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西湖之约
1990年10月，在杭州，花家山宾馆，一座气派的讲座厅里，早已是座无虚席，音乐已经响了很久，是三毛的那首著名歌曲。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流浪
此刻，晚上七点半。外头是倾盆大雨。一位叫陆达诚的神父陪着主讲人三毛女士。神父在前头领路。
神父嘴里一迭声嚷着：“对不起，请让路！请让路！”
三毛依然长发披肩，黑色的套头毛衣下是件米色长裙，脸上有着淡淡的妆，素净中更透着几分灵秀。她看到讲堂中拥挤的情况，三毛紧张了。
三毛说：“我要不要带手帕上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我怕我自己会先‘下雨’。”四周人笑了。
三毛走上了讲台，她用一贯低低柔缓的声调说道：“没想到我在杭州有这么多的朋友，尤其今晚外头的雨这么大。下雨天看到这么多朋友真好！”
她接着说道：“各位朋友，很抱歉今天晚了一刻钟才开始，刚刚我一直在等陆神父来带我。最近我的日子过得很糊涂，一直记不清是哪一天要演讲，直到前天有位大陆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后天在花家山宾馆见。我吓了一跳，不过，我那时想，没关系，大概只有二十个人。可以随便说说，可是没想到我在大陆也有这么多的朋友。……今天又在下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杭州的雨季，杭州有没有雨季。可是我在杭州的几天里发觉总是在下雨。我以为今天不会有那么多朋友来，看见你们，我很怕，一直想逃走。”
说到这里，下面响起了掌声。
三毛稍顿了一下，又说：“我从撒哈拉沙漠刚回台湾时，我收到一位高中女生的来信，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这位读者说她在初三的时候，因为升学压力太重而想自杀，在那个时候，她看了我的书，因而有了改变，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改变，可是她一直说是我的书救了她。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笨’，因为，任何一本我的书都救不了你，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别人不能救你的。”
听到这里，台下的听众都显出凝重的表情，场内一片安静。
三毛说：“我从未立志做作家，倒曾下过决心要当画家的，今天的讲题是‘我的写作生活’，我实在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把我当作家看，这种改变，使我很不习惯，而且觉得当不起。作家应该是很有学问或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呢，做了六年的家庭主妇，不曾是专业作家，以后也不会是。”
三毛这样的演讲已经好多次，但每一次提到她和荷西一起生活的六年，她都忍不住地落泪。
她说：“我的青少年时代出了一本书《雨季不再来》，这本书是被强迫出版的，因为如果我不出书，别人也可以把那些文章辑成一个集子出书，而我连版税都拿不到。其实那些东西都很不成熟，都不应该发表，是我在22岁以前发表的文章，文字非常生涩，感情非常空灵，我不喜欢‘空灵’这两个字，但那是那个时期我写时所不能伪装的一些感情，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好，接下来，听众们要倾听三毛关于自己的写作生涯了。也请允许我在这里把她的演讲基本无删节地摆在这里。因为三毛的写作跟她的生活有很大的关联，她和西班牙潜水工程师的爱情，几乎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而且她的文采那么地好，情感那么地真，她那么坦诚，一点也不虚伪，包括她后面回答听众的提问，她把一颗滚烫的心老老实实地捧了出来。
三毛说，她的写作生活，就是她的爱情生活；她的人生观，就是她的爱情观；写作在她生活中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它是蛋糕上面的樱桃；她的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不真实的事情，她写不来；婚姻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之一；她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她的丈夫荷西给她自由，给她爱和信心，那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以她体验的生活，她去过很多国家，去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国家，非洲、欧洲、南美，看过不同的人，吃过不同的食物，学过不同的语言，这都不是人生的幸福；因为从今以后没有人等她了，她慢慢地走和快快地走是一样的。
她说得多好呀，这么一个通透生命的展现，我不如就原汁原味地端上来，大家慢慢品尝咂摸吧。
以下就是三毛的演讲，我不再插话。
有一天，我坐在沙漠的家里，发觉我又可以写作了。所以，我觉得等待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不要太急。现在又有朋友在问我：三毛，你又不写了，要多久才会再写呢？我说，你别急，等我。他说：要等多久呢？我说：大概要另外一个十年。他一听，马上说：那不是等死了吗？我说：这究竟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硬逼着我写，反而写不好，而十年以后，我也许又是另一个面目出现了。
我认为写作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有人问我：你可知道你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人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一直是在国外。他又问：你在乎名吗？我回答说，好像不痛也不痒，没有感觉。他就又问我，你的书畅销，你幸福吗？我说，我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福，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又有人问我，写作在你的生活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吗？我说：它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生活比写作重要；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也许，各位会认为写作是人生的一种成就，我很真诚地说一句：人生有太多值得追求的事了，固然写出一本好书也可以留给后世很多好的影响。至于我自己的书呢，那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考验。我的文字很浅，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看，一直看到老先生，可是这并不代表文学上的价值，这绝对是两回事。
我从来没有立志要做作家。小时候，父母会问，师长会问，或者自己也会问自己：长大了要做什么？我说就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太太。
“有没有对象呢？”他们会问，我说：“有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西班牙画家毕加索！”
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美术。以后，写作文的时候，我总说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妻子，并没有说自己要成为艺术家。我的功课不行，数学考零分，唯一能做得好的只有国文，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捉刀”的。小时候，数学成绩很不好，常常考零分，有一次考得最高分是五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应该也是零分才对。我的作文好，小学五年级时参加演讲的演讲稿是自己写的，每次壁报上一定有我的作品，我的家庭很幸福，可是有一次，我把老师感动得流泪了，因为我告诉他我是孤儿，还写了大约有五千字的《苦儿流浪记》。
进了初中以后，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写的。
因为他们写不出来，我就说拿来拿来，我替你写。后来，又学写唐诗，在作文本上写了十几首。我发觉自己虽然别的事做不好，但还可以动笔，这是一条投机取巧的路。
婚姻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之一；对男孩女孩都一样。我发现今天在座的，女孩子比男孩子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告诉各位朋友，尤其是女孩子——婚姻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不要怕，如果各位有很多未婚的朋友的话，跳开写作的题材不谈，我很诚恳地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对男孩女孩都一样，可是因为我是女孩子，我不知道男孩子的心理，婚姻是人生最美的事情之一。以我体验的生活，我去过很多国家，去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国家，看过不同的人，吃过不同的食物，学过不同的语言，这都不是人生的幸福。我始终强调婚姻的幸福和爱，我的文章挑不出一些一般人认为有深度的人性矛盾的地方，我的文章比较少，也许好的文学对人性的描写比较深刻，但是，我长大后，不喜欢说谎，记录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我真实生活里，接触的都是爱，我就不知道还要写什么恨的事或矛盾的事，或者复杂的感情，因为我都没有。
过去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到了三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开始变得越来越单纯，甚至于刚回台北的时候，看到汽车还会怕，听见电话铃响会不习惯，因为结婚以后六年间，我们家都没装过电话。后来可以装电话了，我和我先生想了一下，他说：“我们还是不要吧！”我说：“好，我们不要电话。”
所以请我来谈谈我的写作生活的话，对于一些真正热爱写作的朋友，可能得不到什么，但是我有信心，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爱情上有疑惑，或者有恐惧的话，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还是告诉各位婚姻是一件值得一试的事。
我很羡慕一些会编故事的作家，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很会编故事，他们可以编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来，你问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向，但是我的文章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就是发表的东西一定不是假的。如果有一天你们不知道我到世界哪一个角落去了，因为我又要走了。你们在没有看到我发表文章的时候，也许你们会说：“三毛不肯写，因为她不肯写假话。她要写的时候，写的就是真话。当她的真话不想给你知道的时候她就不写。”
我是个好家庭主妇，与荷西在一起的六年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一定有人奇怪，为什么我离开台湾十年，没有写过文章，结婚以后反而写文章？别人都说作家如果是家庭主妇就不能写文章，否则柴、米、油、盐弄不清楚。我是个家庭主妇，非常管家，因为喜欢家。我认为神给了我六年了不起的日子，我相信我的丈夫来到我的生命里他是负有很重要的任务、使命，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六年来，他带我去这里，去那里，去撒哈拉沙漠，他让我做一个自由的妻子，从来没有干涉过我，让我的个性自由发展，虽然他不了解我的文章，可是他跟每个人说：“我的太太是作家。”大家都不太相信，他不懂中文，却非常骄傲这点。出了一本书叫《温柔的夜》，以后就没有再写，朋友问我：“三毛怎么不写了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爱护我的朋友的来信，其实我几乎有一年时间，就是最后……我现在说话有一个坏习惯，会说“这是最后一年”，所谓“最后一年”就是我先生在世的最后一年。
平常我写稿的习惯是晚上写，白天睡觉。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突然发觉我写稿时，我先生是早上睡觉，而他应该早上六点钟起来，所以晚上十一点时，我跟他说：“荷西，你去睡觉，我要开始写稿了，因为我实在欠人太多，没办法，你去睡觉。”他就把我的茶放好去睡，我就不管他开始抽烟、喝茶，把自己放到文章里去。
为了荷西睡不着觉，我又停笔了，最后一篇文章写的是《永远的马利亚》，记得写了将近四天，而且写得不好，写到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偷偷溜进卧室睡觉，我小心地走进去，怕吵醒荷西，结果发现他拿被单蒙在头上，我一进去，他就“哇！”的一声跳起来了，大叫一声：“你终于写完了！”
我就问他：“你没有睡？”他说：“我不敢讲，因为房子太小了，我也不敢动，我就把被单蒙着头，看你几点钟会进来嘛！结果你终于写完了。”
我问他这种情形有多久？
他说：“不是继续了多久，从你跟我结婚以后开始写文章，我就不能睡觉。”我说：“你知道我在外面，为什么不能睡？”我骂他，因为我心疼。我说：“你为什么不睡觉？”他说：“我不晓得，我不能睡。”我说：“那我就不能写文章了啊！”
他说：“你可以写。”于是我说我下午写，他说好，陪我写，我说可是晚上还要写，他说好。于是我每写一个钟头就回头看他，他翻来覆去地不能睡，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忘了吗？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拉着你的手。”我听了之后一阵黯然，简单地说：“荷西，那么我从今以后停笔了。”从那时候开始有十个月，我真的没写，别人问我，我说先生不能睡觉，他们觉得好笑说：“他不能睡别理他好了！”我说：“他的工作有危险性的，我希望他睡得好。”后来我的父母来问为什么十个月没写文章，我说：“荷西不能睡觉。”父亲问为什么荷西不能睡觉？我说：“我不能告诉你，反正他不能睡觉。”他们又追问，后来我说了，因为我们是很开明的家庭，我说：“六年来，他不论如何睡，一翻身第一件事一定找我的手，然后再呼呼大睡。”
所以，荷西和我的生活如果继续下去，可能过些年以后三毛也就消失了，我也跟我的母亲说：“对一个没念什么书的人，五本书太多了，我不写了。”
我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我生活非常幸福，如果我的写作妨碍我的生活，我愿意放弃我的写作。”母亲说这是不相冲突的两件事情，但是我还是没有写，直到荷西离开这个世界。
讲到这里，三毛已是泣不成声。她用纸巾擦了下眼泪，有个美女上台给她茶杯里倒了点水，她轻啜了一口。眼睛红肿着。
接下来的口气和刚才不一样了，是一种无限悲伤的语调，她说：“今年四月，我从西安到了新疆，见到了大陆的民歌歌王王洛宾。王洛宾对我说，寻找物件，对方的名字关系很大。你知道维吾尔语言发音中‘荷西’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维吾尔人在告别时，双方都互相说着‘荷西’，这‘荷西’是再见的意思，也许因此‘荷西’提早离你而去……”
三毛的泪又流了下来：“我真的‘下雨了’……认识荷西的时候，他不到十八岁……”
这时，主持人走上了前台，悄悄和三毛说了几句话，然后对着台下的观众说：“下面，三毛女士非常愿意留点时间，给爱护她的朋友发问。三毛女士说，这是她回大陆以后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朋友，她的心里有感谢有感动，也有慌张害怕。但是她很高兴朋友们给她提问，就像谈话一样地进行一番交流。现在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下面是会场上的问答——
问：三毛女士，你以后准备住哪里？是大陆还是台湾？
答：以后住哪里，我说不上来。我觉得人的路当然要靠自己的脚走，可是我们上面还有一位神，它默默地在带领你，可是你不晓得。我本来在一个小岛上住着，那个加纳利岛只有两万人，八百多平方公里，我父亲、母亲去了以后惊叹：“桃花源原来就在这个地方。”我以为自己会在那里住下去，结果还是离开了。
但是，我想我以后会常回大陆。因为大陆是我的故乡，我老家在浙江舟山，我去年回去，祭典了我的爷爷。我从爷爷的坟头取走了一抔土，舀了门前河里的一瓢水，把土和水都带到了台北。有朋友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要到这里、那里，因为从今以后没有人等我了，所以将来住哪里，我真的不知道。问这题目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好，请告诉我。
问：流浪是很孤独的，你如何排除你生活上的孤寂？
答：我听过一首流行歌曲唱：“我背着我的吉他去流浪，带朵什么花。”我很恨这种歌，那是没流浪过的人才写得出来的。觉得流浪是件浪漫的事情，这样的人不必去流浪，因为他流浪的话，一定半路就回来的。我流浪，绝不是追求浪漫，说到我流浪的心情，我个人的经历是被迫的。当然我去了很多国家游历，但是说实在话，我从离开家以后就没快乐过，这话说得很不勇敢，可是我离开家后真的不快乐，一直到我建立了自己的家。所以，怎么使流浪者快乐是很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答案。很奇怪，我发觉前一个问题和这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
问：你与荷西在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流沙里去，你当时的心情如何？
答：这篇文章叫作《荒山之夜》。是的，荷西那次快要死了，遭遇困难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我记得我再开车回来找荷西的时候，发现流沙不见了，因为找错了地方。我第一个反应是：“他已经死了。”我怕得不得了，怕得发抖。
问：《橄榄树》这首歌是在什么心情下写的？
答：《橄榄树》是在九年前写的一首歌。因为我很爱橄榄树，橄榄树美。我的丈夫荷西的故里在西班牙南部，最有名的就是产橄榄。
问：你说你小时候喜欢编故事，长大以后却写的是真实故事，其中的心路历程转变又是如何？
答：很简单，因为小孩子的时候，放学的那条路是一样的，大家穿的那双白球鞋也是一样的，制服也一样，都绣了学号，所以做孩子的时候非得想象不可，因为生活非常平淡。虽然我们那时走田埂上学很好玩，但还是很单纯，所以我喜欢编故事。可是长大以后，我来不及编故事了，因为自己遭遇到的事情有很多值得写的，我想应该先把自己真实的故事写完再来编，但是我一直写不完，所以我就不编了。
问：你在沙漠里写一则故事《死果》，你戴了符咒中了邪，有何感受？
答：天地间有很多神秘的感情不能单单用科学来解释，我自己遭遇到很多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我写《死果》，描述在沙漠里捡到符咒，挂在身上发生很多奇怪的事。至于说到沙漠里碰到这种邪门的事，我认为这是我们不可说的，我也不能解释，在这件事上我只是把我的经历写出来，我没有责任去解释，更何况在我们中国古老社会里，就有这样的事。
问：你说你不知道将来的事，请问你是不是宿命论者？
答：我是不是宿命论者？我想路是自己跨出去的，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说自己是宿命论者。我不是完全的宿命论者，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世界上有个人的年限，这点我是不否认的；但是要遭遇到什么事情，这跟个性有很大的关系，有一点是先天，有一点是后天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将来的路，因为我有很多想法，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未来，我把将来交在冥冥中主宰者的手里，一点也不急，就等着它告诉我应走的路。
问：你初到西班牙是抱什么心情？找寻什么？动机何在？可不可以说是你一生的转折点？
答：去西班牙这个国家不是转折点，离开家庭才是我的转折点，这不是我跟家庭有不好的关系才离开，我很爱他们。
但是你看那些动物长大的时候，做母亲的要把他们踢出去。看纪录片，小熊长大，母熊一定把它赶出去，而我母亲却一直把我摆在她的身边。我下定决心离开台湾，不是我要到国外追求什么，或是崇洋，绝对不是，我是最喜欢中国文化的，因为里面包含太广，太神秘了。我离开只是想建立自己。去西班牙，去美国或者去英国都不是转折点，而是我离开了父母才是转折点。
问：我想给你写信，信要写到何处，你才收得到？
答：我想人有一种很重要的天赋就是“心灵感应”，真的。
我这次回来收到很多的信，没有回，觉得很抱歉，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人跟人之间“知心”最重要，信能写的实在太有限。写到哪里？写在你的心里嘛！我会知道的，不要写出来了，你在心里想我，念十遍我就晓得了。所以我说不要写信，彼此心里知道就好，我记得各位，各位也记得我，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要走很多地方。谢谢！
问：如果在这世上再有一个很爱你的人，指的是婚姻关系，你会不会答应？
答：我有一个很爱的人在我心里，叫荷西。这问题不能说，不可说，不知道。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不”，因为我已经有了。
问：你想荷西愿意你继续流浪，还是另找一个归宿？
答：这是很私人的问题，我想荷西最主要是希望我幸福，用哪一种形式都不重要。在哪里也不重要，还是流浪好？是另外找一个人叫他荷西？我不是刻意流浪，而是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现在住我父母的家，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家。我来大陆的时候，父亲硬塞钱给我坐车，我觉得这情形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下去，我觉得我这样又要依赖我的父母。我不是刻意流浪，我要经过很多地方，是因为机票钱差不多。我不愿意流浪，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以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安定下来。
问：你是一位有爱的人，你相不相信有冷酷无情的人？
答：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也碰过冷酷无情的人，当然相信的。
问：如果你的人生观是“游于艺”，只是玩，那么你认为议论婚姻问题的时候，是否应考虑到年龄、经济、生活方式等现实问题，还是有爱就可以了？
答：我想我的对象是比较单纯的人，因为荷西就是一个大孩子，我在那里学到最好的功课就是在他面前做一个完全的真人。这绝不是说我任性，而是我有一个好丈夫，他一直跟我说，我要你做一个真的人，我不要你做一个假的人。实在说，我结婚时，只有一个床垫子放在地上，铺块草席，还有四个盘子、四个碗、一个锅，也没有穿白纱，没有花，只有一把芹菜绑在头上，还是走路去结婚的，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新娘。
我的结婚礼物是个骆驼的头骨，也不是古玩店买来的，是捡来的。所以我认为婚姻的条件，当然不能说饿得没有饭吃。有些女孩觉得有钱，生活比较有保障，这是对的，但我是没有。是不是只要爱就可以了？我想爱和金钱并不相同。
问：你能举个例子吗？关于你说的心灵感应。
答：在我要陪父母到伦敦及欧洲旅游时，荷西到机场来送行。上飞机前，我站在机肚那里看荷西，就在那时，荷西正跳过一个花丛，希望能从那里，再看到我们，上了飞机，我又不停地向他招手，他也不停地向我招手，直到服务小姐示意我该坐下了。坐下后，旁边有位太太就问我：“那个人是你的丈夫吗？”我说：“是的。”她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西班牙有一个风俗，如果你是守寡的女人，名片上你就要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一句“某某人的未亡人”，而那名片上正有那几个字，使我感到很刺眼，很不舒服。没想到就在收到那张名片的两天后，我自己也成了那样的身份……
说到这里，三毛的声音哽咽，她在台上站了很久，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演讲中断。
演讲结束，记者纷纷涌上台来。他们把三毛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三毛几乎要站立不稳了。陆达诚的神父和主持人在一旁喊着，大家不要乱，不要乱，让三毛女士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但是没有人理会他们的劝告。人们对三毛的热情真是空前的，像大海的潮水，像夏天的太阳。三毛那个时候在大陆的影响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可比。热爱文学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读者，简直像是初恋一般疯狂地爱着三毛，爱着她的书。她这么稀奇地到大陆来了，多想和她握一下手，多想让她在书上签一个名，多想和她一同照个相，留个影，留下最动人最美妙最激动的历史性的一刻。
一个记者说：“三毛老师，我想和你合个影。‘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我好喜欢你的句子。”
众记者：“对，三毛老师，我们都要和你合影。”
三毛头上出汗了，这阵势，真的把她吓住了，她有些紧张，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慌乱，但她依然露出微笑，停住脚步，与记者们合影。她的样子乖乖的，像个听话的孩子。有人拉她单独合影，她也极其地配合。站立，微笑，闪光灯闪了又闪。还有我，还有我，她不知道和多少人合了影，也不知道闪光灯闪了多少下。正如她所说，读者是她的衣食父母，因为读者爱着她，读她的书，她才能好好生活，有勇气地生活。她感谢着她们，所以尽可能地满足着他们，配合着他们。
人太多了，她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陆达诚神父和主办方的人终于从人群中把三毛“抢救”了出来。他们从讲台的一侧小门就要出去。只要她走进那个小门，听众和记者们就再也别想和她照相了，也得不到她的签名了。
听众们意识到了，他们大声地喊着：“退票，退票！”
三毛听到了这齐整整的喊声，她停了下来，小声地和主办方说了几句话，然后又站在台上，给手里高举着她的书的听众签了名。那些高喊着退票的人，得了签名，激动地挤出了人群。
可是记者们还是觉得不过瘾，又纷纷上前递名片给三毛。
三毛女士，我是某某杂志的，我希望能够单独采访您。三毛匆忙中接过名片，顾不上回答。
这时，有一位特殊的记者出现了。他是我们陕西的记者，因为他的出现，三毛，这个风格特异的台湾女作家和另一位大陆的作家产生了交集，成就了一段生死之交，成就了一个哀伤而又传奇的故事。
这个大陆的作家，有一个很怪的名字，名字里有一个字，很多人都读错了，三毛也是不会读的。问了别人才知道正确的读法。
好，我们还是回到杭州的花家山宾馆，回到三毛刚刚演讲的现场，看我们陕西的那位记者是怎么和三毛搭上腔的。
这位记者名唤孙聪，他是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孙聪，名如其人，的确很聪明，很敏锐，很机灵，他以一个记者的职业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采访三毛的机会，不能白白地让机会失之交臂。于是，他从众人身边绕过去，迂回到三毛的背后，终于把手中的名片递给了三毛。
他一边递一边高喊着：“三毛女士，我是来自陕西的记者，西安的记者。非常幸运在这里能见到您。我是意外地见到您。我多不容易呀。”
“西安”，这两个字一定是重重撞击了三毛的耳膜，她把头转向了孙聪，认真地接过了孙聪递过来的名片。她问孙聪：“你真的是西安来的吗？”
孙聪赶紧说：“是的，三毛老师，我是陕西的，是西安的，我是陕西广播电台的记者。”
三毛把目光停留在孙聪脸上：“你是西安的，古城西安？”她又问了一遍。
孙聪点点，肯定地说：“是的，我是古城西安的。”
三毛说：“西安？贾平凹的西安，你认识贾平凹吗？”
孙聪反问三毛：“你知道贾平凹？”
三毛说：“我很崇拜他。”不等孙聪回应，她紧接着说，“我想和你谈谈贾平凹，可以吗？”
当孙聪得知三毛知道贾平凹大名的时候，既高兴又自豪。实在地，几乎每一个陕西籍的人没有不为贾平凹这个“鬼才”作家是陕西出产的而自豪，特别是在外面。比如在火车上两个不相识的人谈起陕西谈起西安，一个便会说，你们陕西厉害呀！怎么厉害了？你们那里有个贾平凹呀。是呀，贾平凹是我们西安的，他在方新村住的时候我见过他好多次云云。孙聪当然也不例外，贾平凹是陕西的一张名片，这个连三毛也知道了，立刻觉得脸上有了光彩。
现在，三毛主动问起了贾平凹，孙聪于是马上说：“可以的，可以的，三毛老师，我听您的吩咐。”
三毛说：“那好，明天下午三点请您到西湖的苏堤边来找我，我要在那里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