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举例

《周礼》一书，其真伪及著作年代问题古今说者多矣，大致为儒家依据旧资料加以系统理想化之伟作，盖托古改制而未尝实行者，则无疑义也。自西汉以来，摹仿《周礼》建设制度，则新莽、周文帝、宋神宗，而略傅会其名号者则武则天，四代而已。四者之中三为后人所讥笑，独宇文之制甚为前代史家所称道，至今日论史者尚复如此。

《隋唐》三

《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纂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

1953年9月对蒋天枢言，《编年事辑》

《考工记》之作成时代颇晚，要乃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化之书，则无可疑。

《隋唐》二

《考工记》作成之时代虽晚，但必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资料，加以理想化编纂之书，似无疑义。

《唐代》中篇

《小戴记》中《大学》一篇疑是西汉中世以前儒家所撰集。至《中庸》一篇，则秦时儒生之作品也。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初编》

唐史的材料虽不少，但多重复。重复可以有所比较，也有它的好处。史料却少得可怜。加之所有的史料多注重政治，其他各方面则更少了。因此我们只好到地下去寻找碑铭之类的文章。这种文章有一部分是有用的，大部分是不重要人物的记载，对历史无用处。许多墓志的写法，是用同一种格式填充的，也就没价值了。还是唐文集里的墓志，内容比较有价值。

黄萱《唐代史听课笔记片段》，《杂稿》

在中国的古画中，找不到史料。在日本的正仓院，却保存着许多唐朝很有历史价值的画——类似现代的漫画。……日本、朝鲜、安南现尚保存唐代的习惯很多。例如日本尚有霓裳散序遗音及双陆之戏。

《唐书》对于府兵的记载不全。最奇怪的是日本的法令，全似唐朝的法令。除“郡县”之类改为“国”。因此欲知唐的法律，当看日本的法律书。

黄萱《唐代史听课笔记片段》，《杂稿》

伪文中子《元经》（伪为王通作，毫无价值）。

《元白诗证史》，《梁方仲笔记》

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望也。

在朱延丰论文答辩会所言，朱自清日记1933年3月23日

以诗证事，自宋而大盛，如计有功《唐诗纪事》。但虚伪假造之成分甚多。

《元白诗证史》，《梁方仲笔记》

《通鉴》之考订价值甚高。……读正史后方知《通鉴》之胜。《考异》多有说明。……胡注：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杜工部只“出师未捷”二句诗见《通鉴》；屈原不见，宋人早已论及。或温公已怀疑屈平之存在。）读正史必参考《通鉴》！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杂稿》

政治部分要看《通鉴》，以《通鉴纪事本末》为参考。要看《通鉴》，不应只看《纪事本末》。今人每好看《纪事本末》，以为此书有合于西洋科学方法，而不看《通鉴》。这实在错误。……所以说《纪事本末》可谓《通鉴》带全文的索引，可作读《通鉴》时的参考，而不能代替《通鉴》。《纪事本末》不能作为依据，必须看《通鉴》原书。

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

今人每好用《文献通考》而不用《通典》，因为前者包括的时代长，用着方便，其实不对。《通考》的价值，在于对宋事的批评（不谈其批评的是非）。再早的材料，也不过钞《通典》《通鉴》及正史。

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傥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二编》

（附）

微之诗“个个君侯欲梦刀”句，其意谓人皆欲至西蜀一见洪度，如王士治之得为益州刺史，此固易解。……然寅恪少读《晋书》，于“三刀”之义颇不能通。后见唐人写本，往往书“州”字作“刕”形，殆由“州”“刀”二字，古代音义俱近之故。（“州”即“岛”也。）唐人书“州”作“刕”，必承袭六朝之旧，用此意以释王濬之梦，李毅之言，少时读史之疑滞，于是始豁然通解矣。

《别传》第四章

是佛经之首冠以《感应》《冥报》传记，实为西北昔年一时风尚。今则世代迁移，当时旧俗，渺不可稽，而其迹象，仍留于外族重翻之本。徵考佛典编纂之体裁者，犹赖之以为旁证，岂不异哉！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二编》

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

《与妹书》，《二编》

内阁档案，有明一代史料及清初明清交涉档案，极为重要，现在李木斋先生所。李无暇整理，而贮置赁屋中，上雨旁风，急欲出售，若无受主；索价仅两万元，盖李以一万八千元购得之者也。研究院如能扩充，则此大宗史料，实可购而整理之云。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追忆》

午间与适之先生及陈寅恪兄餐，谈及七千袋明清档案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

傅斯年1928年9月11日致蔡元培函，《傅斯年遗札》

又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1929年3月1日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忆二十余年前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见乾隆朝三法司档案甚多。

《论再生缘》，《寒柳》

师于史之见解，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因言《清史》之草率，谓十六年告成，以清代事变之烦剧，断非仓猝间能将三百年之史实一一整理者也。闻史馆中史料残缺殊甚，某人任某门，则某门之史料即须某人以私人资格搜罗。微特浩如烟海之史料，难由一二私人征集，即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此岂私人所能为者也？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又如太平军之役，除官书外，史料亦多缺轶。曾氏初起时，曾遣人至粤侦伺洪氏内幕。此人备历艰险，作有详细报告，成一专书，名曰《贼情回报》（按：书名应为《贼情汇纂》），今其书尚存，于太平军中诸领袖人物，皆为作略历，如小传，一切法制规例，皆列靡遗。此类极有价值之史料，若不出重价购买，则于太平军内容，必难得其详。此事亦非私人所能了。又乾隆以前《实录》，皆不可信，而内阁档案之存者，亦无人过问。清人未入关前史料，今清史馆中人几无一人知之，其于清初开国史，必多附会。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