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现状

学术界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多见于一些东北通史和中国通史的论述中，如金毓黻著《东北通史》、姚从吾编著《东北史论丛》、张博泉著《东北地方史稿》、孙进己等著《女真史》、孙进己著《东北民族源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宁梦辰著《东北地方史》、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和《中国地方史纲》、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等，以及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此外，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专题研究，学界现有成果还包括相关中文论文50余篇，外文论文30余篇。由此可见，对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目前尚未见到一部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研究的专著问世。然而，学界已有的直接或间接研究成果，为本书所展开的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以下分专题进行介绍：

（一）关于金元时期女真人的迁徙与分布问题的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金元时期女真人的迁徙与分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杨保隆《金朝亡后女真人的去向》一文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先追述了金代女真族的总人口及大致分布状况，然后分别考察了中原、蒙古以及东北三个地区女真人的去向——他们大多数融合入汉族，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只有一百多万人在元代仍然保持女真旧俗，仍以女真为号。杨保隆指出，居住在中原地区的约200万女真人主要分布在中都、河北、山东、河南等省。至明朝时，完全融入汉人之中。根据上述研究，金元时期女真人的迁徙及其分布路径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蒙元东北部的女真人、蒙元朝鲜半岛的女真人、南迁中原的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

1. 关于蒙元东北部的女真人分布的研究

元代开元路和水达达路构成了蒙元时期东北女真人的主要组成部分。王崇时《元代东北女真族试探》一文，概述了元代东北女真族的分布范围与金末大体相同，即包括四个分布区：东夏故地、金代上京地区、元代谓之水达达地区以及东北南半部地区。王崇时介绍了金末东北女真族分布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上京地区明显减少，咸平、东京、北京三路大大减少，速频、曷懒等路则显著增加。佟冬主编、丛佩远著《中国东北史（第三卷）》，在《辽阳行省境内少数民族的变化与分布》一章中，指出元代女真分布较之金代呈现向东北方向“退缩”之势，他们远离了汉族比较密集的辽东地区，大多居于自然条件较差、适于渔猎经济的地区。按其分布区域，元代辽阳行省女真大体可以分作四大部分，即辽东地区的女真人、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合兰府地区的女真人以及黑龙江中下游流域的女真人。分布在蒙元东北的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主要包括生女直和建州女直两部分，其分布区域大体相当于明代初期海西女真之地。生女直的西界至嫩江东侧，建州女直在生女直的南部，位于今松花江上游地区。

关于蒙元东北部蒙古东道诸王地的女真人和蒙元辽河流域女真人分布，多数学者认为这两部分女真人已融入了蒙古族或汉族。孙进己《女真史》一书，统计了金代迁居今内蒙古一带女真人的人数。据统计有临潢府的七个猛安、西北路六个猛安、西南路五个猛安，共计十八个猛安，约四十万人，占金代女真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这部分女真人随蒙古军队征服各地，分布得很广，后来或加入蒙古族，或加入汉族。孙进己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一）》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孙乃民著《吉林通史（第2卷）》一书，指出金代迁居到辽东地区的女真人，大部分随蒲鲜万奴东迁，剩下的一部分，在元代也逐步汉化。金代迁居到今内蒙古一带的女真人与蒙古人长期接触，接受了蒙古的影响，根据元朝的规定“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这部分女真人分布广泛，后来分别加入蒙古族或汉族。罗贤佑著《中国民族史纲要》一书，也持上述观点。

关于蒙元辽河流域的女真人研究，相关的有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第三卷）》一书，书中指出，由于战争原因，元代辽东地区留居下来的女真人已经所剩无几。这些女真人主要由屯田军户、散居军户、侍卫亲军、部族乡军这四部分军人及其家属组成，总数虽然不多，但是因为单独成军，相对集中，所以基本保持着本族固有的习俗特点。李德山、栾凡著《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一书，介绍了留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与他族，尤其是与汉族融合而消失。元朝时，辽东的女真人几乎不复存在了。

2. 关于蒙元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的研究

孙进己《女真史》一书认为，金代的合兰路到元代仍保留着，其地在今朝鲜半岛东北部，合兰路在金代也是女真族居住区，到元代未有他族迁入的记载。他和孙泓在所著的另一书《女真民族史》中再次阐述了此观点，指出金元有相当数量的女真人居住在朝鲜半岛。蒋秀松也是学界较早关注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学者之一，他在《“东女真”与“西女真”》一文中，对辽朝时期“东女真”与“西女真”的来源、分布及其归属等，作了一番考察和探讨。由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专设一节《元辽阳行省境管辖下的女真人的分布及社会状况》，指出府治设在今朝鲜咸兴附近的合兰府，所辖今朝鲜咸镜南道、咸镜北道地区，有水达达女真人分布。

（二）关于蒙元对辽阳行省女真人的政治统辖的研究

关于蒙元对女真人的政治统辖的研究，学界一直存在争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较多的研究，以开元路及后来分出的水达达路最受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一是有关开元路的行政建置研究。李学智《元代设于辽东行省之开元路》是较早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他对日本学者箭内亘、池内宏、和田清的观点均提出异议，认为开元原为东夏国都，应在苏联尼古里斯克（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又称双城子）。蒙古灭东夏后，1233年于建州附近石墩寨所设开元府路，与两年后于旧辽黄龙府故址设立的开元万户府为性质不同、长期并存的两个机构。至元四年（1267），二者始合并为辽东路总管府，治咸平（今辽宁开原），后虽改名开平，但治所未变。景爱《关于开元路的若干问题探讨》指出，元初开元路辖境略同于东夏，元世祖管辖范围大大扩张，南抵长白山与高丽相接，北逾黑龙江达外兴安岭，西起松花江上游，东到日本海海滨。乃颜之乱后，合兰府水达达路从开元路划出，开元路辖境缩小，中心南移。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著《东北历代疆域史》一书，对元代的开元路曾作详细考证，认为蒙古灭东夏之后，开元路仍而不废。其最初的治所设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太宗七年（1235）废路为府，移府治于黄龙府，在今吉林农安。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复升为路。惠宗至正二年（1342），开元路徙治咸平（今辽宁开原）。此时咸平府降为县，直隶于开元路。张泰湘《试论元初开元城的位置》认为在苏联滨海地区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附近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郭毅生《率宾府、恤品路和开元城》认为在东宁县大城子古城。

二是有关水达达路的行政建置研究。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认为，合兰府水达达路应名“女直水达达路”，约建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稍前。此外，他还考察了水达达路辖境及开元路西界、南界的前后变化。王绵厚《张成墓碑与元代水达达路》重点探讨了元初水达达地区五万户府的建置概况、元中叶以后水达达路的分设与政区设置等问题，推断水达达路南起图们江口，东濒日本海，北及黑龙江与库页岛，西南界开元路东境。董万仑《元代合兰府水达达研究》则认为水达达是对水居在沿江、沿海渔猎部族的泛称，并不存在合兰府水达达这样一个地方行政机构，而且，合兰府水达达也不是分布在第一松花江下游，而是在朝鲜半岛东北部沿海以及珲春东部沿海。此外，关于肇州城的方位，张泰湘《元代肇州文献证补》还考察了肇州的方位，认为应在今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古城。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一书设有专章《元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综合各家对元代女真水达达所属的万户府、千户所的所在地的考证，列出了元代女真达达路所属万户府、千户所今地对照表。且作者认为，女真水达达路之下所辖的万户府并非仅有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个军民万户府，见于记载的还有吾者野人乞列迷万户府、失宝赤万户府、塔海万户府。

关于蒙元对朝鲜半岛女真人的政治统辖，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沈岩《元代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研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相关问题，作者认为元代女真人分布地区的南部达到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和西北部，这里女真人聚居比较密集的地方主要在今天朝鲜的咸镜道、江原道、平安道、两江道等地区。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女真人为元朝政权所统辖，元政府在女真人分布的不同区域，设置了不同形式的地方机构，“设官牧民”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与管理。此外，也有少部分女真人处于高丽政权统辖下。所以，元朝时期分布于朝鲜半岛的女真人，大部分处于元政府的政治统治之下，他们保持着本民族的特征，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一同构成元代女真族的主体部分。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元代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等情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周边民族及地区的关系的研究

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周边民族及地区的关系主要涉及和黑龙江下游诸部族以及朝鲜半岛高丽国之间的关系。

1.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黑龙江下游诸部族的关系的研究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黑龙江下游诸部族的关系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学界主要分歧在于元代黑龙江下游诸部族是否属于女真人。

一些学者认为蒙元黑龙江下游诸部族属于女真人，主要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在《辽金元时期》一编中阐述了元代兀者的名称及其传承关系问题，即元代称为兀的改，辽代称为兀惹或乌若部。王珽《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着重探讨了骨嵬、吉里迷、吾者三部族的历史沿革及活动地区。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旁征博引地考察了东北地区女真人，兀者野人、骨嵬、吉里迷等部族的居住、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杨保隆《浅谈元代的女真人》一文认为，《元史》中女真以外的水达达、吾者野人、乞列迷、骨嵬等，都是对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女真人的别称。丛佩远撰有《元代的野人、吾者野人、女直野人与北山野人》《元代库叶岛的诸民族》，以及与柴营合写的《元代的吉里迷》三文，认为上述所谓野人均属通古斯女真族，库页岛的亦里干指鄂伦春人，因指赫哲族，吉里迷、骨嵬均不属通古斯语族，族属待定。佟冬主编、丛佩远著《中国东北史（第三卷）》一书认为，元代的乞列迷与吉里迷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乞列迷为女直水达达的一部分，它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称谓，但是，从其所包括的四种来看，元人所指仍有其具体内涵，指从库页岛至黑龙江下游沿岸地区、松花江口附近地区，以及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的女真人。程妮娜《中国地方史纲》一书认为，女真水达达是指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东西，直至整个黑龙江中下游，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以渔猎为生的各部族。女真水达达包括除了女真人以外的吉里迷、乞列迷、兀者（又作吾者野人）、骨嵬、北山野人、女真野人等各部，他们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蒙元黑龙江下游诸部族不属于女真人。杨茂盛撰有《关于水达达的分布与族属问题》与《关于元代兀者的名称、分布与族属问题》等文，他不同意丛佩远的观点，认为丛佩远考释东北民族的方法，史料依据不足，推论成分较多，且有误解史料的情况，杨茂盛在关于元代兀者的名称、分布与族属等问题的认识上，认为元代的兀者源自金代的兀的改。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一书认为，元代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骨嵬、吉里迷就是明代的苦兀和吉里迷。孙进己另著有《女真史》一书，书中提出的观点为：关于脱斡怜、孛苦江，水达达路、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征东元帅府等处，所居的似乎都不是女真人，而是水达达、兀者野人、乞列迷、骨嵬等族。与此观点相同的学者还有蒋秀松，他在所著《东北民族史研究（三）》一书中，指出女直水达达和乞列迷并为水达达的两大部分，吾者，既与水达达并称，也与乞列迷并称，他们是黑龙江下游通古斯语族的一支，却不属于辽、金以来的女真族。此外，罗贤佑著《中国民族史纲要》一书也赞同此说。

2.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朝鲜半岛高丽国的关系的研究

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朝鲜半岛高丽国的关系，学界也有所涉及，但学者们多从明朝与高丽的关系问题入手，相对集中地探讨了元末朝鲜半岛女真人与高丽国的关系。

直接涉及蒙元女真与朝鲜半岛高丽国关系的文章有，姜龙范《洪武至永乐初年围绕女真问题所展开的中朝交涉》一文，文章探讨了经金、元两朝，由于高丽奉行北进政策，女真人的活动区有所缩小，女真活动区内也夹杂了一些高丽人、蒙古人和汉人，但主要还是女真人。朝鲜半岛西北部，自辽代之时就有大片女真居地为高丽所占领，虽然在元代这里也曾划为元朝的行政辖区（东宁府），但后来元朝又将这里的土地划给了高丽管辖。至于半岛东北地区，高丽趁元末中原多事之际，用武力夺取了元朝的双域（今朝鲜永兴）、合兰（今朝鲜咸兴）两府的辖地，其势力亦到达图们江南岸。

其他学者多从元末的角度来论述元明之际的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蒋秀松《高丽末期的东、西女真》一文，探析了高丽末期，正值元明两个朝代交替之时，高丽趁机北向女真地区扩张势力，引起东、西女真的分化迁徙，从而在其分布、组合及归属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元末朝鲜半岛女真人与周边地区关系的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是刁书仁，他在与崔文植合写的《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一文中指出，元末高丽势力已达伊板岭一带，但这一地区女真人仍有相当实力。他们不愿意接受高丽控制，多次进行反击。这时，中朝边界处在动荡和迅速变化阶段。他又另撰文《元末明初朝鲜半岛的女真族与明、朝鲜的关系》，详述了元末明初高丽及李朝趁元末国势衰微，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积极拓展领土，强行驱逐世居此地的女真人，逼迫其归附。刁书仁又在其《论元末明初中国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之争》《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论明前期斡朵里女真与明、朝鲜的关系——兼论女真对朝鲜向图们江流域拓展疆域的抵制与斗争》等文章中论述了元明之际的女真与朝鲜的关系。

日韩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日本学者对征东行省的研究起步较早，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池内宏《始建的征东行省及其废罢》《设于高丽的元行省》、北村秀人《关于在高丽的征东行省》。韩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根据《韩国蒙元史研究概述》一文所记，在第一代韩国蒙元史研究者中，高柄翊先生的《丽代征东行省研究（上）》《丽代征东行省研究（下）》可以说是韩国关于征东行省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他认为，征东行省由原来服务于远征日本的军前行省转变为元和高丽的官方联络机关，而且担负着保护亲元派的职能。此外，研究高丽和元交流史的专家张东翼所撰《对于前期征东行省的置废的检讨》一文，认为征东行省的本来目的是征伐日本，后来，元朝转而借此来消磨高丽和南宋的反元势力而巩固元朝的统治。另外，他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如《征东行省之研究》《高丽后期外交史研究》等。

此外，对蒙元辽东地区女真人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有金九镇的《元代辽东地方的高丽军民》《丽元之间的领土纷争和其归属问题》、洪淳昶的《蒙古民族的世界征服和亚洲各民族的抵抗》和权五重的《大青岛的元朝流放人》等。

（四）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社会经济的研究

学界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女真人的社会形态、经济类型、人口状况、交通运输等方面。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社会经济问题，前辈学者有所关注。多数学者认为蒙元女真社会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相关的论述有杨保隆《浅谈元代的女真人》一文，认为元朝在女真地区设立路、府、所，管理征税、签军、赈济、屯垦、立站等事宜，女真人须履行纳税服役等义务。作者还分地区、部族详细地考察了元代女真人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姜相顺《元代女真述略》一文，认为从金末元初来看，活动于东北的女真人虽然一小部分仍处于以地下的渔猎经济为主、农业为辅的条件之下，但东北女真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孙进己等著《女真史》一书，认为金代是女真人经济巨大发展的时期，但发展很不平衡。东北女真的经济发展较慢，仍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促使女真族在元代的分化。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则按照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缓慢地向前发展。作者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一）》、《女真民族史》（与孙泓合著）等著作中重复了相同的观点。滕绍箴著《满族发展史初编》一书，认为元代女真社会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发展极不平衡。其生产特点是由北向南，从牧、猎、采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游牧经济作为元代女真的经济成分之一，无疑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经济。滕绍箴、滕瑶又在《满族游牧经济》一书中做了同样的阐述。

李德山、栾凡著《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一书，指出生活在蒙元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居住在东北西部、西南部的女真人，与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高丽）的居住地较为接近，直接或间接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其社会经济比居住在东北东部、北部等偏远地区女真人的社会经济发展要快，而且更为先进。元代东北的女真人已经开始从事农业，体现在织布、造船和冶矿等方面。蒋秀松著《东北民族史研究（三）》一书，认为元代东北女真人主要集中在开元路和水达达路，据此可以分为南北两大区。就经济类型而言，南部的女真人大都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渔猎等。而北部的女真人大都以渔猎为主，兼事农业、畜牧等。就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前者较先进，后者较落后。

宋德宣著《满族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概述了蒙元时期东北由于蒙古骑兵的摧残，农业生产破坏甚为严重，元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经济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实行军事屯田。同时，元统治者解除了女真人开金银矿的禁令，女真人大量的课布、造船、采矿，说明女真人的手工业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袁闾琨等著《清代前史（上）》，认为元代女真人的经济是稍有停滞的缓慢发展。学界与此观点相关的文章还有周喜峰、陈丽娟主编的《黑龙江史话》，罗贤佑著《中国民族史纲要》，王文光、龙晓燕、张媚玲著《中国民族发展史纲要》等。

丛佩远《金末元初东北地区女真人口变化略析》一文，从金末元初长期战乱、女真族地位的降低等方面，分析了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口迅速减少的原因，指出了金末元初东北地区女真人口分布区急剧退缩，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作者将金、元两代相比较，得出了元代女真社会是处于金代与明代两个波峰之间的波谷，是女真族发展史上的衰落时期的结论。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交通运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站赤和狗站的研究上。相关的论述有：孙进己等著《女真史》在《元代女真人的经济》一节，提到元代交通驿路的开辟，毫无疑问会对这一地区女真的经济发展起很大作用。见于明代记载的几条东北交通道路，如开原东陆路、纳丹府东北陆路、海西西陆路、海西东水陆城站、开原西陆路、开原北陆路等，大都在元代已经形成，驿站的设置也是依元代之旧。鉴新《元代繁荣的北方驿道交通》一文，对元代北方的驿道路线作了梳理。王绵厚、李健才著《东北古代交通》一书，系统概述了元代东北站赤和驿道的分布，介绍了元代北边站赤和驿道的开设，大都北至辽阳行省的各条干线，以及驿站的管理制度等内容。蒋秀松《元代东北女真族的分布》一文，着重叙述了元代开元路和水达达路辖境之内的三条主驿道，此外，还有一些支线，作者将各驿道及诸城联系起来，推定了元代女真诸部的分布地域。其后又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三）》一书中重复了上述观点。

佟冬主编、丛佩远著《中国东北史（第三卷）》一书，指出蒙元东北的交通和城镇建设有较大发展。辽阳行省有驿站一百二十站，此外有狗站十五个，养狗三千只，站丁三百户，同时驿道沿线则随之产生了一批小城镇。同时，作者详述了狗站与狗国的关系，元代的狗国指黑龙江下游地区一部分盛行养狗并以狗作为挽畜的民族地区，是乞列迷的一部分，也即水达达女直一部分的通俗他称。在历史文献中，黑龙江下游的狗国又称北狗国、使犬国、使犬部、使犬处或使犬地方，蒙古语称之为“那海益律干”，满语呼之为“阴达珲塔库喇喇”，其地以设有狗站而著称。白新良主编、王薇等著《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一书，也简述了元朝政府在水达达路设置五个军民万户府，“设官牧民，随俗而治”，并普遍建立了驿站、狗站，以便对该地区的联络和统辖。

（五）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文化

学界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真人的教育、汉学、元曲创作以及汉化等方面。

关于女真人的教育研究，陶增骈主编的《东北民族教育史》一书，认为元朝政府对女真的教育政策是具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性质的教育等级制，在中原地区及辽东地区的女真人与汉族人的教育地位一样，而在西北，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则与蒙古人一样享有教育权利；同时元统治者对女真人还推行“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目的是促进其吸收汉文化，使女真人更愿意接受统治。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汉化问题，南迁中原的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进一步汉化，逐步加入到汉族之中。涉及蒙元中原地区女真人汉化的文章较多，其中罗贤佑是较早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金、元时期女真人的内迁及演变》一文中，阐述了随着金朝的建立，大批女真人从东北肇兴之地源源内迁，在黄河流域与汉族形成交错杂居的局面，探讨了金、元时期的女真南迁者的汉化问题。孙进己在所著《东北民族源流》一书中，从血缘联系、文化程度、民族心理等方面论述了女真人汉化的问题，这部分女真人在元朝被列入汉人八种之中。邱树森《元代女真人》一文，也指出金代女真人在内徙之后，出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汉化趋势。而姜相顺在《元代女真述略》一文中指出，多数学者认为，在元代，关内女真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但他认为从《元史》中仍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女真人活动，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女真人和汉人的界限还是很明显的，许多人都明确表示自己是女真人，甚至可以追溯出先世的女真部落和姓氏。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一书的附表中，对元代女真人出身人物、元代女真人汉姓名者和元代女真人女真姓汉名者进行了归纳整理。

此外，论述蒙元中原地区女真人与周边民族及地区关系的相关文章有，李春祥《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考察了出现在作品中的少数民族人物，他们多为女真人，且表现女真人与汉人、蒙古人民族融合的作品较多。罗贤佑著《元代民族史》一书指出，女真在与汉族的融合过程中，汉族也受到女真民族的不少影响。

国外学术界对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从1928年起，苏联对黑龙江流域早期中世纪女真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开始对远东古代文化遗存开始进行较系统的调查发掘。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开始对黑龙江沿岸进行较广泛的考古调查，先后发现了200余处古代遗存，写下了《古代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古代黑龙江沿岸》《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等著作。1935年，以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民族、人类与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勘察队对远东地区、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专业化、系统化的调查与发掘，对阿穆尔边区和滨海边区的古代史与中世纪史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阿穆尔河下游考古遗存的首批报告》《1957年远东的考古调查》《滨海边区的遥远过去》等著作。他与B·E·麦德维杰夫合写了《博朗湖畔的古代墓地——阿穆尔河下游的女真文化遗存》，又与A·П·杰列维扬科合撰了《滨海边区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遥远过去》，与他人合撰的还有《12至13世纪的女真人》《从考古资料看阿穆尔地区的女真人》《通古斯卡河口女真居址》，B·E·麦德维杰夫是继奥克拉德尼科夫之后从事女真研究的代表人物。1970年代以来，他在黑龙江主流沿岸的许多地方都收集到了属于女真文化的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阿穆尔河沿岸的女真文化（10世纪末～11世纪）》和《乌苏里岛的中世纪遗存》是苏联学术界两部专门论述女真文化遗存考察史方面的著作。《第1千纪末～第2千纪初的阿穆尔河沿岸女真人的时代》一书，根据考古资料谈到女真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改造，并描述了在蒙古人的压力下，部分女真人返回阿穆尔河沿岸的情况。Э·B·沙夫库诺夫的《苏联的女真研究》《12至13世纪女真——乌底改文化和远东通古斯民族起源问题》，M·B·沃罗比约夫的《女真民族史和文化史上若干有争议的问题》，A·И·克鲁沙诺夫主编出版的《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中有关靺鞨、渤海、女真的考古资料补充了我国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又可证实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另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俄罗斯学者С·П·涅斯杰罗夫发表的《早期中世纪时代阿穆尔河流域的民族》，探讨了公元1千纪黑龙江流域、中国东北和滨海边区的居民状况，依据中国史料复原了当时黑龙江流域的地理名称和民族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