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重要推手
自1921年挖掘仰韶村遗址之后，安特生的足迹西至陕甘青，北至辽宁锦西，西南至川康的甘孜地区。从他第一次发表关于仰韶村遗址考古论文到他写出以仰韶文化为中心内容的论著，他的全部学术活动我们似乎可归纳为一点，即试图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中心，探索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安特生几乎跑遍仰韶文化影响所及的边沿地区，他没有找到仰韶文化的真根源，他也没能给仰韶文化的范围加以界定。但他认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这就无异于说，他或许已经意识到它是产生中国文明的一种“基因”，如果还不是“种子”。实践证明：前者诚然来之不易，后者尤为难得。这正是我们今天还在探索中的一个重点课题。[1]
——苏秉琦
一
安特生（J. G. Andersson），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1874年7月3日出生于瑞典的柯尼斯塔（Knista）。1902年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获博士学位。这所大学创建于1477年，中国考古学界耳熟能详的考古学家蒙特留斯（O. Montelius），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 Hedin）等均出自瑞典这所最古老的大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特生曾数次参加极地探险活动，展现出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组织能力。1898年，他首次参加北极探险，任纳索斯特（Nathorst）教授的地质学助理，曾进入北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北极圈内的斯匹次伯根（Spitzbergen）群岛和查尔斯王地（King Charles Land）。1899年夏，探险队才返回北纬75度的熊岛（Bear Island）。
1901年春，安特生参加了奥托·诺登舍尔德博士（Dr. Otto Nordenskjöld）领导的南极探险，任“南极洲”号捕鲸船副指挥。1902年夏，他再次前往南极，在南纬65度、格拉汉姆地（Graham Land）以东的雪山岛（Snow Hill Island）登陆，因无法抵御极地的恶劣气候遭困，后被阿根廷炮舰救出。
这期间，安特生主编并撰写了《世界铁矿资源》、《世界煤矿资源》地质调查集，名噪一时。1906年，他被推举为“万国地质学会”（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秘书长，并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1906—1914年任瑞典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二
1914年，在中国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建议下，北洋政府决定聘请安特生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这年春，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聘书，随后辞去了在瑞典的所有职务，经印度进入中国新疆，再沿着塔里木河和西北的大漠戈壁，辗转一月余，于5月16日抵达北平，开始了在中国的工作。
不久，安特生等前往新窑山（Hsin Yao Hill）调查，发现了储量丰富、便于开采的铁矿。后来，又在河北宣化府的烟筒山（Yen Tung Shan）调查，发现了储量丰富、便于开采的龙烟（Lung-Yen）铁矿，其矿层之厚、品质之佳，亦足为世界太古纪后水成铁矿中之罕见者。1919年3月，北洋政府批准成立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钢铁企业，也是后来首钢和宣钢的前身[3]。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中国政府的极高赞誉，这为他日后在中国寻找“龙骨”的古生物调查提供了诸多方便。此间，他还完成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4]。
1916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成立。6月，安特生前往山西，在垣曲一带发现始新世河湖相堆积，采集一批古动物化石。
1917年10月，安特生通过家住渑池仰韶村王某的介绍，前往河南西部进行地质调查，在新安县发现了三趾马黏土层。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新安县的瑞典传教点建立了联系，并得知当地一些埋藏所谓“龙骨”的地点。为此，安特生萌生出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遂给（瑞典）国内朋友写信，希望能得到各界募捐资助。回京后他向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汇报，并提出了在中国采集动物化石的计划，即由他从国外聘请有关的专家，所需经费由“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Swedish China Research Committee）筹措。采集标本先送到瑞典进行研究，然后分藏瑞典博物馆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认同这个计划，但提议研究成果必须在新创刊的《中国古生物志》[5]发表。此外，中国政府还要派遣学生赴瑞典进修学习。这个协议可谓后来中瑞两国关于安特生在中国调查发掘采集史前文物处理办法的最初蓝本。此后，安特生呼吁各地传教机构及时通报和搜集化石埋藏点的信息，同时加强与在华外国学者的联系，如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Émile Licent）、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等。这也是后来步达生一直帮他鉴定各地挖掘出土人骨的由来。
1918年2月，安特生在北平街头偶遇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化学家吉布教授（M. Gibb）。交谈中吉布向他介绍了房山县周口店的鸡骨山，在那里吉布采集到一些化石标本。随后安特生便前往周口店考察了2天，并在鸡骨山（即周口店第6地点）采集了两个种的啮齿动物和一个种的食肉动物化石。
1919年，安特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发现海狸动物群化石。
1921年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 Zdansky）来到中国，他计划与安特生合作，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研究。安特生带他和美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格兰杰（W. Granger）到周口店的鸡骨山发掘。当地村民说附近还有一座石灰岩小山，那里有更大、更多、更好的龙骨。于是他们前去考察，在那里发现有哺乳动物化石。安特生还发现有一些白色的脉石英片，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处地点非比寻常，并激动地对师丹斯基说：
我有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你就把这座洞穴一直挖空为止。[6]
安特生将这处地点编为53号，此即日后闻名的龙骨山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1地点。师丹斯基在此地发掘了几周，收获不大，但在1923年发表的简报中明确指出该地址堆积中有石英碎片发现。
1922年，安特生、师丹斯基和中国地质学家谭锡畴前往山东省蒙阴、莱芜一带调查，发现了中生代的恐龙化石。
1923年，师丹斯基再次前往周口店挖掘。第二年，他将采集化石运回乌普萨拉大学，在卡尔·维曼教授（Prof. Carl Wiman）的研究室整理修复。后来在这批标本中发现并确认了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
早在1921年，安特生就给“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主席、王储古斯塔夫六世（Gustaf VI Adolf）[7]写信，建议他来中国访问并参加考古发掘。1926年，在安特生陪同下，古斯塔夫六世来到北平。10月22日，在欢迎王太子的学术座谈会上，安特生正式公布了周口店出土化石中发现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的消息，这是在亚洲大陆第一次发现如此古老的人类化石，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来，经北平协和医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博士研究，将猿人化石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s pekiensis）。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葛利普（A. W. Grabau）还起了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
安特生再次建议要继续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后经步达生等学者的多方努力奔走，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制订出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发掘计划。1927年，在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步林（B. Bohlin）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的共同主持下，开始了对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正式发掘，此举为日后北京人头盖骨的面世奠定了基础。
三
1918年，为采集化石，安特生来到河南新安县的瑞典传教点，在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Maria Petterson）的帮助下寻找遗址，采集化石，调查范围包括了渑池县的北部，那里距仰韶村已经很近了。
1920年初冬，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中国地质调查所采集员）赴洛阳及以西地区调查。刘长山在仰韶村许多老乡家中发现了石器（他在中国地质调查所见过石器标本），并从村民口中得知石器都出自村外，于是他开始征集石器，并到村外寻找采集，共收集到石器（石斧、石刀等）600余件。安特生见到这么多的石器标本非常惊讶，由此认定仰韶村那里有一座史前遗址。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亲自来到仰韶村，核实史前遗址及确切的地点。他在村外的冲沟和断壁发现多处含有彩陶片和石器的灰层、袋状灰坑，却不见任何金属器，于是他认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了弄清遗址的性质和内涵，他想做考古发掘。但这是件大事，需要向中国政府请示报告。回到北京后，他向地质调查所所长做了汇报，并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他的发现。鉴于当时中国还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他请求购买土地，以便进一步保护和发掘[8]。
或许是因为审批需要时间，加之其他工作，1921年5月，安特生先携助手张（Chang）某前往陕西北部，在府谷县五兰沟调查发现的一处史前遗址。6月10日转赴奉天（今辽宁省）山海关，考察筹建的葫芦岛港口，并估测当地的煤炭储量。一天，他和白万玉（中国地质调查所采集员）、黄某（美国远东调查队队员）前往锦西沙锅屯大窑沟考察南票煤矿，得知附近有一些石灰岩洞穴，于是他们前去调查，但没有任何发现。安特生就留下黄某，自己去调查煤矿。几天后安特生回来，看到黄某在沙锅屯洞内挖出很多人骨、陶片，就加入其中，采用分层法进行发掘。眼看挖出的人骨越来越多，他便电告协和医院，请步达生博士前来鉴定。此次发掘共掘出人骨42具，还有陶器、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等。
1921年10月，安特生申请在仰韶村发掘的计划得到中国政府批准，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也给予了支持。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其他工作人员，在仰韶村发掘了30余天，试掘了17处地点，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史前文物。
1921—1922年间，安特生还在渑池县调查发掘了不召寨遗址；助手陈某调查发现了西庄村、杨河遗址；助手赵某在其老家河阴县（今荥阳）调查发掘了秦王寨、池沟寨、牛口峪等遗址。安特生认为这批遗址的年代相同，均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初期的仰韶文化。
这之后，安特生开始思考中国史前文化和彩陶的来源。他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开展调查挖掘。
四
1923年春，经中国农商部、矿政司和中国地质调查所批准，安特生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所需经费由瑞典科学研究会资助。
6月21日，安特生一行抵达兰州，在当地考察了黄河沿岸的地质构造，并对黄河上行驶的古老运输器具“羊皮筏子”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安特生就利用这种羊皮筏子，将他在西北挖掘搜集到的大量文物经黄河水路运出甘肃，转至北京。
在前往青海的途中，安特生在西宁以东发现十里铺遗址，后返回该址发掘了一周。7月中旬抵达青海湖，在环湖考察的途中发现朱家寨、下西河、卡窑、寺儿寨及青海湖东北侧的一处遗址。8月21日转入贵德谷地，相继发现罗汉堂、文昌庙、候家寺等5处遗址，并在罗汉堂发掘两周。9月15日，返回西宁，发掘朱家寨遗址。
12月，安特生返回兰州，经英国传教士乔治·安得鲁（G. G.Andrew）介绍，购买了近200件来自洮河的彩陶，由此萌发了去洮河流域考察的念头。
1924年3月，有人在兰州再次向他兜售彩陶。这批文物显然是刚出土的，但出售者隐瞒了出土地点，这让他感到，购买彩陶不仅助长了文物的偷盗，也容易引起纷争，于是他建议地方政府出面禁止盗墓。4月下旬，安特生携助手进入洮河流域，他们调查发掘了13处史前遗址，包括齐家坪、马家窑、辛店、半山边家沟、瓦罐嘴、寺洼山等，这些遗址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史前文化命名地。
这年春，他还派助手前往西汉水流域，在礼县发现了白石铺、石桥镇、红土坡3处遗址；在渭河流域的天水、清水发现了刘家上磨、七里墩等4处遗址。他自己带助手在兰州以东的榆中县调查，发现了塔石川、高营、曹家沟等12处史前遗址。同年夏，他派助手庄某赴青海享堂（今民和县）的米拉沟、小南川、核桃庄等地调查收购文物，在马厂垣发掘了两座古墓，获得了一批随葬品，马厂期也由此得名。
7月下旬，安特生翻越乌稍岭进入河西走廊。8月8日至9月6日，根据助手白某1923年在河西调查的线索，沿途发现了古浪土门子、永昌三角城、镇番（今民勤县）沙井、黄蒿井等遗址，并发掘了柳湖墩遗址和沙井南的2处墓地，清理44座古墓，获得了一批陶器、铜器和石器，沙井文化由此而得名。
10月，安特生返回北平。
12月30日，“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储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按照丁文江与安特生最初协商的蓝本，提出将安特生在中国所获文物先行运往瑞典记录和做初步的研究，然后两国平分这批文物，一半收藏在瑞典，另一半返还给中国。
1925年2月2日，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丁文江、翁文灏复信“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同意平分收藏文物的办法，此函也代表中国官方对协议的认可。
1925年4月，安特生返回瑞典。12月，大批中国文物运抵斯德哥尔摩。安特生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姆监狱。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建立“远东古物博物馆”，并任命安特生为首任馆长。
1926年，安特生在陪同古斯塔夫王储访华后，曾于1927年携助手庄某前往山西考察，并在浑源县李峪村等地发现史前遗址。
1926—1928年，安特生全面致力于博物馆筹建及退还中国文物的准备工作。从1927年开始，这批文物中的一半共分7次返还给了中国[9]。其中，返还给中国的文物均标记有“P”字母，收藏在瑞典的另一半标记有“S”字母。
1929年，“远东古物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10]在斯德哥尔摩落成，展品包括留在瑞典的中国文物中的一部分、古斯塔夫王储捐赠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等。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在中国采集的部分化石标本则收藏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博物馆中。
1937年，安特生再度来华，在南京拜会了中国考古学家，并观摩了30年代中国发掘的考古新资料。年轻的考古学家尹达对安特生指出，仰韶遗址出土文物中有一些应属于龙山文化，不召寨遗址则是一处单纯的龙山文化遗址。安特生虚心听取了中国学者的意见，表示回国后要认真检查在中国所做工作的记录，看看哪些地方存在失误。接下来，他前往四川西康进行地质学和冰川方面的考察，在雅砻江上游的道孚县（今甘孜州）河谷发现17处古遗址。年底至次年的1月，转入越南北部进行考古。
1939年，安特生卸任并退休。由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继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安特生回到家中继续从事他有关中国考古学、地质学和冰川学的研究。
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谢世，享年86岁。
五
安特生博士一生有关中国的研究著述颇丰，所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等。1929年远东古物博物馆建成后，《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简称BMFEA）创刊，每年一期，安特生有关中国的研究著述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该刊上，下面以时间为序择要予以介绍。
《中华远古之文化》（The Early Chinese Culture），《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1923年10月北京京华印刷局用中、英双语出版，中文由袁复礼翻译。该书是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简报，也是作者的最初研究成果。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汉族人遗存，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末期或稍晚，该址所出陶鬲和长方形石刀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传统器物。这些看法颇有见地。在此书的结尾他指出，西方文化曾影响中国，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此文取名为“中华远古之文化”就很能说明问题。
《奉天锦西县沙锅屯之洞穴堆积》（The Cave 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1923年农商部（中国）地质调查所用中、英双语印行，中文由袁复礼翻译。此书介绍了沙锅屯洞穴的发现经过及洞内堆积情况。他认为这是仰韶文化向东北一带殖民的遗留，时代略晚于仰韶期。
《中国北部之新生界》（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 China），《地质专报》甲种第三号，1923年农商部（中国）地质调查所印行，英文，有袁复礼翻译的中文提要。
《河南的一座史前村落》（A Prehistoric Village in Honan），《中国科学艺术杂志》第一卷，1923年。
《甘肃考古记》（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1925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用中、英双语印行，中文由乐森璕翻译。这是安特生在中国西北考古调查试掘的初步研究报告。通过分析西北地区发现的50处遗址的材料，他将甘肃的远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前三期属新石器时代末期，后三期属青铜时代。他还注意到，甘肃的彩陶较之河南要发达得多，而且不见陶鬲，进而推测中国的彩陶来自西方，继而传至河南，与以陶鬲为代表的中华远古文化结合起来，此即他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之说。本书还附有步达生撰写的《甘肃史前人种说略》（A Note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 of the Prehistoric Kansu Race），中文由李济翻译。
《中国史前彩陶的象征》（On Symbolism in the Prehistory Painted Ceramics of China），《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一卷（BMFEA，No.1），1929年，斯德哥尔摩。
《穿越草原之路》（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一卷（BMFEA，No.1），1929年，斯德哥尔摩。
《动物风格的狩猎幻术》（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四卷（BMFEA，No.4），1932年，斯德哥尔摩。
《鄂尔多斯青铜器精选》（Selected Ordos Bronzes），《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五卷（BMFEA，No.5），1933年，斯德哥尔摩。
《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2年在瑞典出版，副标题为“史前中国研究”，后由克拉森博士（Dr. E. Classen）译成英文。此书以时间为线，按内容翔实记录了安特生在中国的工作和一系列重要发现，包括矿业、地质、考古、古生物和民俗等，重点介绍了周口店、仰韶村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以及中国的黄土地貌等。书内附有大量插图，是一部优秀的科普通俗读物，但考古研究并未超出以往的认识。20世纪40年代初，松崎寿和将此书译成日文，名为《黄土地带》，并增加了一些中国的考古新发现。
《古代中国的金匠》（The Goldesmith in Ancient China），《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七卷（BMFEA，No.7），1935年，斯德哥尔摩。
《西康的冰川和考古研究》（Glaci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Hsi Kang），《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一卷（BMFEA，No.11），1939年，斯德哥尔摩。
《远东地形及考古研究》（Topo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Far East），《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一卷（BMFEA，No.11），1939年，斯德哥尔摩。
《史前中国之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五卷（BMFEA，No.15），1943年，斯德哥尔摩。此文长达300余页，图版200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深入研究，并对以往一些旧的认识作了检讨。
《朱家寨遗址》（The site of Chu Chia Chai），《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七卷（BMFEA，No.17），1945年，斯德哥尔摩。
《河南史前遗址》（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九卷（BMFEA，No.19），1947年，斯德哥尔摩。本文主要报道了河南仰韶村、不召寨及河阴县几处遗址的调查发掘材料，并同甘肃、山东等地的材料做了比较。
此外，还有其他几篇重要文章，虽然不是安特生所撰，但所用材料都是安特生在中国考古获取的，这里按出版年代介绍如下。
阿尔恩：《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T. J. Arne，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二册，1925年，北京。该文主要报道了秦王寨遗址的发掘材料。
巴尔姆格伦：《半山、马厂随葬陶器》（Nils Palmgren，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shan and Machang Groups），《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三号第一册，1934年，北京。本文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半山、马厂时期的陶器做了深入研究，所用材料均藏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对未收入本文的陶器（指分藏于瑞典和中国的），作者也将其列入总目备考。
白林·阿尔廷：《齐家坪和罗汉堂遗址》（M. Bylin-Althin，The sites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ang in Kansu），《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八卷（BMFEA，No.18），1946年，斯德哥尔摩。
鲍·索玛斯特洛姆：《马家窑遗址》（Bo Sommarström，The site of Ma Kia Yao），《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二十八卷（BMFEA，No.28），1956年，斯德哥尔摩。
六
这里本文不准备过多论述安特生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些是非功过。一方面限于篇幅，另一方面已有学者做出了精辟阐述[11]。
安特生在华工作10余年，在不少领域有开创之功。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即由他首发嚆矢，功不可没。仰韶村的发掘不仅标志着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也揭开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新篇章。这个重要发现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有着十分发达的远古石器时代文化，这使得以往那些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化的谬说不攻自破。此外，安特生在中国早期的矿业调查开发、地质学研究和古生物研究上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安特生作为中国政府聘请的一名外籍专家，其工作尽职尽责，严格遵守中国法律。他在中国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发掘，事先都征得了中国政府或有关机构的准许，包括将文物运往瑞典收藏和研究，也是通过双方协议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安特生的学术研究态度严肃认真。这并不否认他在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如他未能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区别开来，将齐家文化的年代错误地排在仰韶文化之前，在西方某些学者影响下误认为中国彩陶来自西方等等。但以上失误毕竟是学术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走的弯路。此外还要看到，安特生本人出身于地质学，他来华之后所做的考古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推论是正确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当中国学者指出他工作中有失误时，他的态度是谦虚认真的，在《史前中国的研究》中他写道：
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12]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通过对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他注意到，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文明都已灰飞烟灭、过早地夭折了。唯独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在人种和文化上连续发展下来。从仰韶村到安阳殷墟，历经沧桑，虽多次被北方孔武的草原民族所征服，但其文化基因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且绵绵不绝，这显示出安特生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理解相当深刻。这种友好的情谊还体现在他回国后依旧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他非常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希望中国人民早日取得胜利。他在1943年写道：
总有一天和平会重新到来，那时中国的科学家将收复他们失去的领土，并重新开始他们（被迫中断的）研究工作。[13]
正是由于安特生在中国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的学术机构为他提供了一系列方便，瑞典王储也在经济上给予他很大帮助，后来还专门为收藏中国文物建立了远东古物博物馆。1950年，中瑞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曾就其所藏中国文物专门向中方做出说明。此后，来华访问的瑞典客人也每每将安特生在中国的经历视为中瑞两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传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特生在中国的工作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些纯学术问题被强行与政治联系，有些人甚至毫无根据地指责他是殖民主义者、掠夺中国文物的帝国主义分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在学术界的逐步恢复，摘掉以往扣在安特生头上的不实之词才有可能，澄清这桩学术公案，还历史以真面目。我想这正是中瑞两国科学工作者所期望的。为此，严文明先生曾讲过下面几段话：
不论怎样，安特生2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工作，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建立和田野考古学的发展，都是有开创之功的，这段历史不能抹杀，也不应该作别的解释。[14]
对安特生这个人，以及他在中国从事的考古工作，都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分析，给予应有的评价。否则就很难正确地写出仰韶文化发现和初步研究的历史，也很难正确地写出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发展的历史。[15]
严先生还就上述看法专门征求过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苏秉琦的意见，两位老先生亦有同感，苏秉琦先生特意指出：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论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不要超越学科发展阶段的特点，不加分析地以当代的水平苛求前人。前人的研究有成就，也有失误；我们的研究有成就，有时也有失误，我们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吸取成功和失败的教训之后，才使学科得到发展的。
苏先生还意味深长地总结道：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开了两个成功范例之先，即中外学者联合发掘研究的成功范例和多学科合作的成功范例。
依此，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又何尝不是中外科学家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呢！
2019年5月增补定稿于蓝旗营蜗居
（初发表于《史前研究》1990—1991年合刊）
[1] 苏秉琦：《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言）》，《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5页。
[2] 北京大学教授。
[3] 首钢的前身为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炼厂；宣钢即今天的河北钢铁集团。
[4]. Andersson，J. G.，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London，Kegan Paul & Co.，Ltd.，1934.
[5] 《中国古生物志》，1919年创刊，中、英文双语学术刊物。初由丁文江任主编，后由丁文江、翁文灏共同主编。
[6]. Andersson，J. G.，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London，Kegan Paul & Co.，Ltd.，1934.
[7] 古斯塔夫是中国文化和考古的爱好者。1919年瑞典成立了“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Swedish China Research Committee），他任主席。该委员会为安特生在华的调查发掘提供了大量资金。1926年访华时，他去看望为京沪铁路工作的瑞典人，在工程师卡尔贝克的库房内意外发现700多件修铁路出土的青铜器，遂出资购买下来，并让卡尔贝克和其他在华瑞典人继续购买商周至汉代的青铜器。他将这些铜器运回瑞典，并悉数捐赠给了远东古物博物馆。他后来登基为瑞典国王，非常重视远东古物博物馆的建设。
[8] 此次安特生提出购买土地的要求没有实现。
[9] 7次归还时间分别为：1927年、1928年、1930年（2次）、1931年、1932年，1936年最后一批文物运抵南京。这些送回中国的文物经过战争的劫难而不知所踪。
[10] 英文为“远东古物博物馆”（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1] 参见严文明：《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 Andersson，J. G.，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BMFEA，No.15，1943.
[13]. Andersson，J. G.，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BMFEA，No.15，1943.
[14] 严文明：《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仰韶文化研究》（增订版），文物出版社，2009年，385页。
[15] 严文明：《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仰韶文化研究》（增订版），文物出版社，2009年，386页。
马尼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