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与柏拉图

培根具有论辩性的哲学史并不是完全讲述前人，它强调的是哲学家们的偏见［124］指引了后来的哲学。培根自己也扮演了土耳其帝国皇帝的角色，杀戮同族为新哲学铺平道路。但《新大西岛》和《宣告一场圣战》解释了这种论辩为什么必不可少；这些短小作品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暗中揭示出培根忠实于希腊哲学:他以创新者的姿态承认了希腊哲学的价值。在《新大西岛》中，从所拉门纳王的言行举止来看，他的启示似乎来自《圣经》，实际上则全部来自希腊，准确地说是来自柏拉图。在《宣告一场圣战》中，希腊的自然法与万国法要求神庙中应有哲学的一席之地；雅典人的疯狂与德谟克利特的理智结合产生了希波克拉底式的良药以纠正宗教带来的弊病。培根表面上排斥希腊哲学，从而掩饰了他暗中却忠心耿耿的事实。

柏拉图是个关键人物。培根对柏拉图的批判具有独特性，这是时代使然。柏拉图把哲学与神学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培根则必须将其拆开。培根不容许人民的柏拉图主义的一个主要部分即自然神学，因为它声称能够接近众神，并恢复已死诸神的力量以拯救城邦，所以它已不能再服务于哲学的目的。培根时代的特点并不是诸神的死亡而是全知全能的、甚至支配了哲学的一神。现在，各种纷争使一神的宗教四分五裂，危及欧洲文明。在这样的时代，西庇太乌斯式的人物可以挪用普遍哲学以达到自己宗教的目的，还可以用推理调动起玛尔提乌斯式的人，其所用的推理虽然后者不能理解但可以加剧他已经被煽动起来的激情。通过把“信仰的东西给予信仰”，培根为知识争得了一席之地，而不会受到信仰的诘难。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神学相反，培根声称有两种相互独立的知识，它们只在各自的领域内完全有效，在对方的领域内则完全无效。这种理性的策略只是在表面上对理性做了限定，因为理性适于审慎地探讨宗教的神秘，培根对彭忒乌斯寓言的改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培根的故事中，彭忒乌斯的渎神后果不是死亡而是神志迷乱，因为他在两个太阳、两个忒拜城之间摇摆不定（参见《论古人的智慧》，“亚克托安和彭忒乌斯或好奇心”；在狄奥尼索斯寓言中，彭忒乌斯因渎神罪而死）。培根在修正普罗米修斯寓言时则更进一步:普罗米修斯最后一次犯罪是要强奸米涅瓦，即想要拥有神的智慧，遭到宙斯的惩罚，但赫拉克勒斯从太阳那里得来的礼物可以解除他的痛苦。普罗米修斯猎取对象米涅瓦是他所经历的最为危险的一个，后者掌握了宙斯自发智慧的秘密［125］并用其与宙斯作对，连宙斯都不清楚她如何糅合了哲学与宗教。得到此类高等猎物可以得到安乐，但给予安乐的是赫拉克勒斯而不是宙斯。[9]

培根非难柏拉图的自然神学，称其为“自然神学的狂想曲”（《学术的进步》，《培根全集》，III.347）即某种哲学诗，柏拉图自己在《王制》第十卷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新工具》表明，柏拉图的狂想曲含有较为强烈的怀疑思想，因为培根认定“柏拉图学派”引入了不可知论（acatalepsia），新学园派就宣扬这种怀疑学说，以反对廊下派（《新工具》，I.67）。[10]培根表明，柏拉图自己引入“不可知论”时，“满口的讥讽与揶揄，对早期的智术师派人物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希庇亚斯（Hippias）及其他人一脸的鄙夷”（页67）。另外，柏拉图哲学本身据说可以沦落为新型的诡辩术（页71）。培根本人也完全怀疑柏拉图，这种怀疑的产生是由于他看出了后者在对话中使用修辞的意图。

对于尼采式的哲学史来讲，关键要搞清楚，培根既非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对柏拉图表示完全怀疑的人。在培根以前，就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包括一些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如蒙田、西塞罗以及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Al Farabi）和阿威罗伊（Averroes）。蒙田乐意公开表示对柏拉图的怀疑。他通过揭示出柏拉图狂想曲背后的怀疑主义来达到自己的怀疑目的。他说，哲人们“应社会的需要而写作，如他们的宗教一样……柏拉图谈论这种神秘时丝毫不加掩饰”（《随笔集》，“申辩”，2.12，页379）。蒙田仍然对这种坦率加以拷问，证明柏拉图哲学“实际上是肯定形式包装下的怀疑论（Pyrrhonism）”（页376）。蒙田对柏拉图及其哲学神学的怀疑在笛卡尔那里也可见到，我在下一部分将对此加以论证，但笛卡尔和培根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蒙田那么直截了当。

伟大的哲人都“懂得隐微与显白的区别”（《善恶》，条30），都清楚宗教对什么有利（《善恶》，条58）。［126］在我看来，尼采哲学史的目标之一就是直言不讳地道出这些哲人不得不隐藏的东西。隐秘的必要性是尼采早期著作中出现的主题，他后来不断地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但在崇尚直率、不分贵贱的真诚年代，这个主题令人困窘不堪。隐秘在这种氛围中必然显得不合时宜；它不仅仅是一派假话，而且让其他人无法理解，似乎我们中只有部分人才可以生活在德谟克利特的清醒世界里。我的书旨在恢复隐秘在我们文化历史中所起的崇高作用，这种作用的良好开端见于苏格拉底的转变中，尤见于柏拉图的著作中。完全可以认为，尼采的哲学史完全怀疑了柏拉图，同时它又承认，柏拉图在哲学与公众信仰之间搭起了桥梁，其影响无人可比。[11]

对培根和其他完全怀疑柏拉图的人来讲，反对柏拉图哲学的某些方面与受教于柏拉图完全并行不悖。可以证明，《新大西岛》参照了柏拉图的《法义》。在《法义》中，柏拉图作为立法者教导说，时代需要会不断要求改动基本法，但改动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即要有哲人的参与。柏拉图讲授的不仅有城市的本质及其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哲人对城市的责任。雅典外乡人的工作表明，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不仅仅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而是柏拉图式的哲人，受柏拉图哲学的教诲，负责教育众多的如克莱尼阿斯（Kleinias）和米吉罗这样的人。伟大的迈格尼西亚城按哲学建立并由哲学滋养，而他们就是这个城邦的立法者。这位外乡人的名字可以是《新大西岛》中暗示的所拉门纳王，也可以是《宣告一场圣战》中暗示的波利奥。

是什么促使这些人做出如此惊人的决定，去改变人类的状况和历史的方向？是因为他们热爱真理并希望与人分享？还是他们热衷于名利或不朽的荣耀（培根就是为此常常受到责难）？或是臭名昭著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被认为是一种希望在历史上打上自己烙印的冲动，人们通常为此对尼采嗤之以鼻）？这些人是受了什么原因的驱使？在我看来，［127］这是尼采哲学史的根本问题之一。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个准确的答案，它表明柏拉图、培根、尼采及其他真正的哲人具有相同的根本体验。我认为，这种体验在尼采有关它的作品中最容易找得到，尤其是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该书讲述了如何成为新型哲人的故事。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也可得到这种体验，但途径有点儿特别，因为它们是后世哲人的榜样，影响深远。若我们把柏拉图哲学看做关于哲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或简单点儿说，把其看做对这些哲人动机的描述，那么，我们必须将尼采归到柏拉图式的哲人中去。既然这个问题对尼采的哲学史至关重要，并有助于阐明培根、笛卡尔和尼采的著作，我们似乎有必要讨论一下柏拉图哲学的模式，哪怕简短一点儿也好。柏拉图的著作经常探讨哲人的动机，其中《王制》和《斐多》似乎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