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的哲学史

培根对哲学史最为集中的论述见于《新工具》第一卷，但这个历史是为了辩论，帮助培根为新科学辩护；作为“诸哲学批判”（《伟大的复兴》，《培根全集》，IV.27；《新工具》，I.115），它旨在推翻满足于主导哲学的思想，因为“信仰众多哲学是哲学贫乏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新工具》，I.85）。一方面，培根要表明，哲学表面上繁荣实际上则贫困，另一方面，他必须努力让人相信，若哲学另辟蹊径，可能会出现多个哲学。摧毁对旧哲学的信仰与建立［119］对新哲学的信仰需要同步进行，因为“人的大脑不像蜡板。在蜡板上，只有抹去旧的，才可以再写上新的。但对于大脑，你必须写上新的才能抹去旧的”（《培根的哲学》，页103，132）。

抹去旧哲学写上新哲学要求培根勾画出哲学史的轮廓。根据这个轮廓，哲学有三个繁荣阶段，都在苏格拉底之后。其中，苏格拉底是个转折点，因为他从自然哲学转向了政治哲学。培根暗示，他自己的思想回归到了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特别是德谟克利特，但他的哲学叙述却没有舍弃政治哲学的成果。培根非常精明，只是暗中将他的自然哲学或政治哲学与异教源渊联系起来；他表现得像所拉门纳一样，其哲学的灵感仿佛来自所罗门。然而，培根振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所用的哲学策略则可追溯到苏格拉底。

培根《新工具》中的哲学史出现在“剧场假象”一节中，旨在让他的读者从哲学家们制造的幻象中醒悟过来，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些哲学家创作的大型舞台剧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培根必须推翻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哲学中的统治地位。这种哲学上的反叛行为主要表现为两个主张: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古代希腊人的自然哲学并没有被亚里士多德所驳倒而是屈从于帝国的淫威。[2]

学术繁荣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希腊人时期，第二个是罗马人时期，最后一个是我们西欧这个多民族时期”（《新工具》，I.78），它们均没有致力于自然哲学研究。在最近这个时代，“到目前止，绝大多数的精英分子在从事神学”而不是自然哲学（页79）；第二个时期的“哲学家主要忙于……道德哲学，这对于异教徒来讲相当于我们的神学”（页79）；在第一个时期，自然哲学从希腊七贤到苏格拉底这段时间曾“昙花一现”。“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引入人间”使希腊的自然哲学黯然失色。[3]培根引用西塞罗对苏格拉底的颂扬来表示自己的斥责，因为苏格拉底“转移了人们对自然哲学的关注”（页79）。苏格拉底因此是哲学史上的转折点，［120］因为“如果必须说出实情”，那么随着苏格拉底信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从事“唯理的教条科学，经以致用的发现活动就终结了”（页85），盛极一时的自然哲学——“伟大的科学之母”终结了（页79，80）。

哲学史的转折点是苏格拉底而不是当前处于主流的亚里士多德。此外，关于自然哲学家著作的遗失这个关键问题，培根不厌其烦地说亚里士多德的大力批判对此并不承担责任:“人们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发表造成了旧体系的衰落，这种观念是错误的”（页77）。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举止像土耳其帝国皇帝一样，灭绝同族抬高自己来保住王位（页67），但他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因为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著作经过西塞罗时代并延续下来，威胁着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哲学上的权威地位（页77）。在类似的章节中，培根着重指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曾力图消除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但后者仍然延续下来，因为其在自然哲学方面更高一筹，得到罗马人的赏识:“在那些更为睿智的人中间，在那些沉默寡言勤于沉思的人中间，德谟克利特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当然，在罗马学术时期，德谟克利特的著作不仅存在，而且得到广泛的认可”（《培根全集》，V.465-66；在一部早期的著作中，他强调自己付出了诸多艰辛以寻找遗失的古代希腊人的学说［《培根的哲学》，页116］）。[4]自然哲学家著作的遗失并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更为卓越而是因为罗马没能守护好希腊的自然科学。培根在解释这种重大损失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大批蛮族人涌入罗马帝国，使人类的学术如船只遭受海难而毁灭，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121］象轻型疏松的材料制成的木板漂浮在时代的浪潮上，并由此保存下来”（页77）。这个不对称的句子有选择性地将原因与内容搅在一起；它指出了遗失的原因（蛮族人的涌入）而没有指出遗失之物（希腊自然哲学家的作品），点出了保存下来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而没有点出保存的原因。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得以保存下来？根据培根关于三个时期的特点以及《新大西岛》与《宣告一场圣战》中的论据，这些哲学保留下来的原因是它们有助于基督教的自然神学，而后者则是入侵罗马帝国的力量中最重要的一支。因此，培根不对称的句子似乎暗示，在罗马帝国，基督教的权力膨胀使我们丧失了希腊自然哲学的遗产，后者曾一直延续到罗马时代。终结罗马学术时代的不是“那些无知的蛮族人”（吉本对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称谓[5]）而是基督教。当然，尼采也持这种看法，尼采的时代需要尖锐公开的雄辩，而培根的时代则要求温和与掩饰:“古代世界的全部辛劳都付之东流:对于如此恐怖之事，我找不到能够表达自己感想的字眼”（《敌》，条35）。

因此，培根的哲学史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或唯理的教条哲学曾与自然哲学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到罗马帝国后期占了上风。罗马帝国在基督教面前不堪一击，后者这个大众运动决定了哲学的命运或孰沉孰浮的问题。在学术问题上，培根说“最糟糕的征兆”就是大众的赞同（页77），他又重复福基翁（Phocion）[6]的话说:“如果大众认可并拍手称赞，人就立即反省自身是否犯了错误。”这里犯下的是世界性、历史性的错误，即宗教在罗马战胜了哲学，随之而来的是希腊自然哲学的泯灭，若当时继续研究自然哲学本来可以产生出培根现在意欲建立的各门具体科学。[7]

培根用很大的篇幅（《新工具》，I.78-92）论述了自然哲学的没落，最后，他注意到自然哲学的宿敌之一就是迷信或盲目极端的宗教狂热；他从三个学术时期选出的例证特别着眼于基督教对自然科学的恐惧（页89），尼采曾把这种恐惧态度追溯到《创世纪》的头几章，［122］认为这几章“表明上帝极其畏惧科学”（《敌》，条48）。培根强调指出，如今那些在“信仰高于理智的帝国”中掌权的人害怕失去权力。他自己的伟大任务就是重新燃起人们对理性的希望之火，让人们相信理性能够让人驾驭自然（页92-114），以此推翻靠压制自然科学和诋毁理性来维持其权力的帝国。

这种当前讲求实效的工作成了他大部分的公务，也几乎使他能够作为哲人被载入史册，因为他颠覆了古代关于理论与实践或反思与行动的等级秩序。但是，在为新实践哲学辩护的末尾，培根又肯定了古代的等级。“既然希望已被唤起，偏见已被消除”，培根就能够致力于自己的工作目标。他高度颂扬各种发现，特别是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方法”，也就是培根的方法。但就在这个巅峰时刻，培根要把“全部真理”公布于众，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只公布了部分真理:“毋庸置疑，思考事物自身，除去迷信与虚伪、谬误与迷惑，其本身要比所有的发明创造更有价值”（《新工具》，I.129）。培根必须采取行动，并且，他的行为把实践抬高到比以前更高的层面。但培根实践的动力来自于保卫沉思保卫哲学的需要。

谁是罗马与希腊的继承人呢？准确来讲，谁是希腊哲学的继承人呢？培根的第三个学术时期即他那个年代，受到信仰高于理智的帝国支配，这个帝国解释历史使之符合自己的胜利。基督教学术认为，自己是希腊罗马的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把其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而丢弃那些它认为不值一提的东西，所以就保存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舍弃了德谟克利特。基督教深信，它征服希腊与罗马并保存其文化精华来自于上帝的旨意，培根对此毫不认同，他的看法更为接近于尼采:基督教的胜利是奴性和卑贱战胜了高贵，其关于保存的价值标准反对天生的高贵。培根的时代不许他持有尼采这种直截了当的观点，即认为希腊罗马陷入基督教之手是大众或奴隶道德的胜利，然而，在本撒冷，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居民被称为“伦福萨人”（Renfusans）就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宣告一场圣战》从整体上反对基督教表明培根是站在希腊罗马的立场上。

［123］谁是希腊罗马的继承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告诉自己的学生，这个问题将会是一团乱麻，因为基督教试图继承古代的遗产时已经把它曲解了（“毒蜘蛛”，《扎》，2.7）。《宣告一场圣战》表明，亚里士多德关于高贵的学说被大大扭曲，以认可基督教关于卑下的教义。《新大西岛》描述了民众的历史，其中，本撒冷人实际上信仰柏拉图而表面上则佯装信仰所罗门。培根声称自己真正继承了希腊哲学，既包括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又包括苏格拉底的政治或道德哲学。这位新时代俄耳甫斯弹奏的美妙音乐“不仅讨好了冥府，还吸引了野兽和树木”。此外，正是古代俄耳甫斯的命运让这位新俄耳甫斯采取了行动:在重述这篇寓言时，培根注意到，“一些色雷斯妇女在巴库斯的煽动下”把俄耳甫斯撕成了碎片，但他对这些细节未加评述。然而，在“狄奥尼索斯或欲望”这个专门讨论巴库斯的寓言中，培根又回到了俄耳甫斯的命运上来。他说，疯狂是由于巴库斯的煽风点火，因为每一种欲望都是短暂的疯狂，若过于猛烈和固执则会导致精神错乱，并且“每种失去理智的欲望都滋生于伤风败俗的宗教里”。“强烈的欲望不喜欢也不能容忍”俄耳甫斯这种“坦诚有益的忠告”。讲述俄耳甫斯命运的两篇寓言指明了苏格拉底这个典型的俄耳甫斯的命运，同时也指明了苏格拉底哲学在基督教手中的历史命运，正是这种历史命运要求培根采取行动。[8]

培根继承了希腊的自然哲学与政治—道德哲学，但希腊的自然哲学没有流传下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保留下来的只是空洞无物的泡沫。即便可以说培根由于拒斥自然神学（《新工具》，I.65）而偏离了柏拉图，但在政治哲学这个关键问题上，他又仍然追随了柏拉图，为适应时代的哲学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