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写实主义：《创业史》的艺术成就
新时期以来对《创业史》的新论，一般都不否认其艺术成就，但也不乏挑剔其“现代性”或“当代性”不足之论。比如有些人就觉得陈忠实的《白鹿原》较之柳青的《创业史》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很惋惜《创业史》的叙事技巧不够新、心理描写缺乏人性的复杂性和解析深度，写男女性爱纠葛也不够开放，叙事和语言缺乏神来之笔，等等。的确，《白鹿原》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就气势不凡，这个人物其实是从《创业史》里那个面对孤儿寡妇陡然升起“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的佃户梁三变来的，可变为地主的白嘉轩却又是一个正直守礼的有道士绅。同样的，《白鹿原》里的女奴田小娥及其情人黑娃，显然是从《创业史》里的婢女彩霞及其情人郭锁变形而来（田小娥身上也综合了《创业史》里被富农引诱的素芳之因子），但田小娥在陈忠实笔下却蜕变成一个颠倒众生的人间尤物。这些神来之笔多么富于文化和人性的深度啊！并且，柳青的想象力也远不如新时期作家的想落天外，如女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把一个村女王葡萄写得如“地母”一样伟大博爱又像自由女神一样庄严神圣还像神女一样开放不羁，这想象多美而且多么富于反思革命如何摧残人性的自由主义思想深度啊！相比之下，柳青似乎逊色多了。
的确，柳青无疑是一个很“拘泥”的写实主义作家。他的书写谨守乡土中国及其子民们的生活和人性的真实性，绝不放纵想象，也不猎奇斗艳。而纵使柳青是一个持守阶级论的作家，他也没有因此就刻意贬低笔下的地富人物，《创业史》中所写的地主富农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关中土财主，如所谓“杨大剥皮”和“吕二细鬼”也者，顾名思义，都是以剥削和克扣佃农“著称”的土老财；作品中当然也写了比较有文化有道德的地主富农，如雇用宝娃子看果园的那位富农，看他那么激赏宝娃子临财不苟、仁义善良的德行、发自衷心地惊叹：“啊呀！这小子！你长大做啥呀？”这显然是一个古道热肠、心性厚道的好富农，足见柳青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富农就刻意贬低他的人格，读者甚至看不到他有什么剥削劣迹。自然，在《创业史》中也有霸道好色的地富如富农姚士杰，但他的霸道也只是在浇水时强势占先等，他的好色也只是仗着财势先是与好吃懒做的白占魁的风骚婆娘翠娥有一手、后来偷偷欺侮老实的栓栓的妻子素芳，并且，精明的姚士杰也很顾家，对自己的老娘和老婆都很尊重和爱护，所以他还是一个具有人性之常的富农。至于柳青倾心描写的贫雇农们——从干部到群众，也都无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本色庄稼人；并且，《创业史》虽然叙写两种创业的斗争，却没有后来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里面激烈的阶级冲突，而是严守着寻常的“生活故事”之分际来叙述两种创业的暗暗竞争。至其对关中地理、风俗、习惯和生活细节等，也都是如实而且朴实的叙写，既没有匪夷所思的神迹展演，也没有离奇的魔幻想象。
可是，柳青也绝非一味拘守“乡土气”的作家。事实上，在解放区和50年代的作家中，柳青无疑是文学修养最好的一位，他不仅非常熟悉鲁迅、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革命作家，而且对俄、法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也知根知底，并且对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也有独立思考，显现出很高的美学理论素养。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在艺术上也是个特别有心的人，他虽然不屑于猎奇逐异，但也绝不会故步自封，从《种谷记》到《创业史》的艺术进展是很显著的。
在《种谷记》出版后的座谈会上，李健吾的发言就在赞赏中含有批评：“我看这本书很觉费力。……到现在才看完，开始没有觉得它有小说的兴趣，所以不是一口气看完的。但读完以后，倒觉得味道很好。……作者一笔不苟，现实主义充满在这本书中，写得很踏实，可看出作者很会写文章。……我觉得作者是用功写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笨，很老实，很稳，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冯雪峰则指出：“这部小说的价值，是在于它把当时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陕北的一个村庄的面貌，介绍给我们，介绍得非常精确和非常详细。……譬如写人物，王克俭不用说了，一切都是照这个人物原来赋有的样子，不加改易地加以十分周到的分析和描写的；就是王加扶，这个农会主任，也是照他原来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增加’。其他的人物，也都一样。总之，这书中的人，以及事，我觉得都是不曾被典型化的人，以及事。这些人和这些事，使我们觉得不但真实，并且真实到非常精确的地步。”叶以群则认为：“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是熟悉的，只是因为调查而来的真实材料太多，着笔时难以割舍。因此，反为素材所拘，而致重点不够突出，全体看起来，就觉得缺乏热情，缺乏高潮，没有蓬勃的力量了。这一点，与其说像巴尔扎克，不如说像左拉。”(24)这些评论都肯定了柳青在创作中对真实性的可贵追求，但同时也都指出了作者被素材的真实性所拘束，真实到精确琐碎的地步，而在艺术上不够典型化、缺乏感情的投入，使艺术的现实主义流于自然主义之缺点。而造成这种艺术缺点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其时年轻的柳青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下到农村担任基层干部，自己深感孤独苦闷，与农民还很隔膜，他还是一个旁观者而没有真正投入进去。
新中国成立后，柳青不仅是一个更为成熟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干部——他自请下放到长安县担任负责农业互助合作的县委副书记，他每天奔走在各个乡村，完全与农民和农村干部打成一片，成为新中国农村创业的积极领导者和热情参与者，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和贫雇农的要求非常了解，所以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努力帮助他们在生产经营上翻身，长安县的几个互助组与合作社的成功，都倾注了他的热情与心血。柳青由此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乃是切身的生命体验、由此投入的感情是发自衷心的热情关怀。这使他在创作《创业史》时，不仅具备了他人难以比拟的丰厚生活经验，而且情不自禁地投入了深厚的感情。正是这样的生活基础与感情基础，让柳青克服了《种谷记》的自然主义写实之缺点，而赋予了《创业史》以厚重充沛的抒情写实主义的艺术风貌，给人焕然一新的美感。
抒情的写实主义，在《创业史》的第一部里有多方面的出色表现，成就非同一般。
柳青首先面对的艺术难题是如何给他所要描写的乡村生活安排一个恰当的叙事结构。本来，乡村生活既纷繁复杂而又散乱琐碎，一般情况下少有可观可讲的故事，并且因为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乡村生活，更缺乏戏剧性或传奇性的故事。事实上，正由于乡村生活的琐碎散漫、缺乏戏剧性的“故事”，所以从鲁迅到沙汀以至丁玲的乡村中国叙事，读起来都有些沉闷之感。《创业史》刚出版时，也有评论以柳青没有写出“激烈的阶级冲突”为憾，殊不知那时的乡村生活本身就没有“激烈的阶级冲突”，稍后出版的陈登科的《风雷》和浩然的《艳阳天》倒是颇富戏剧性的故事以至“激烈的阶级斗争”，但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背景下的产物。深谙农村实际的柳青明白，在土改运动过后致力于生产建设的新中国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显然过去了，并且农村人彼此都是乡里乡亲，纵使有矛盾也只是暗暗较劲儿，而尽可能避免显而易见的斗争形态，所以柳青在《创业史》里不无调侃地描写村代表主任郭振山在土改运动过去后怅然若失、流氓无产者白占魁对不再“搞运动”颇感失落。当然，柳青也看得很分明：互助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其萌生和发展虽然是和平进行的，却不可能躲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质疑与抵制——在新旧两种不同的“创业”方式也即两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必然有暗暗的较劲。这“暗暗的较劲”几乎勾连着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所谓暗潮涌动、涉及深广而又波澜不惊、浑若无事——不脱乡村社会生活之“平静无大事”的常态。柳青敏锐地意识到，如此等等的“暗暗较劲”，既使朴素的乡村生活有“故事”可讲，也使“故事”富于社会的意义、人性的深度和生活的趣味。正因为如此，柳青在《创业史》的创作中便紧紧地抓住乡村社会各阶层人物围绕互助合作运动而频发的“暗暗的较劲”，使之成为这部“生活故事”的主导叙事脉络，从而赋予全书整体性的叙事结构和有张有弛的叙事节奏。全书的叙事因此纲举目张而张弛有序——开卷的“题叙”气势不凡，发凡起例，埋下了两种“创业”之比较与较劲的头绪，也预示着后来的暗暗较劲之焦点，随后各章的叙事则分头叙说、有机地穿插交织成有序的序列，显得有条不紊而又起伏有致、生动有趣而又把控有度。如此精心选择“暗暗的较劲”作为叙事焦点来结构全书，恰当把控故事讲述的情感幅度和艺术想象的情理限度，这是很难得的艺术成就。并且，长期扎根农村拉近了柳青与农民的情感距离，他对贫雇农充满感情和关爱，即使对地主富农也带着有同情的理解，同样把他们当作可以理解的人来写，而非“非人”的“敌人”来刻意贬斥，此所以《创业史》的叙事不是冷峻的客观描写，而是带着体贴入微的感情温度，具有耐人寻味的情理深度。这使它在艺术上不仅超越了作者此前的《种谷记》纪实性写实的“客观性”，而且比鲁迅、沙汀和丁玲的乡村叙事更生动有味、感情饱满，也避免了后来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刻意强化矛盾冲突的造作感。
同时，柳青充分认识到，互助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开展，必然深刻地触发和推动农民的精神和心理发生变化，所以他的《创业史》的创作抱负就是要“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见该书“出版说明”）。这个抱负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创业史》在刻画乡村人物时把社会分析与心理分析融为一体，既超越了既往的现代乡土文学缺乏心理分析的感性书写之印象性，也校正了现代海派小说抽去了社会性的变态心理分析之猎奇性，而发展出一种富有社会性的心理分析，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描写颇富心理—情感的深度，自然中肯，毫无勉强之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这方面，柳青显然创造性地借鉴了他所熟悉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如托尔斯泰等人所擅长的“心灵辩证法”，特别注重揭示农村各阶层人物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这是一种兼顾人的社会性和个人性的心理描写，其丰富的蕴含，比诸醉心弗洛伊德的海派小说之纯生物学—人本性的心理分析，无疑更富社会的意味也更合人情之常。
《创业史》对梁三老汉的心理刻画是很有名的，此处就另举两个例子吧。
例如对“落后农民”王瞎子的“落后心理”之分析，就相当深入地揭示出统治阶级利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法”压迫农民，同时也利用了农民“人穷志不短、偷盗最没脸”的人格自尊，恩威并用，把青年农民王二规训成了一个死心塌地谨守“王法”的良民——
光绪二十六年，渭河边王家堡子的年轻长工王二，偷了财东的庄稼，被送到华阴知县衙门去了。差人们在大堂前，当着多少长袍短褂的体面人，在大白天褪下他的庄稼人老粗布裤子，仪式隆重地数着数，用板子打他赤裸难看的屁股……泪流满面的长工王二，用哽咽的声音保证：只要他在世上活着，他永辈子也不会白拿财东家的一根禾柴了。他被“恩宽”了……羞愧难当的小伙子啊，多少日子不好意思在村里露面，好像地老鼠一样，不敢见人。肉体上的创伤很快地好了，精神上的创伤是不是要延续到生命的终结呢？……小伙子王二还是背起行李卷，含泪辞别了哥嫂，开始了流浪生活。他留言说：他将在关中道随便什么他中意的地方，落脚做庄稼，重新做人，当皇上的忠实愚民。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王二路经蛤蟆滩，果真不走了，成了梁三他爹的邻居和好朋友了。……
在清朝已经被损毁了灵魂，可怜老汉眼睛失明以后，才有了充分时间检查他一生的得失了。他感谢皇上的代表——知县老爷那八十大板。他自认一生是“问心无愧”的，对得起一切皇上、统治者和财东。他没有吝惜过体力，没有拖欠过官粮租税，没有窃取过财东家的一个庄稼穗子。没有！直杠王二的行为“经得天地，见得鬼神”！……
不识字的前清老汉，喜欢经常对民国年出生的庄稼人，讲解“天官赐福”四个字的深刻含意。这是庄稼人过年常贴的对联的门楣，但粗心的庄稼人贴只管贴，并不仔细琢磨它的精神实质。年轻时受过刺激的王二直杠，把这四个字，当做天经地义。他认为：老天和官家是无上权威，人都应当听任天官的安排，不可以违拗。家产和子女，都是老天和官家的赏赐，庄稼人只须老老实实做活儿就对了，不可强求。“小心招祸！啊！”(25)
正是这种规训而来的心理定式，使王瞎子从心里佩服和尊敬富人，整天想着如何巴结富农姚士杰，终于逼迫儿子儿媳傍上姚士杰，无形中毁坏了儿子儿媳的生活，却对穷人的互助生产很不信任，总担心儿子栓栓跟着梁生宝吃了亏，对梁生宝充满了猜忌心理。柳青对青年农民王二变成王瞎子的精神蜕变过程之刻画、对王瞎子保守心理之揭示，比鲁迅对老辈保守农民的描写更切近生活真实。尤其是对王瞎子矛盾人格的辩证分析，真是切中肯綮的准确、耐人寻味的深刻——他顽固谨守“王法”却又怀抱着坚定不移“重新做人”的自尊，绝不像阿Q那样自轻自贱。如此精彩的揭示来源于经济—阶级分析与人性—心理分析的深度融合。
再如当一些人因为怕失去刚得到的副业收益而想退出互助组的时候，兵痞二流子白占魁却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加入互助组。这让梁生宝迎拒两难，不免引起他的一番心理波动——
“人当然不是好庄稼人。有点二流子气，不是勤俭节约的过日子人。婆娘也是一路子货喀！可是，白占魁力气是有，大伙逼住他干，是能做活的人。他不是不能做活。再说，现时是劳动生产的社会风气，他大约看见‘流’下去没前途吧！看样子，听口音，这回是下了决心！二次土改等不上了，下决心好好劳动过日子……”生宝在推独轮车过黄堡大桥的时候，这样自思自量，并且独自笑着。
过了桥，在马路上顺着一行白杨树影，推独轮车向西走着，生宝继续思量：
“这个家伙说话蛮占理，把我说得没话支应。互助组是有改造二流子的任务嘛。有这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有这话！说这是互助组对社会负担的义务，说要主动地吸收二流子入组，互助组不能不要他们。说要是大伙都不要，都怕麻烦，那么，社会上的这么些人，谁又来改造他们呢？看情形，我还是应该收下这个家伙……哎呀！我走到哪里去了？”
生宝思量着，在岔道口忘了拐弯，向峪口镇走去了。折转回来，拐过弯，他在田间小路上推独轮车向北走着，又思量起来。
“这个家伙比王瞎子怎样呢？不比王瞎子没办法嘛！实在！他有好吃懒做的一方面，也有胆大敢干新事情的一方面。我互助组把白占魁有办法治没办法治呢？有办法治他！有万、欢喜、老四，现在又有了增福！一个鬼刮不起妖风，要一群鬼才能刮起妖风！不敢收白占魁，太没共产党员的气魄！难道退出去两户，我就胆小怕事成这样了吗？……”
生宝想着想着，身上来了股子劲，脚步使劲了。
“鬼！不敢收你白占魁，还想改造全社会吗？收！坚决收！收下你，郭锁也寻不下对象合伙买牛了。我互助组退了两户，收了两户。毫毛也没动了一根。八户还是八户！就是这主意！”(26)
面对一个二流子的入组要求，梁生宝有所犹豫是很自然的事，这体现出他为人持重、慎重从事的性格，而最终又决定吸收白占魁入组，则不仅显示出一个年轻的互助合作带头人敢于任事的气魄，而且展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敢于在新社会里改造人的理想主义精神。
令人叹赏的还有《创业史》的文学语言。这是一种生动刚健而又温润有情的文学语言。生动刚健的一面来自对西北农民性格的体会及对其生活语言的采撷，如口吻毕肖的对话，叙说风俗的语言，都很生动传神；温润有情的一面则表现为夹叙夹议的叙述语言，往往携带着情感的温度和抒情的情调，那情调或慷慨抒叙或温情节制，恰当地配合着叙事的具体情境。这两个方面各司其职、糅合交织。前一面的典型文例，如“题叙”以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饥荒起笔，引出了中年丧妻的关中汉子梁三与逃难而来的生宝母子的遇合——
两只瘦骨嶙峋的长手，亲昵地抚摸着站在她身前寸步不离娘的宝娃的头，王氏妇人的眼光，带着善良、贤惠和坚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过不久的有了皱痕的脸上。
“我说，宝娃他叔！这是饿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费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书，没这婚书，都一样嘛。千苦万苦，只为我娃……长大……成人……”
她哽咽了，说不成声了。她用干瘪的手扯住袖口揩眼泪了。
所有的人都凄然低下了头，不忍心看她悲惨的样子。
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这时从梁三心中涌了上来。在这两个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甭‘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
……常常要等梁三带回来粮食，女人才能做饭；但是她不嫌他穷，她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并且倔强得脖子铁硬，不肯在艰难中服软。这对后婚的夫妻既不吵嘴，也不憋气。他们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邻居老任家有人曾经在晚饭后，溜到那草棚屋的土墙外边，从那小小的挡着枯树枝的后窗口偷听过：除了梁三疲劳的叹息，就是两口子谈论为了他们的老年和为了宝娃，说什么他们也得创家立业。……(27)
这样的叙述语言刚柔相济，恰如其分表现了一对半路相逢、相依为命的农民夫妇的忠厚性情和坚韧性格。后一面的典型文例，如梁生宝要带领互助组的成员到深山割茅竹了，“知父莫若子”，他明白继父虽然和自己闹别扭，但心里其实关心着自己和互助组，如今继父听了卢支书的话、思想转弯了，他更要在行前和爹爹说说话，让老人放心——
生宝要进马棚去看看爹。妈拉住他的夹袄袖子。
“你甭去。”
“怎？”
“他难受。你要离家一个月，他替你担一份心。他嘱咐俺：等你回来告诉你，甭惊动他。他说：他独独在马棚里睡到天明，你已经不在家了。他说，他看见你要走，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你就甭惹他难受吧！你忙你的事情去，俺娘俩招呼了他哩！”
多么令人心动的父子感情啊！生宝不听妈的话，他一定要进去看看他爹。他要对老人说些孝敬的话，说些有政治思想意义的话，使老人不要替他担心。
生宝强走进马棚，秀兰在马棚门口看着。
老人睡在小炕上，脸朝着泥墙。生宝走近小炕边，轻轻叫了两声：“爹！爹！”
老人不做声。
“爹！爹！”生宝又叫，轻轻推了推。
老人扭过皱纹脸来，睁开眼睛。灵活的眼神表明：他并没睡觉。
“领得进山证哩？”
“领得哩。”
“啥啥都预备好哩？”
“都预备好哩。”
“那么你去，我不阻挡你。你活你的大人，我胆小庄稼人不挡路。但愿你把人手，都欢溜溜地领出山来，谢天谢地。就是这话！”
“爹！你起来，我想和你说几句家务话哩。”
“和你妈说去。我心里头烦，听不进去。就是这话！”
生宝知道他爹的执拗性子，放弃了谈话的意图，心情很愉快地退了出来。(28)
父子俩的交心话虽然言语不多、彼此却心领神会，这既符合梁三和梁生宝父子相知甚深、不在话多的缄默性格，同时也点染出父子间相互关情而又欲说还休的深情。应该说，上述两方面的语言特点交相为用，贯穿了《创业史》全书，使作品的叙事既内含着感情的温度又别具节制内敛的含蓄之美，体现出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和情理并茂的美学风貌。
不少评论家和学者早已注意到《创业史》把人物的感情以至心理活动自然而然融入叙述语言的特点。当年的日本学者也很关注《创业史》的这种语言特点，姑称之为“直接语法”，他们为此写信向柳青讨教。柳青于1963年10月9日回信坦承自己这样使用语言的缘由——
先生们所说的“直接语法”，我以为仍然是属于采取人物的角度描写行动和场景的一种表现手法。不过，有点不同的是，人物的思维、感觉和感情，我除了用文学语言反映人物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外，常常把人物自己的口语直接写出来了。人物见到的、想到的和体验到的事物，在中国的现实主义的古典小说中，多用人物的对话（包括内心独白）的生活语言间接引用的表现手法；在西方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多用文学语言的场景描写和心理分析的表现手法。愚见以为：从头至尾的对话和内心独白的生活语言不免给读者语法单一的感觉。对话、场景描写和心理分析配合起来，显然使读者感觉到语言变化多一些；但文学语言的场景描写和心理分析如果太多、太长，又不免减少了动的情态，给读者太慢的感觉。我这回试用了这样一种手法：叙述和描写一方面不放弃用作者的文学语言反映人物的思想和人物的感情；另一方面接受口语传神的中国传统，直接引用人物的口语。这就是全书中每个章节里常见到的：人物的内心独白不加引号，与文学语言的叙述和描写连接在一起，构成整段文字，给读者的感觉好像不是通过作者的文字发出来的思想和感情，而是从人物直接发出来的思想和感情。先生们把这叫做“直接语法”或“直接表达感情的语法”，我想是可以的。我以前写的小说没有用过这种表现手法，也是事实。(29)
这其实不仅是一种语言特点，而且是整个《创业史》的艺术特点：全书的写人和叙事，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人物的感情和心理活动，加上作者从具体情境生发而出的抒情议论，共同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抒情的写实主义”的叙事风范，它与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主客分立叙事传统迥然有别，鲜明地标志着写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新拓展。
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柳青为中心”读书会写，2017年11月初稿，2018年1月修订
(1) 解志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结片论》，《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
(2) 《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初版，第36页。按，以下引用该书均据此版。
(3) 《创业史》第一部，第3页。
(4) 《创业史》第一部，第93页。
(5) 《创业史》第一部，第5页。
(6) 《创业史》第一部，第337页。
(7) 《创业史》第一部，第111—114页。
(8) 《创业史》第一部，第555—556页。
(9) 《创业史》第一部，第755—756页。
(10) 《创业史》第一部，第763页。
(11)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89页。
(12) 《创业史》第一部，第118页。
(13) 《创业史》第一部，第96页。
(14) 《创业史》第一部，第121页。
(15)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16) 《创业史》第一部，第291页。
(17)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18) 《创业史》第一部，第455页。
(19) 《创业史》第一部，第705页。
(20) 《创业史》第一部，第493页。
(21) 《创业史》第一部，第549—556页。
(22) 《创业史》第一部，第577—578页。
(23) 《创业史》第一部，第678—679页。
(24) 《〈种谷记〉座谈会》，《小说》第3卷第4期，1950年1月出刊。
(25) 《创业史》第一部，第401—404页。
(26) 《创业史》第一部，第714—715页。
(27) 《创业史》第一部，第13—15页。
(28) 《创业史》第一部，第397—398页。
(29) 《柳青先生给东京日本人民文学研究会的一封信》，《长安学术》第十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8月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