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中

德洪［一］曰：昔南元善［二］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三］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四］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圣贤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五］。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六］，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注释】

［一］钱德洪，初名宽，避先世之讳，以字行，于是改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生于弘治九年（1496）十二月，卒于万历二年（1574）十月，享年七十九岁。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累官至刑部郎中。阳明弟子。

［二］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卒于嘉靖二十年（1541），享年五十五岁。正德六年（1511）进士。历户部郎中，出任绍兴府知府。亦阳明弟子。嘉靖三年（1524）十月，南大吉任知府期间，续刻《传习录》于越（绍兴）。

［三］嵇曾筠、沈翼机修纂《浙江通志》云：“徐守诚，字成之，余姚人。弘治进士，授南兵部主事……守诚孝友廉介，非其义一介不取。历官二十余年，室庐仅蔽风雨。有《慈山杂著》数十则，为学者所诵。”

［四］“吾师自谓”云云，语本阳明《答徐成之（一）》“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

［五］钱德洪所谓“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值得斟酌。钱德洪所见之所谓“南大吉刊本《传习录》”，恐非南大吉嘉靖三年十月作序、续刻之《传习录》原始版本，而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畿重刊本《传习录》。王畿重刊本《传习录》之内容，较南大吉嘉靖三年续刻《传习录》有所增加。是故，钱德洪所谓“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可疑也。

［六］遭奸被斥，指嘉靖五年春，南大吉入京觐见，以考察罢官事。

【翻译】

钱德洪说：以前南元善刊刻《传习录》于绍兴，共二册。下册摘录阳明先师的亲笔书信，共八篇。其中答徐成之的两封书信，我的老师阳明先生自己说：“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两封书信姑且提出调停两可的说法，使人自己深思而有所得。所以南元善把它辑录为下册之首，估计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现在朱、陆之辨大明于天下已经很久了。我刊刻阳明先师的《文录》，将这两封书信放在外集，以显示其不够全面，所以现在不再收录。其余指明知行的本来状态，没有比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这四封书信更详尽的了；而论说格物为学者用力、每日可见之地，没有比答罗整庵这一封书信更详尽的了。阳明先生平生冒着天下人的非议诋毁、排斥陷害，万死一生，仍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我们不闻斯道，流入于功利、机智，而一天天堕落为夷狄、禽兽而不能自觉，其秉持一体同物的心，终身争辩、疾呼，至于死而后已，这种孔、孟以来圣贤的苦心，即使门人子弟也不足以宽慰其情怀。这种情怀，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书信更详尽的了。这些都保持南元善所辑录的旧貌。而阳明先生揭示孟子的“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的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能把握入手之处，这又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书信更详尽的了，所以我把它增录进来。南元善正值时势汹汹之际，而能够以一己之身昌明斯道，最后遭遇权奸而被罢免，但他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此学为庆幸，而绝对没有一丁点愤郁不平之气。这部《传习录》的刊刻，人们只见到他对于同志学友有很大的功劳，而不知道他所处的时势十分艰难。现在对他所刊刻的《传习录》的取舍，根据时宜来裁断则应该如此，并不是忍心要在其中有所增加或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