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新思考

◎苏荣誉

会议时间

2006 年 11 月 29-30 日

会议地点

玉溪市江川县江城镇阳光海岸酒店 2 号楼 3 楼 2 号会议室

主持人

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苏荣誉

主持人：

作为这次沙龙的召集人，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协学会部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云南省科协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优美的环境，使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探讨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这个话题。

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彼此都不熟悉，我先介绍我自己：苏荣誉，来自于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推进中，本着：面向国家需求，面向学术前沿的办院方针，新搭建的一个学术平台，挂靠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自己先在西安交通大学学习了机械工程，因对古代制造技术的兴趣转而研究古代青铜器。 我很喜欢这个领域涉及技术遗产（史）、艺术遗产（史）和考古学。虽然进入这个领域后也关注保护问题，但认识有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有机会在欧美做访问研究和讲学，接触了一些保护专家，也认识了一些政府官员，对他们的保护实践、理论和问题才有了较多的了解。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遗产保护的压力日益凸显。根据院领导的指示，我们中心应该关注遗产保护问题，既关注自然遗产问题，也关注文化遗产问题，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现在请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沈爱民：我是来自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的沈爱民，我们这次主要旨在与各界进行交流。

闵庆文:我来自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目前主要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规划工作。

吕建华：我来自科学普及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也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们出版社是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学术著作和科普读物出版的专业出版社，隶属于中国科协，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陆建松:我来自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我们系成立于1984年，现在我校还有一个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我们在文化遗产这个领域里，除了开展文物学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和博物馆学研究外，也涉及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我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从政策、体制、标准、规范角度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林留根：我来自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我们是今年刚刚挂牌，原来是南京博物院的考古研究所， 主要是在江苏境内的负责考古发掘，长期在考古第一线工作。

廖育群：我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苏荣誉教授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

来国龙：我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 我原来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后来到美国念书，学的是艺术史，在盖蒂博物馆工作过，做文物保护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胡升华： 我来自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 本人自己也做一些科学史的工作。

郭 涛：我来自《环球科学》杂志社，我们这个杂志是《科学美国》的中文版，我们希望把世界上的先进科学前沿信息带到中国来，也希望把中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广到世界去。

陈宗周：我来自电脑报社，《电脑报》是一个科普性读物。 我们希望为中国的科普事业多做一些工作。

常保松：我来自北京中旅现代旅行社。 我从事旅游工作很多年，非常喜欢中国的古文化遗产，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老师学习，非常感谢大家！

周 俭：我来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我是研究城市规划的，但是在这个领域里主要侧重于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

杨文志：我来自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吴世光：我来自北京中旅现代旅行社，我学的是历史和法律，基本上一直从事的是与世界文化遗产有关的工作，今天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探讨和学习新的观点。

王士岐：我来自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要是向大家来学习的。 我比较喜欢文物保护和考古方面的东西。 在国外使馆期间，中国和意大利合作的文物保护很多项目都是我来负责参与的，作为使馆的代表，做一些组织性的工作，现在主要是来跟大家学习文物保护方面的知识。

王佩琼：我来自山西教育出版社。 山西的文化遗产比较集中，出于个人兴趣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希望学习有关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知识。

王大明：我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主要从事科技史和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文化遗产方面也比较感兴趣，也是向大家来学习的。

孙 华：我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身的专业是中国考古学。 现在由我负责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因而也做了一些有关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

侯卫东：我来自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我实际上是建筑师，因为学的是建筑历史，所以毕业以后就做这个工作。最先是从古代建筑保护开始，现在这个行业逐渐扩大了，叫文化遗产保护。 第一次参加这类的会议，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向大家学习。

主持人：谢谢各位远道而来参加这次学术沙龙！ 就我的看法，一次沙龙形式的学术讨论，人数在十几个人比较合适。 但这次沙龙的议题提出后，在学术界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相关的各个行业，反响是比较强烈的，提出参加的人比较多，经过权衡，还是尽可能多的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交流和切磋。

作为学术沙龙，我们要扣的主题是学术。 遗产领域相关的问题特别多，我希望在这次沙龙上，大家严格地紧扣主题，使我们的讨论对于促进这个领域的学术探讨、深化和拓展该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 为了充分地交流和倾听各位对这次会议主题的想法、思考和提出的问题，我希望每一轮的发言，大家控制在10分钟以内。

中国科协做出举办新观点、新思想的学术沙龙决定以后，我一直觉得会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亮点。 我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秘书长，前前后后也组织或主持过几十个学术会议，越来越觉得没劲，学术交流越来越偏于空泛，学术批评经常谈不到，如此的学术环境，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和社会是做不到的。

我参加了第一次沙龙以后，就觉得这样的形式、主旨，对于学术的发展可能短时间会显示不出来效果，但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很好的收获。所以我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组织关于“遗产”这个主题的一次沙龙。

“遗产”是一个目前很热的领域，特别是我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在本世纪已经排完了，各地政府都有极高的热情，努力把本地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这里面既有遗产保护的诉求，也当然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以目前的估计，我国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年收入平均超过了1个亿，多的是好几个亿。在我国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下，旅游业变成了很多地区优先发展的产业，甚至成为区域发展的战略目标。 根据这样的战略目标，遗产是最优先考虑的资源。 在全国许多地方，甚至一些偏僻村镇的农民都在思考着怎么样利用遗产来发展经济。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不少农民也确实有一些真知灼见。这次沙龙最初的动议想邀请两位农民来介绍他们的思考和实践， 因为这个沙龙的一条主旨就是不设门槛。 我觉得他们的实践和思考，经过学术界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对于国家和地方制定遗产保护和利用政策、 甚至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遗产宪章未来的修订，应该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次沙龙，大家通过名单可以看到，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因为如今遗产问题已经渗透和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有在遗产领域里研究非常深入的学者、专业的研究人员，也有发掘遗产价值的研究人员，还有在文化遗产利用和管理方面的学者，这几个层面的学者在这里坐下来应该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

因为有些到会者不是专门从事遗产理论研究方面的学者， 所以我先来简要地介绍一些学术背景， 也可以说是我近两年学习思考遗产问题的部分汇报。

首先讲的问题是：遗产是什么？ 从字面来说是，遗产过去发生和保留下来的所有的事物。 但是，在日常话语特别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中，实际上是指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和学术价值比较高的那部分遗产。联合国宪章的表述即是如此。 很明显，上述的三个界定都是很模糊的，很难有一致的标准，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遗产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遗产。 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比如抚仙湖就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自然遗产，近旁的澄江古生物化石群也是一处自然遗产。另一类是文化遗产。 就是与人的历史活动有关的， 并且保存到现在的所有遗留下来的事物。 文化遗产里又分成两支：一支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像故宫、长城、大观楼等古建筑，丽江古城、皖南古民居等建筑群，半坡遗址、铜绿山铜矿遗址、李家山古墓葬群等，这些属于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还有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各式各样古物，属于可以移动的文化遗产；第二支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说民间工艺、口头文学、民间艺术、节日、节庆等和一些生活习惯、习俗。近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旨在了强调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密切关联，特别强调了与遗产相关的人的因素。 毫无疑问，我们就生活在遗产之中。 所以很多理论家概括，遗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文化命脉。它的价值往往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认同和文化理解最近几年，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由西方几个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发起，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已经逐步深入人心。 为什么要提出文化多样性？它是跟美国一元文化的普遍侵入密切相关和相对的。文化多样性涉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而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在文化遗产之中，所以要保护文化遗产。 要保护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是一个核心内容，这跟意识形态也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2）遗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源

关于这一点，虽然国内的研究还有待开展，但我愿意在这里举大家都容易了解的旅游业作为例子。 大家知道，旅游业是朝阳产业，近10年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现在很多区域把旅游业作为区域发展的重点产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4年我国旅游业产值已经达到了8700多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家GDP 7.2%。 而文化遗产对旅游业的边际贡献率大概是60%~70%，遗产对旅游业的边际贡献率大概是85%。 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也足以体现自然与文化遗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

发展文化产业也是目前的热点话题。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很多地方把文化产业作为发展战略，但是文化产业是什么？ 怎么发展？ 从全国情况来看还是缺乏思路，绝大多数都很茫然。 文化产业着眼于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化遗产自然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如何基于我们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需要深入探索。唯有如此，我们自己的遗产经济学才会较快建立起来。

当然，自然与文化遗产在人类生存环境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虽然目前还没有数字表述，其根基性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方面，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深度揭示其价值，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

（3）自然和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源

这不仅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也是如此。 考古学是大家熟知的学科，大量地下保存的遗产是由考古学家揭示出来的，考古学家通常率先揭示其价值。 在北美，考古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可见考古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密切。此外，人类学研究还大量调查处理保存于民间的各种材料，从风俗、节庆到艺术、工艺不一而足。 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既针对物质文化遗产，也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为明显的是历史学，本身研究的范畴就是过去的事，各类遗产既是其研究对象，也是其研究材料。 其他有关联的几个学科，如艺术史、建筑史、宗教史都离不开文化遗产。

作为科学技术研究资源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 以世界上著名的学术刊物Nature为例，几乎每期都有基于遗产研究的重要成果发表。 我们会场旁边的澄江古生物群，这处自然遗产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研究生物进化的资料，填补生命发展的若干重要环节，至少有7篇文章在Nature上发表。 此外，环境历史与变迁、疾病历史、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等等，无不依赖于对遗产的研究。

（4）遗产不仅是重要的研究资源，也是知识的重要载体

我们了解过去，除书本外，其他的都要靠遗产来了解。 所以遗产是知识的重要载体，是汇聚知识、承传知识、传播知识的资源，也应该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以教育部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而论，涉及遗产的有700多处。 其教育资源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值得强调的是，遗产将相关知识以具象、立体表现了出来。 在人类的第二课堂———博物馆和科技馆，遗产以其独有的方式传递给人们知识。 所以，遗产是重要的科学普及资源。顺便在此提一句，这些资源在我们的科普和教育活动中，虽然在使用，但把它跟遗产这样一个学科、学术领域还没能有机地整合起来。

（5）遗产是文化发展和艺术创造的重要资源

遗产的价值还体现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创新。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遗产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沃土，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国传统的山水绘画。 所以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尤其强调了这一点。

遗产这么重要，有如此丰富的价值，当然需要保护。 这里，我愿引用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爪利诺教授借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说法，是“绝对命令”。如今，保护遗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别、审美情趣和价值标准的不同，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严肃的理论问题，如：

有多少遗产？

要保护多少？

保护哪些？

怎么保护？

这些问题对我们这个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都很重要。比如，关于北京古城墙的拆除和后来大家的反思，就体现出不同阶段的认识和诉求。实际上我国很多的古城墙是在20世纪70~80年代拆除的， 甚至现在还在拆。平遥古城现在已经列入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 当今为平遥带来了不少实际利益，但平遥古城之所以没有拆除，那是因为过去平遥的经济条件太差，如果当时经济实力雄厚，古城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小。 又比如传统民居的保护，要不要保护？ 为什么保护？ 怎么样保护？ 在理论上应该开展更深入的探讨，才会为政府的决策、为大众选择提供足够的背景。对这些问题，我希望参加这次沙龙的各位学者贡献出你们的思考和才智。

从保护的限制性角度来考虑，跟遗产密切相关的应该是人的诉求，在以人为本的观念下看这个问题的话， 和遗产密切相关的人的诉求是制定遗产政策必须考虑的环节；否则，遗产保护往往只能会流于形式和口号，不可能有可持续性。

我们应该看到， 目前一些生活于遗产之中的人还处于温饱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状态，借用马斯洛“人的需求学说”，他们还处在人身安全需求的层次。 所以，他们的诉求首先是希望从遗产经营和利用方面来解决生计，然后才能发展到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 如果不关切他们的生存安全问题而单纯强调遗产保护，他们自然会质疑：“我为什么要保护遗产？ ”

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实践看，遗产既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而且是具有多重价值的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当然就需要保护，而充分利用这份资源，既能体现其价值，也可以为保护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同样适合于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保护和利用怎么平衡，要从遗产管理、经营方面来着手。

这两年产生了一个新的边缘学科，叫遗产经济学。我也希望将来有可能的话，中国科协再组织一个沙龙专门讨论遗产经济学。遗产经济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怎么样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下建立中国自己的遗产经济学？ 等等。

关于保护，应该是首要性的。 如果遗产被破坏了，再大的价值现在也都消亡了。 不少地方建设或计划建设唐坊、宋街、明镇、清城，我认为不会被看做对遗产的珍视和尊重，只会是缺乏创造（新遗产）能力的笑柄。从近50年来北京永定门的拆除到复建，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吗？

根据国际的惯例、 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回顾我国的实践，我们深切感知遗产保护是长期的事业。 从遗产保护的科学理念出发、在深入科学研究基础上制定长远的、可行的计划、持续地进行保护，才是长久之计。 问题是：怎么做规划？ 为此，我们也请了几位专门作遗产保护、规划的专家来贡献他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理论的思考。

我就做这么一个开场白，现在就请各位发言。诚如刚才沈部长所言，沙龙是一个非常自由、宽松的环境，希望大家贡献你们的真知灼见，套话可能不说也不行，但是尽量少说。 通过这样的沙龙希望在理论上至少能打开大家思考问题的空间， 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这个学科多一些途径进行探索。

王大明：我补充一下苏荣誉教授刚才提到的关于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资源，是文学、艺术等等创作的重要源泉问题。 我认为它在某些时候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源泉之一。 例如，中国科学院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曾经从中国古代的天文记录中提取出关于“新星”的长期连续观测资料， 对今天的天文学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科学研究方面被国际科学界引用最频繁的成果之一。 所谓“新星”即今天所称的“超新星爆发”现象，它有一个很长的演化过程，中国从公元1054年就开始连续观测并记录的超新星爆发资料，是科学研究上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所以遗产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源泉。 我就补充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