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达罗斯

进一步来说，科学工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那类不具有高贵品行的人；他关心与自己同阶层的人和他们的需要；获取功名，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作用以便不断克服内心的不信任感，［35］而所有依赖成性的人都具有这种不信任感。他满怀嫉妒之心，对天性中的卑下成分非常敏锐，却不能达到天性的高尚。这类人的庸俗感不自觉地致力于消灭不同寻常的人，折断所有弯弓，说得恰当一点，它要尽力拉直弯弓。

——尼采（《善恶》，条206）

代达罗斯是古代的英雄，适于完成培根所说的为公众造福的发明创造工作。但代达罗斯缺乏公益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培根事业中则是不可缺少的。他奸诈狡猾，无法无天，表面上服务于他人，实际上只为自己。培根怎么敢把本撒冷的统治权托付给代达罗斯这样的人？

在重述代达罗斯的寓言时，培根强调，古人未能约束这位搞发明和机械的天才。他注意到，古人常常试图通过弥诺斯（Minos）或法律来谴责代达罗斯这类人的发明，并禁止使用他们的发明，以此来约束他们。但培根让我们注意到，法律对此无能为力，他引用了塔西佗（Tacitus）关于此类人（占星家和算命先生）的论述，说他们是“我们国家永远需要既保留又禁止的一类人”。然而，培根省略了塔西佗指控中的核心部分，这部分非常明确地反对代达罗斯这类人:“权贵们也不应当相信”这些人，他们“欺骗有远大抱负的人。”[6]这些不可信赖的机械发明天才把自己的技能用于满足欲望和暴政的罪恶目的，而不是满足正派人的正当目的。正如培根所描述的古人的智慧那样，他们强调，代达罗斯的邪恶更增强他们的看法，即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没有他也会一帆风顺。古代的智慧认识到了代达罗斯的才能是何等的邪恶，于是就贬斥这种邪恶，并试图让大家认识到，他的才能纯粹是多余。

这就是培根的表白。《论古人的智慧》重述了与培根正相反的观点，它反复宣扬，发明家不会做公益事业，代达罗斯的发明创新会危及来自于不同渠道的国民幸福。涉及代达罗斯这类人的古代智慧来自于希腊，它不同于埃及智慧。埃及智慧在论述发明者方面是最古老的智慧，它吹捧发明家并“给予他们以神圣的荣誉和礼仪”（《新工具》，I.73，I.129；《培根全集:学术的进步》，III.301）。［36］培根在此处没有说出这种区别，但在别处为了自己的修辞目的常常提及。培根既不同意关于代达罗斯的希腊哲学智慧，也不认为它优于自己的智慧。但其根本的一条得到了培根的认可:代达罗斯这类人非常危险，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天才，同时也因为他们本性邪恶。然而，培根强调了希腊智慧最突出的弱点:通过发布代达罗斯并无用处这种有益的假话或通过法律、流放的手段并不能有效地遏制代达罗斯。在寓言结尾，培根提出自己的一点建议:要约束代达罗斯这类人不能用老办法，而要依靠他们“自命不凡的特点”；培根暗示，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但前提是要注意到他们的本性，注意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古人清楚代达罗斯这类人的本性: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为嫉妒所困扰。他们的嫉妒心最为强烈，最难以释怀。并且，嫉妒使他们坐卧不安。古人试图纠正或抑制这种难以消除的嫉妒，让代达罗斯这类人显得多余。培根则利用这种嫉妒，并在一个认为代达罗斯这类人不可或缺的社会里培育它、引导它。

萨罗门宫的院士是驯化了的代达罗斯，他认识到了自己自命不凡的缺陷。培根允许善妒的代达罗斯这类人妒忌所有人，以便让弥诺斯管制他们。更准确地说，他让代达罗斯这类人篡夺了弥诺斯的权力，登上了统治地位，因为培根为他们找到了一条虚荣之路，以引导他们的才智。代达罗斯这类人的自命不凡是他们嫉妒成性的结果，这种特点要求公众承认他们是自己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天才。自高自大使他们急躁不安，渴望得到大众和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少数人的承认。他们嗜好荣誉，强烈希望超过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让人们视其为奇才。在《新大西岛》中，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羁绊。[7]

精心打造的本撒冷社会就是为了满足代达罗斯这类人的嫉妒本性。即使在家宴中，也要求给予萨罗门宫院士们至高无上的地位。［37］家宴那天是亲生父亲最受尊重的时候，但就在此时，亲生父亲所受到的尊重也不会高于萨罗门宫的院士。若有院士在场，在国王宣布自己受惠于家父的那天，院士会紧挨着家父坐着。那位教会官员也承认萨罗门宫的高位，他认为萨罗门宫是王国的“智慧之眼”（页137）。并且，他大概不经意地让我们看到，他所从事的宗教本身也是由他视为智慧人的科学家所建立的。这些院士挪用了那位总管兼神父曾使用的“神父”（Father）称号；[8]他们现在也称所有人都为“我的孩子”（页156）。萨罗门宫中的画廊满足了他们的嫉妒心，因为本撒冷人要让人们永远记住发明家。如果发明家及其发明很伟大，本撒冷人会按照地位给他们塑雕像，镀上金（页165-166），让他们及其发明永垂不朽。

然而，要想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这些代达罗斯必须把天才用于一个目的:公益事业。代达罗斯本人没有塑像，因为他给予帕西法尼（Pasiphae）和那些互相敌对的国王的礼物不是为了公益事业，没有改善人类状况。对于想贬低代达罗斯的哲人来讲，代达罗斯正是发明的化身，他似乎已经被那个夸耀发明与发明家的社会遗忘了。本撒冷社会必须忘记代达罗斯及其罪恶，因为代达罗斯这类人只有满足了别人，用灵巧的才华造福于没有嫉妒成性的人，也就是那些一心向往幸福与安逸的大多数人，才能得到这个社会的满足。嫉妒成性的代达罗斯们如果得到了受惠人给予的荣誉和感激，就会转向公益事业。萨罗门宫施加惩罚和给予奖赏一样恰到好处:超越权限以外的行为会使人遭到“羞侮和罚款”，即自尊心要受到伤害，部分财富要受到剥夺（页164）。这样的奖惩通过满足代达罗斯们的天性去引导他们的才华。培根的新型社会认为，代达罗斯的礼物值得公众至高无上的尊重，从而通过上述方式驯服了代达罗斯这些人，使他们变得品德高尚。由于注意到了代达罗斯们的本性，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培根就能够保证，他们将让自己成为应该成为的人，即有益于公众的人。

培根式社会不依赖于希望或祈求，因为代达罗斯们的本性仍然没有改变；他们也没有变成［38］慈善家，不可能因为在本性中新发现一点恻隐之心就突然渴望为别人谋取幸福。古人的智慧怀疑代达罗斯的能力，认为他是个多余的点缀，所以，正如培根在寓言中描写的那样，他一定要报复。难以消除的嫉妒之心腐蚀了他的本性，使他必然采取一切可能的途径炫耀自己那无人赏识的伟大之处。培根的代达罗斯们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恶毒本性”（这使他们属于憎恶人类的人）和“人类本性的罪恶”。培根认为，他们“这样的木材最适于做成伟大的”统治者（《论说文集》，“论善和性善”）。培根建构的社会满足了这些人贪婪天性（对于这种天性，法律和流放都无济于事）。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一致性既不依赖于他们的美德，也不是奇迹或“神性的善”（后者是培根为方便起见，不得已才小心谨慎地使用的一词）。培根征用代达罗斯这些极少数人作为可信赖的独裁者，认为能够把新事业托付给他们，而不必祈求他们讲究信用。因此，只有顺从代达罗斯们的本性才能征服他们（《复兴》，《培根全集》，IV.32）。

培根的新智慧征服了代达罗斯们，而古人的智慧就没有，因为培根宣扬一种新的至高无上的善:让人人都安逸并延年益寿。代达罗斯们让这种至高无上的善变为现实，怎能不受人们至高无上的尊重呢？但是代达罗斯们自己并没有宣扬这种新的至高无上的善。通过对这个事实的强调，培根表明，本撒冷真正的统治者本身也受到约束。他们受制于自己的本性和一套奖惩机制，后者不是由他们制定，但他们若想满足自己的本性不想招致苦恼，就必须服从这个机制，他们也因此乐意服从。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趋向于认为，所有其他各阶层的人，如外国人和古人，都是原始的和野蛮的。因此，处于统治地位的科学家，即在本撒冷处于高位的那些人是“三重仆人”；“他们没有自由，既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动和时间”（《论说文集》，“论高位”）。实际上的统治者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因为他们受制于那位慎重的立法者，后者不仅设立了他们所在的学院而且制定了他们要服从的新善，即要通过征服自然来改善人类的状况。

谁才是本撒冷的统治者？是所拉门纳王。他采用开国者们一直采用的统治方式，通过复兴权威来统治名义上的统治者。［39］用尼采的话说，所拉门纳王是真正的哲人、命令者和立法者，他确定了自己社会的目标和动机（《善恶》，条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