境中日渐成熟的年轻人，也可以拯救流水线上被机器碾压倾轧而变形失色的灵魂，可以“帮助人们透过物质世界的表象深入人类的精神世界，帮助人们在精神的世界里实现沟通”。这时，我们再来理解乔治·威拉德带着作家的梦想离开温士堡这一朦胧的意象，或许就能领悟作者的苦心孤诣：这是一个年轻人追寻自己理想的开始，是小镇和小镇上的“畸人”的企盼所在，也是作者对整个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坚定回答——人类发展更新的力量最终还是取决于人。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温迪·麦克弗森之子》到《小城畸人》和《穷白人》，再到后来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如《鸡蛋》（The Egg, 1921）、《深色中的笑声》（Dark Laughter, 1925）、《林中之死》等作品，安德森对时代的关注、对国人的关怀，特别是对经济现象的关怀都始终如一。吴岩先生在《小城畸人》的“译者后记”中说得好：“在他所写的小说里，总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去厌恶近代工业化社会，因而逃出囚笼，去找寻某种东西的。”（196）无论是《穷白人》中投机机械制造业大发横财的休·默克维，《鸡蛋》中从渴望由鸡下蛋、蛋又孵鸡发财到用鸡蛋表演来讨好客人的父亲，还是《林中之死》中被机器工业物化的恋人、丈夫和儿子所抛弃的维德奥老奶奶，安德森在对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表示深切的同情之余，矛头直指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本质根源——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表现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人类事实，特别是哲学、文学或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内在一致的特色。这种特色即是一种由构成作品的不同元素之间的必要关系的聚合……这种集合决定了其中某些因素的客观本质意义。然而，那些与有意义的全方位结构有关的，能够说明每一因素之间必然性的可能性，却又成了研究者最可靠的向导。”无论是探寻作品之间美学旨归的一致性，还是实证文学表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性，经济作为链接文学反映与社会现实关键的一环，是我们解读文本和理解历史最好的向导。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舍伍德·安德森不仅真实地记录下那个时代的变更，还把自己对人类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思考也融入其中，充分表现了一名艺术家宽广的胸襟和深沉的人文关怀。“正因如此，即使文学作品提出的是对过去的关注，其中也倾注着一种现代精神，也仍能反映出对现时代的再思考。”安德森对历史的思考以及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沉关怀，对当下同样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文化转型期的社会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