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贴入微的心性深度：《创业史》与“人的文学”之转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启蒙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文学史视野里，“人的文学”被确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唯一正确的方向，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的文学则因为是“阶级—政治话语”，而统统被斥逐于“人的文学”之外。为什么努力表现工农兵群众的解放区—十七年文学，算不上“人的文学”？而只有那些把劳动人民写得非常愚昧落后、缺乏人性自觉的文学如鲁迅的小说，和致力于表现“财主底儿女们”如何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如巴金的小说、路翎的小说、曹禺的戏剧，以及把乡下人写成无不善良美丽风流的快活林男女的沈从文小说，才是符合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人的文学”之标准的典范作品？仔细想想，这其实反映了重新鼓胀起来的知识阶级的理想和偏见——那些被他们好评为“人的文学”之典范的作品，恰恰凸显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和美学趣味。比如，把农民等下层群众写得愚昧落后不觉悟，不正好彰显了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先进性和重要性吗！追求个性解放的“财主底儿女们”之苦闷，不也是同样出身财主家的作家们及作为小资的学院批评家自身之“苦闷”吗！所以这“苦闷”也就被肯认为很有“人的价值”和“人的文学”之价值了。至于沈从文笔下善良美丽风流的乡村快活林男女，其实也是按照知识分子的性趣味塑造的，就连所谓革命启蒙主义作家路翎笔下的一些有“个性”的劳动妇女，如“饥饿的郭素娥”的个性解放之冲动，其实也是按照知识分子的性趣味塑造的——郭素娥不就是“卡门”的中国乡村版吗？所以她才深受一些革命启蒙主义批评家的青睐。可是在解放区—十七年的文学里，工农兵群众不仅不再那么落后不觉悟，倒是在革命政党的教育鼓动下成了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其间并没有给知识分子及其喜好的“启蒙主义”主张留下权威的位置和发挥的余地；沈从文笔下那些善良美丽风流而无须革命的乡村快活林男女，当然也不再可能出现于解放区—十七年文学中了，路翎所推崇的郭素娥则显然被解放区的白毛女所替代。不待说，新启蒙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偏好的“人的文学”在解放区—十七年文学中是如此失落，这自然让他们倍感乏味和失望了，所以解放区—十七年文学被新时期的学界主流打入“非人的文学”之冷宫，也就势所难免了。看来，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话语权，也很容易抬举自己的趣味和偏向啊！而他们的趣味和偏向显然限制了“人的文学”之视野。
撇开知识阶级的趣味、傲慢与偏见，就不难发现，解放区—十七年文学仍走在“人的文学”之路上，并大大拓展了“人的文学”的外延、深化了“人的文学”的内涵。这拓展和深化是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来的——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人的解放”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具体落实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了。《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就是解放区“人的文学”的新典范，而作为“十七年文学”杰作的《创业史》，则无疑是“人的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当然，柳青乃是接着而非照着“人的文学”传统而作的，所以《创业史》对“人的文学”的传统是既有所继承也有所拓展的。
比如说吧，在《创业史》中也写到落后农民如王瞎子，他看起来与鲁迅笔下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闰土、阿Q等是同一类人。但柳青是接着而非照着鲁迅写的。鲁迅特别强调的是农民精神上的贫困与愚昧，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思想观念之毒害，以此突出“人的启蒙”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作为新文化先驱的鲁迅自上而下地审视农民，显然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优越感，无形中暴露出启蒙知识分子在观察国民性问题上的“唯心论”趋向。柳青当然意识到封建思想影响的严重性，但没有把它强调到仿佛生物遗传那样不可抗之地步。长期在农村深入生活的柳青明白，王瞎子的落后保守其实是统治阶级强力压迫和规训的结果。柳青是带着同情之心来描写他的落后性的，而先进农民梁生宝对王瞎子也是谅解的，他一直把王瞎子当长辈来尊重，并无轻侮之念。这与现代启蒙作家一味贬斥农民落后之态度，可谓迥然有别。
其实，在旧中国农村，大多数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农民，都仍然保持着“人穷志不短”的人格自尊、不甘被剥削压迫的反抗心，即使个人无力反抗强权也至少是有腹诽，并不像鲁迅等启蒙作家所描写的那样，一例落后不觉悟到没有任何人性的自觉和自尊，如闰土那样纯属令人绝望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或者像阿Q那样完全满足于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倘若中国的国民性或者说中国农民的人性只是这样的状况，那所谓启蒙就根本无从做起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则中国的改造和革命也就毫无希望了——鲁迅等启蒙者就是带着这样的“绝望”显示了自己的深刻。说来，启蒙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刻到绝望的国民性批判，与他们所反对的新儒家如梁漱溟所谓“农民好静不好动”的观感，倒颇为近似，都是深刻而唯心的皮相之见。按，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多年而成效不大，1938年初他到延安曾就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展开过一场讨论而未定是非。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了土改运动的梁漱溟曾有这样的回忆和反省——
记得1938年1月访问延安时，毛主席问我作乡村运动曾感到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我开口一句便说：最困难的就是农民好静不好动。毛主席没容我讲下去，就说：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我的话自有所为而发，例如：农民对新事物之不感兴趣，不大接受，许多事情办成之后，农民念道它的好处不置，而当其开始时总是怕麻烦，态度消极。对他的话，当时不甚了解，却亦引起注意。其后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乃知其所谓。此次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就更懂得了。在湖南和四川这种地方，农民茹苦郁塞于封建势力种种压迫之下，确乎是要动的。北方情形不尽相同，似不能以彼例此。但我颇有省觉于当初我们未能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抓住他的痛痒而启发之，他还是要动的。说农民好静不好动，还是隔膜；彼此还不是一个心。群众运动的入门诀窍，似要在变自己为群众。在任何问题上，先不要有自己的意思，除非群众已经看你是他们的人之一。(11)
事实上，中国的贫苦农民大都不甘屈从不公的命运，始终怀抱着公正的念想、反抗的精神（当然程度和方式是有差别的，并不是每个人的反抗性都很鲜明）和打拼的意志，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绝非都像逆来顺受的闰土或自欺欺人的阿Q那样缺乏正常的人性反应。
正是有鉴于此，柳青对农民人性的描写逆转了启蒙作家的定式，更富同情的体贴也更多中肯的肯定。比如解放前的郭振山还是个年轻农民，不仅身强力壮而且意志坚强，只是命运不济，未能发家，但他不甘人后、勇敢反抗的精神，让他成了蛤蟆滩上贫苦农民的领袖——
解放前，姚士杰在蛤蟆滩为王的年头，郭振山也不怕他。人们把姚士杰使用的那条渠叫做霸王渠。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姓姚的稻地要水，他就理直气壮把穷佃户正灌的水口堵了，也没人敢吭气。那年夏天，高大的郭振山和强壮的姚士杰，在渠岸草地上扭打起来了。郭振山扭着姚士杰的领口，姚士杰抓着郭振山的布衫，两个人过了汤河，进了下堡村大庙里头当时的国民党乡公所说理。郭振山的这份大胆，把他变成穷佃户们崇拜的英雄，因为他满足了他们藏在内心不敢表达的愿望。(12)
同样坚强不屈的是梁三和高增福。性格倔强的梁三不幸中年丧妻，家道中落，对生活一度灰心丧气，可是当他与逃难来的寡母子遇合而重组家庭，再次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豪气。在婚礼仪式上看到寡妇的眼泪、听到她体谅的话语，让中年汉子梁三不禁怜爱交集，情不自禁地生出“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决心挑战命运、重建家业。梁三的性格无疑表现了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人性之真实，他们大都自尊而且坚韧、正直而且仁义，渴望并且也努力地改变生活的现状和不公的命运，其人性与精神并不比任何先进国的国民卑弱。反观五四新文学先驱及后来启蒙左翼作家日益刻深的国民性批判与改造之论，固然用心良好，但无不居高临下、精神至上而不免成为陈义过高、脱离实际的知识话语，与农民的真正痛痒关系不大。
中国农民的真正痛痒何在？缺“地”是也。所以抓住了土地问题，就抓住了中国最广大的贫雇农的切肤之痛和最大关切，他们就会动起来，积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积极改造社会的现状。共产党正是敢于抓住这个问题，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开展了土地革命，有力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分得了土地、翻身解放的贫雇农，其个人的地位今非昔比，人性的尊严和做人的气概也随之显著提升。事实上，在解放前纵使勇敢如郭振山的个人反抗，也未能改变他的命运，可是解放后的土改运动却使他成为全下堡村最杰出的人物——“郭振山在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踩得土地都在颤抖。他是蛤蟆滩第一个要紧人。他的热烈的言词和大胆的行动，反映着穷佃户们的渴望土地和生产条件的意志。”(13)两度创业失败的梁三老汉，在分得土地之后，也终于有条件再度创业了，他热切地渴望着重振家业、风风光光地做人。年轻的农村姑娘如改霞等，也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了。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也是促进人的解放和人性振兴的革命。这后一点，却被新时期的学术界批评界忽视了。
当然，贫雇农分得土地，也只是他们翻身解放、改变命运的第一步。由于地少人多，加上生产能力和条件的不足，单个的贫雇农要在生产上打翻身仗，其实是很难的，返贫卖地的事情也就难免了，并且分散的小农经济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基础。正是这种情况才迫使新中国工农业生产在相当长一个阶段，不得不以集体的集中经营为主，农业合作社就是因此而建立起来的。如此彻底地改变千百年来的个体生产经营传统，这自然不是个小事情，许多农民——包括贫雇农都想不通，尤其是一些比较有生产能力的农户，就更不情愿了。在蛤蟆滩，最有生产能力的贫雇农就是郭振山家和梁生宝家了。郭振山是下堡村土改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分得了村里最好的土地，家里也有劳力独自经营，所以对互助组和合作社并不热心而是敷衍应付，虽然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党员和代表主任。高增福的互助组快垮了，找郭振山帮助，郭振山却让他失望了。柳青这样描写高增福对郭振山的感受和对自身困境的忧愁——
他感觉到自己前途茫茫，往后的光景难混了。……郭振山的言词，他说话的神气和他的笑，却表现出他现在已经变富了，不再能体会困难户的心情了。他再不能象解放初期，特别是土改初期发动贫雇农的时候那样，对穷苦人说些热烈的同情话了。这个在村里威望极高的共产党员的变化，给可怜的高增福精神上增添了负担。他担心，象目前的境况，他很难保住他分到的六亩稻地。说什么呢？缺口粮，上稻地的肥料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耕畜贷款还在黄堡镇人民银行营业所的账上写着哩，以后的贷款还轮到他吗？他想着，要是他家住在下河沿，入了梁生宝的互助组，他也许不会有这一层忧愁。(14)
所以，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其实也意味着对农民心性的考验和改造，以及对其人际关系的改善。不难想见，让小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千百年来的小农意识，转向集体合作生产并承担共同经营的风险，那自然是很艰难的事，连共产党员郭振山都不免自私自利而裹足不前，何况他人？在这过程中，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的遭遇及其改变，就是很有意趣的例证。
本来，在分得土地后，梁三老汉家是条件不错的，一则没什么债务和拖累，二则父子两个都是种庄稼的好手，还愁不发家吗？可是，能干的梁生宝却放弃了个人发家致富的“正事”，整天忙着互助合作的公事，这让梁三老汉很看不过，老汉还因此受人当众嘲弄，成了乡亲们眼中的笑柄，梁三老汉只能默默忍受。再看看村代表主任郭振山忙着自己的家业，梁三老汉就更看不过梁生宝的作为了，经常跟生宝怄气。应该说，梁三老汉的这些反应其实都是人之常情，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的习惯心态，也反映了他因为家贫而不被尊重的社会地位。但也正因为梁三老汉是梁生宝的继父，他的命运也就无法分割地与生宝及其互助组息息相关，他于是就成了生宝互助组的默默关心者，他的思想和心态也不由自主地随之而渐渐改变。
人是可变的，即使像梁三老汉这样保守的老农民，也不像现代启蒙作家所写的那样一味保守落后，亦非如新儒家梁漱溟所谓停滞在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诚如严家炎先生所指出的，“在有些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作品中，老一代贫农形象常常只被强调了保守、顽固的一面”，但梁三老汉不是这样，柳青带着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写出了他的转变过程，深入地“探索了肉体上和精神上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梁三老汉，毫不放松地抓住他潜藏的哪怕是些微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准确地加以表现”(15)。虽然梁三老汉和梁生宝是继父子，但二人其实父子情深，所以尽管梁三老汉起初不赞成梁生宝办互助组，他却不可能对互助组的成败漠不关心，并且梁三老汉也是一个善良仁义的老农民，他其实是担心仁义的生宝能力不够、帮不了别人反而耽误了自己。正因为如此，梁三老汉情不自禁地担忧着儿子的艰难，气愤着郭振山对互助组的冷漠，焦虑着退组者的坏影响，也暗暗为互助组的进展而欣慰。在这过程中梁三老汉的态度渐渐变了，他暗自承认生宝不惜牺牲自己、带领贫雇农一块打拼努力，确是比自己的个人发家致富更有出息、更有魄力的善举，他也看到了新政府的干部如王书记、卢支书对生宝互助组的积极支持，知道生宝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所以也渐渐放下心来——“他的劳动者的善良，他的受过压迫的心灵，他的被剥削过的痛苦记忆，以及解放三年多来共产党所做的好事，促使他本能地相信卢支书这番风趣的议论。……他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卢支书、生宝他们挨近着哩”。(16)最后，互助组生产大丰收、合作社顺利成立，作为生宝继父的梁三老汉也成了受人尊重的人。他穿着妻儿为他添置的新棉衣走在黄堡镇大街上，第一次受到乡邻们的尊敬、第一次感受到为人的尊严。这是很让人感动的人的文学情景。严家炎先生当年的文章准确分析了梁三老汉的心性变化和互助合作的成功给他带来的人格尊严——
从“题叙”到“结局”，梁三老汉作为老一代贫苦农民的代表，经历了恰好成为鲜明对照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新旧两个世界——不仅是客观世界也包括主观世界——的巨大变化！只要回想一下作品开头两章中所写到的老汉那种生活贫困、地位屈辱、情绪抵触的状况，再对比一下结尾时老汉穿起整套新棉衣，在黄堡集上受人尊敬地、以“生活主人的神气”“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这种情景，谁能不为之深深激动。(17)
回头再看《创业史》的主角梁生宝，作品虽然并未全部完成，这个人物的性格仍在发展中，但可以肯定，第一部中的梁生宝已是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形象。他的感人之处，既与他作为一个自尊、仁义、厚道的农民的优秀品质相关，也与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党员的先进思想有关，而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前者正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过去的评论比较多地集中于后一方面的主导作用，而相当忽视前一方面的基础意义。这基础其实来源于渗透到乡村农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人文主义的良好影响，这影响不分阶级而普遍传播，贫雇农的优秀子弟也会深受濡染，所以在中国的乡村从来就不乏自幼就学做仁义的“好人”的孩子。事实上，即使在所谓“文革”动荡时期，儒家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仍然支撑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的农村大家庭就是一个耕读传家、仁义是尚的家族，我自幼也被乡邻称赞为“仁义”的孩子，再看作家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小鲍庄》所写的那个在“文革”中仍然不失为“仁义”的村落，其中最感人的人物正是仁义的小孩捞渣，更无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乡村，当然并不乏梁生宝那样自尊而仁义的青少年了。正因为如此，我少年的时候初读《创业史》而最感共鸣、最铭感难忘的，即是梁生宝自幼就临财不苟的骨气和怜贫惜弱的仁义，以及他深藏心头的对继父的孝心。待到上大学重读《创业史》，当然不难理解，努力做“新式的好人”的梁生宝，其实也是曾经努力学做“旧式的好人”的梁生宝之继续和扩大。事实上，当梁生宝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他的仁义正直的为人，就赢得了穷乡亲的高度信任，以至于老佃户任老三临死的时候，苦苦等待着在外躲避兵役的宝娃子而不能瞑目，直到宝娃子赶回来，任老三郑重地把独子欢喜托付给他——“他捉住生宝的手以后，重新慢悠悠地说：‘宝娃，我把欢娃托付给你，你关照他。你教他，他，学你的……为人……’”(18)正缘于仁义的心性，梁生宝在土改后虽然最有能力发家致富，却不忍见条件不好的穷邻居生产无方、生活困难，于是一本仁义之心、响应新政府号召，舍弃个人发家致富之念，殚心竭虑地领导穷棒子们互助合作，处处体现出对人的善意、关怀和尊重。而关怀人民群众的新政府乃是梁生宝背后的精神支持力量，如他对任老四所说——
“整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我背后哩！”生宝非常激动地大声嚷说，“是我傲吗？四叔！我梁生宝有啥了不起？梁三老汉他儿。你忘了我是共产党员吗？实话说，要不是党和政府的话，我梁生宝和俺爸种上十来亩稻地，畅畅过日子，过几年狠狠地剥削你任老四！叫你给我家做活！何必为互助组跑来跑去呢！老四叔，甭老拿旧眼光看新事情吧！你还是和我们一块实行计划吧！……”(19)
对贫苦人的关怀，在梁生宝与栓栓素芳夫妇的关系上得到了感人的表现。由于王瞎子的压抑，栓栓朴厚而愚笨，空有一身好力气，生产能力弱，日子过得紧巴，梁生宝同情栓栓，吸收他入自己的互助组，带着他进深山割茅竹搞副业。笨拙的栓栓受伤了，梁生宝赶快施救并且把自己割的茅竹给误工的栓栓。可是梁生宝的仁义厚道，换来的却是王瞎子逼迫栓栓退组。更让人同情和无奈的是栓栓的妻子素芳。素芳原是黄堡镇上的一个漂亮女子，因受母亲的熏陶而早解风情，少女时代就被人引诱怀孕，只能下嫁蛤蟆滩的穷庄稼汉栓栓为妻，却又“被瞎眼公公唆使着，栓栓已经把她打得丧失了性气。她没有勇气。……什么希望也没有了”。(20)让她重新生出希望的是年轻的邻居梁生宝，她情不自禁地爱上生宝，找生宝示爱，要和他做相好，却遭到正直不苟的生宝之拒绝。后来素芳到富农姚士杰家里帮佣，被老奸巨猾的姚士杰奸污玩弄。其时正是栓栓在山里受伤的时候。作品于此对栓栓和生宝有这样的描写——
生宝心里深深地为他背着的这个人过于老实而难受。栓栓，像一头牛一样闷头做活儿，他永远也不知道疲劳，好像只是为了做活，才生下他来。他的善良使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意见。……这种善良使生宝一遇到栓栓媳妇素芳向他投送秋波，他心里就厌恶透了她。生宝绝不是那样没心肝的禽兽，把一个人的善良，当做和这个人的媳妇明来暗往的有利条件。正相反，他把帮助这个软弱邻居，当做自己理所当然的义务。他只可惜王瞎子太没眼，竟然常常教儿子戒备堂堂男子梁生宝……
…………
在栓栓的脚跳脓的那些痛苦的黑夜，在山外，正是姚士杰在蛤蟆滩四合院东厢房，和栓栓的媳妇素芳睡觉的时候。而生宝在荒野的苦菜滩的茅棚里，侍候着栓栓，给他按时吃青霉素片，烧开水喝，安慰他，给他讲生宝记得的社会发展史，一方面教育他，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他疼痛的感觉。(21)
当然，梁生宝对素芳也不是不同情，他自然也明白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政策，但梁生宝不是脱离实际的个性解放论者，他生活在农村，深知拆散一个既成的农民家庭是既不仁义也不人道的事情，何况帮了素芳解放却会伤害同样可怜的栓栓，更何况还有顽固的王瞎子，谁干预他的家事，他都会以死相抗的，那会让整个事情向最坏的方向发展。所以厚道稳重的梁生宝只能不跟这位顽固的老人计较，而劝导素芳耐心等待，等待王瞎子的早死，好在他也活不长了——“可怜的素芳和栓栓，吃尽他的亏了。他要是早些用了他的棺材，俺下河沿的众邻居，有办法叫栓栓和素芳变成恩爱夫妻咯！”(22)——这是梁生宝和乡亲们的衷心期待。
不妨对照着看看富农姚士杰老奸巨猾地玩弄素芳之后的残忍心态吧——
就这样，什么人也没感觉四合院有什么事情发生。就这样，姚士杰把不幸的素芳，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一步比一步更深地拉进又一次悲剧里了。姚士杰也看出：新的社会风气使妻侄女心中不安，有罪心理使她对堂姑父越来越缺乏热情，甚至有点骇怕这种非法关系，似乎有点不得已应付他的样子了。但这有什么要紧，姚士杰断定：依靠素芳自己被毁损了的心性、意志和力量，她逃不脱他的玩弄……姚士杰想：素芳暂时还没有劳动者从劳动中培养起来的那种高贵自尊，他还可以把她当破坏生宝互助组的工具。他并不关心素芳这一生的前途怎样。难道栓栓家庭好坏，能影响他姚士杰的庄稼不爱长吗？难道能影响他姚士杰的大红马不爱吃草吗？怪事！(23)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地主富农都“为富不仁”，但像姚士杰这样“为富不仁”者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也确实并非个别的存在，所以人的解放也必须与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相结合。如此两相比较，更可见出梁生宝乃是旧式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综合体，而他待人的仁义心性和尊重人的生动事例表明，不论是渗透于乡村农家的儒家仁义为公的精神传统，还是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其实都包含着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所谓人的解放观念并非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所独有，而真正把人的解放从观念落实为社会实践的，乃正是中国的革命和革命后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就此而言，《创业史》的互助合作叙事的确是“人的文学”的转进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