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古与中古

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按：指刘文典）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刘叔雅庄子补正序》，《二编》

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欲借是略言清代史学所以不振之由，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挚仲洽谓杜元凯《春秋释例》本为《左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二编》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二编》

近年国内本国思想史之著作，几尽为先秦及两汉诸子之论文，殆皆师法昔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者”，何国人之好古，一至于斯也。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二编》

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杂稿》

中古史不像上古史，上古史能有一二材料就能立一说，证据虽不充足，也很难反驳。又不像近代史，材料很多，真伪易辨，难在收集得全。中古史有相当的材料，而不如近代史之多，以致根据一些材料成立一说，就可能又有一些材料可以反驳之，所以困难。

卞僧慧《“隋唐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

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时代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

周一良《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

清华大学1932年秋季的学程说明中，说“以晋初至唐末为一整个历史时期”，当系陈先生所拟定。据传陈先生还曾说过，汉以前历史材料太少，问题不易说清楚，宋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大量广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驾驭不易，所以选取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的一段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此话属实，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陈先生选择了这个不古不今的段落。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追忆》

陈师在1936—37年的隋唐史班上曾一再明讲，由于史料残阙，中国上古史是不易、也不宜作长期研究的对象的。近代史史料多，但需精细考证之处不多。唯有当中一段，尤其是隋唐，史料上虽仍有不少残阙，但一般资料究竟比起上古要多得多，而且还有其他多种古语文的资料，所以最宜于精深的考证，而原创性发明的机会也比较多。我清华同系同屋的黄明信（古藏文的一等专家）在这年的一次系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先生相当大声地说：“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谈治史以中古史为先。先生曾经不只一次说过：“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着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今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是知先生治史以治中古史为易于见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与近现代史为不可专攻也。

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追忆》

陈翁之意，殆以为刘汉以前，年代久远，史料难资征信；明清以降，又以为时苦近，资料太多，不易抉择。李唐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峰，书法、佛经、诗歌、古文、政治制度，均有辉煌之成就，入此宝山，必多创获。

揩元《陈寅恪教授》，《近代中国史家学记》

治上古史，从文献讲首先有个识字的问题，不识字或认错了，就一切无从谈起。再一个是辨别真伪的问题，把后来人假造的“史料”当真的，做立论根据，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且，要讲究第一手资料就不能仅靠文献，地下发掘提供的实物资料尤其重要，这就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不是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单凭自己个人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治近古史，则中国从宋代以来，印刷业逐渐发展，史料越来越多，从正史材料到稗官野史、笔记杂谈，多如牛毛，一个史学工作者既要通览一个时代的全局和它的来龙去脉，又要有所专精，是很难做得恰到好处的。比较起来，治中古史，这几个方面的困难要少一点，认字、辨伪的任务比上古史少，史料繁多难于占有的问题比近古史小，可以说是不古不今，但也有它的困难。研究中国中古文化不懂佛学是隔靴搔痒，难得有成就……

艾天秩《忆先师陈寅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