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罗门宫的院士们

科学长期以来都是神学的“婢女”，在有幸战胜后者之后，现在竟然毫无廉耻地、愚蠢透顶地为哲学立法，摆起了“主人”的架子——我的意思是——摆起了哲学家的架子。

——尼采（《善恶》，条204）

本撒冷是个君主国，另外，本撒冷的城市和乡村以及各种机构都有自己的“总管”（页147-148，154，155）。即使是浮光掠影地思考一下也会清楚地看到，本撒冷的真正统治者是萨罗门宫的科学家们，共三十六人，或者是那三个自然解释者，他们似乎位于国内等级的最顶端。培根只在一处明确提到科学家与国家的关系。他说，科学家有权利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保密，不让公众和国家知道（页165）。科学的权力得到了明确，而君主国的权力则隐晦不明，［29］只有一个场合例外:在国王未参加的家宴上，有人宣读了王令，这时，国王好像成了依赖人民的债务人；而国王的特许状读过之后，受到欢呼的不是国王而是人民。

书中表明，国王依靠人民，而人民依赖萨罗门宫的院士们（Fathers，或译元老们）。院士们在巡视全国时分发一些礼物。这些礼物在发明出来之后，如果立即得到长官政治机构的接受，就会起到更好的效果，但院士们选择的是亲自直接派发礼物，这使他们能够获取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所说的政治感情:感激。他们的做法严格符合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即他们的礼物永远不要稀松平常，而是要出人意料，并且，施主永远要把礼物亲自送到受益人手里。人民了解自己的施主就能够对他们表示忠心。但马基雅维里注意到，由于感激而产生了政治依赖性的另一方面:让人民依附于君主的同时，君主也依附于人民，因为君主需要人民的感激。[2]从寓言的背后可以看到，对感激的需要使萨罗门宫的院士们成为培根岛国的依赖性统治者。感激可能是政治美德，但在培根那里，如普罗米修斯的寓言所强调的那样，忘恩负义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自满是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培根全集》，VI.749）。本撒冷人会感恩戴德，但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期望；萨罗门宫的院士活着就要更多地给予，让人们更多地相信他们。

故事的末尾写到了一位院士，在他到来之前，所有的讲述人都颂扬了萨罗门宫，为院士的到来做戏剧性的铺垫。院士来时仪式“相当隆重”，所有的配备都显示出统治者的样子。这些配备来自于他们原初的宗教，显而易见象征着精神统治:如权杖、牧杖以及教皇式的祝福；另外，还有约柜一样的马车，上面载着象征宗教权威的珍贵货物。院士穿着纯黑和纯白两色衣服，令人想起执行宗教审判的多明我会士（Dominican）。但这些配备也包含象征世俗统治者的东西，如所有市里面的官员都要跟在他的后面，人民像军队那样列队迎接他的到来。

院士在接见外乡人时，［30］坐在“平台上”的宝座上，“头上方有鲜艳的华盖”（页156）。[3]院士最后讲到，他们在巡视时“会公开我们认为合适的有用发明”。这一次，他公开了自己拥有的“最珍贵的宝石”，因为他让叙述者告知公众他听到的东西。这种行为表明了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因为院士们似乎自己决定，现在应该取消一千九百年前他们国家的立法者所拉门纳王定下的“根本法”之一，即保密法。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幸福都离不开这条法律。

院士们不仅掌握着国家，也掌握着宗教。培根通过外乡人总管表明了这一点，后者既是基督教神父，也是政府官员。这位神父在接待外乡人方面受过训练。尽管他很少使用这些技巧——37年来他第一次遇到外乡人——但他表现出的虚伪说明他受过训练。知道这些外乡人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第一次会面时，他却告诉他们国家只允许他们逗留六周，也可能给予更多的时间。他在撒谎，因为在两天后，他又告诉这些做好充分准备的人们，政府鼓励外乡人在本撒冷永久居住下去，还说本撒冷人的这项鼓励措施非常成功，结果他们从未听说有船只再从本撒冷返回家乡。他曾讲道:“法律在这一点上不很明确”，但实际上，这条法律既明确又至关重要，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但外乡人战胜了神父的虚伪，也可以叫外交手段吧，因为外乡人明白如何与神父“联络感情”，所以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很巧妙。他们问那个似乎掌握着他们命运的基督教神父:“基督教是如何传播到这个岛上的？”这样就把首要问题放在了后面:“这个岛屿上的外乡人命运如何？”在斗智的外交中，外乡人好像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的问题引出的答案使他们有可能构想出关于本撒冷、他们的命运以及基督教降临到这个岛上的真实情况。

［31］对于满腹狐疑的听者和读者，神父对基督教降临这个神圣的问题做出的回答都足以表明，基督教是由智慧的科学家引入，作为一种工具来引导温顺如绵羊的民众。基督教最初降临于本撒冷的一个城市:伦福萨（Renfusa），这个城市名即可成为首个怀疑对象。Renfusa把两个希腊词（即“羊的本性”和“羊一样”）合在了一起。培根巧妙地不动声色地只用一个词，表明我们理解神父所讲的基督教来源时要采取的视角。另外，还可以首先怀疑那个在基督教来临现场的没有温顺如羊的萨罗门宫院士。他当时碰巧在那儿，负责了整个事务，证明那是神迹，但他缺乏培根式科学家所具有的谨慎。我们在后文了解到，“光明商人”的历史已有三百多年了，他们的目的在于把有用的东西带回本撒冷。在描述萨罗门宫奇观的最后一段，我们还了解到，他们有感官迷惑实验室。在那里，他们用灯光表演各种技艺，并“力图使它们看起来更神奇”（页164）。关于基督教来源的故事是从一个信徒即基督教神父的角度来讲的；讲述同一故事的另一角度是由智慧的约邦（Joabin）提供的，约邦不信这种说法，但明白它的用途。培根正是通过约邦表明，对神父的故事进行怀疑是正当的。因此，在介绍基督教时，培根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家向那些羊一般温顺的人们宣扬关于神圣上帝和不朽灵魂的宗教，这种宗教在培根式科学倡导三百多年之后成了他们的主流宗教。在下文中，培根以这种以及其他方式让我们了解到，本撒冷的宗教和国家一样已落入了科学之手。通过这种转换，宗教与国家并没有失去权威性，只是暗中失去了独立性。宗教和君权仍然保留它们传统的作用，前者是“抑制各种罪恶的首要武器”（页153），后者在维持本撒冷社会的家长制链条中是受人尊重的一环。[4]

但是，假如科学家统治本撒冷，他们是最高统治者吗？他们三十六个人秘密商讨时，根据的是不是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智慧吗？在《新大西岛》中，故事叙述者只提到约邦是个智慧之人，但叙述者又怎么可能知道？叙述者的第一段直接引语使我们对他充满了信任，［32］因为在引语中，他把自己介绍为哲学家。他的第一句话“让我们认识自己”重复了德尔菲神庙（Delphi）上的神谕与苏格拉底的话。这些话表明他是个明白人，清楚他们的情况，能够准确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知道事情并不是其他人所看到的表面现象，因为表象是欺骗不了他的；他知道他们所有人看起来获得了拯救，实际上仍处于致命的危险当中。只有他一人清楚的东西使他能够提出可能拯救他们生命的建议，因为他一方面不为表象所迷惑，另一方面知道如何装样子。他指示其他人要严格保持基督徒的形象，因为那些基督教监护人掌握着他们的性命。叙述人就这样以恰如其分的培根方式表现了自己的智慧:他既是个明白人又是装样子的高手。他是“五十一人”中的“一”（页133），那五十个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最后，他们选他单独觐见萨罗门宫的院士。如此一来，权力从“我们的头头”——船长——转移到了叙述者手中，从强者手中转移到了哲人手中。叙述者真正身份的最终确定是在智慧的约邦第一次讲话时。叙述者没有记录以前的讲话，记录的这番话是在他们混熟后说的。约邦对叙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得有道理”。因此，那个叙述者有可能清楚约邦是否智慧。

叙述者说约邦睿智时就为他的判断提供了理由。从约邦对宗教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智慧。在基督教问题上，约邦“总愿意承认”并“会讲”多数派基督徒们乐意听的东西（页151）。对于自己的犹太民族，他“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希望当地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律法创始人摩西最终制定了根本法，而多数派基督徒们则认为这些法律是所拉门纳王制定的。讲完约邦如何提倡自己都不相信的信仰之后，叙述者得出了结论，认为约邦有智慧:“暂且不论这些犹太梦想，约邦还是个智慧的人……”其实是叙述者把这些犹太梦想搁置不论，但如果没有那个“暂且不论”，句子的意思就是约邦把这些梦想搁置不论。在本撒冷的关键人物中，只有约邦一个表面上看欠缺衣着描写。实际上，他也得到了这方面的刻画。从下文可以看出，作为哲人，他穿的是适合自己的信仰服装。

“这些犹太梦想”就是信仰本撒冷的建国法和它的高贵起源，［33］哲人在对它们搁置不论的同时却渴望别人信仰它们，渴望传统承认它们。但外乡人刚刚听到关于这些传统的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来自于那个根本谈不上智慧的基督教神父兼国家官员。神父的杜撰显然是与此相对的基督教梦想，为发现本撒冷的历史真相就必须把这些梦想搁置起来。与约邦一样，叙述者将会明白，“根据传统”，最好让本撒冷人“相信”本撒冷具有神圣的起源和使命；二者都将明白，本撒冷人不能抛弃这样一个柏拉图所说的“高贵而又必要的假话”。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或雅典外乡人建立起的虚拟国家中的居民曾经也是如此（《王制》，iii.414b-415e；《法义》，ii.663d-664c）。[5]

如此一来，约邦和那个总管兼神父对待各自梦想的态度就形成了对比，这很具有启发意义。约邦是个明白人（knower），而总管是个信徒。故事表明，信徒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基督教与本撒冷的权力教条之中。对他而言，宗教与国家融为和谐的一体。假如他在官位上耍两面派、撒谎，这都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为听假话的人着想。那个总管兼神父相信宗教与世俗的权威，甘当它的仆人，认为统治他的那些信条正确无疑。然而，如果说总管兼神父与约邦的对比就是依赖传统的仆人与传统之外的旁观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对比，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本撒冷的政治秘密无比重要:即在萨罗门宫的院士和约邦之间也存在一模一样的对比。那位院士全身衣着都代表了本撒冷的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作为信徒和仆人，他也同样浸淫于传统的教条之中。如此一来，信仰两种东西的信徒衬托出《新大西岛》中睿智的明白人。从根本上信仰科学的科学家显然也认为，宗教在一个科学的社会里也应有自己的位置和权威；从根本上信仰宗教的神父也认为，科学在基督教社会里也应有自己的位置和权威。［34］这两类信徒都承认，宗教与科学应有适于自己的领域和作用，使二者得到了和谐统一。

那个院士对外表的依赖性表明，他是个信徒而不是个明白人。他来时的穿戴与气派使他在民众中间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他才“一脸的慈悲相”，居高临下地俯视其他人。他不像约邦那样掩饰自己与他人的距离感，而是要在高位上装腔作势地祝福下面的可怜人。他的姿态使他有别于外乡人，因为他高人一等地祝福他们，而且允许他们吻自己的衣边，而外乡人的总管也就没有这样做。他不加区别地对待那些外乡人，那些外乡人曾选出那位睿智的叙述者与他单独会面，而他却称呼其为“我的孩子”。那个院士关于学院仪式与荣誉的讲述表明，装样子对他也至关重要:要为那些发明创造者树碑，使他们永垂不朽；要到处巡视以接受他们应得的荣誉。他的话说明，这些样子并不仅仅是装样子，并且，他与约邦一样明白装样子的用途。尽管他打发走仆人之后单独对哲人叙述者讲话，但他只是独白，不容讨论。这些话像教条一样披露给对方，后者只能满怀敬畏和感激。与此相反，约邦与叙述者之间则是平等的对话，这种对话不用面面俱到即可揭示出道理。

哲人约邦与萨罗门宫院士之间的对比表明，院士是信仰的仆人。但是，若真正的统治者为信仰所统治，他们就不可能是最高统治者；他们既不可能为自己定下的标准所约束，也不可能智慧。这些不智慧的统治者是谁？在这些明知他们不智慧的时代，培根为什么还要把权力交给他们呢？在《新大西岛》中，培根对这些人做了描述。在《论古人的智慧》关于代达罗斯（Daedalus）的一篇寓言中，培根对他们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