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士（Richard Stockton MacNeish）
探索美洲农业起源的先驱
美国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学者。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他长期在中美洲的墨西哥等国考古，是探索美洲农业起源的先驱，有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成果。20世纪90年代，他与北京大学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长江中游的赣东北一带进行稻作农业起源的考古发掘研究，这项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2001年1月，适逢马尼士先生辞世15周年，特撰此文，纪念这位与中国考古结下缘分的考古学家。
1918年4月29日，马尼士出生于美国纽约。1940年，马尼士本科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1949年完成博士课程。
马尼士还是学生时，就在伊利诺伊州领导了一个考古队，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博士毕业后，他以考古学家的身份进入加拿大国家博物馆工作至1962年。这一年，墨西哥的特化坎（Tehuacán）研究项目刚好进行到一半。1964年，他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建立了考古系，这是北美地区首次独立创建的考古系。1982—1986年，他又参与了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系的筹建工作，这所大学至今仍是美国唯一与人类学系并行、独立的考古系[1]。
1968—1983年，马尼士出任皮博迪（Robert S.Peabody）博物馆主任，并掌管基金会工作。该独立机构与马萨诸塞州的一所男子寄宿学校有联系，这让他有足够的自由争取外部资金用于考古，这很符合他的心愿。但有一次他不同意将资金捐给某所综合院校而与他人发生争执，遂脱离这家基金会。当他离开波士顿大学以后才发现，自己已很难适应那种正常的学术机构工作。为了便于为日后的考古筹措资金。他于1984年筹组并创建了安德沃（Andover）考古研究基金会（AFAR），地点位于马萨诸塞州小镇安德沃（Andover）。2000年，巴里·罗列特（Barry Rolett）教授（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接任负责人。马尼士去世后，该研究会迁至美国夏威夷。
在美国，马尼士以“Scotty”[2]这个绰号广为人知。他的学术声望的很大部分来自他倾注一生从事的美洲农业起源研究。1960年，他前往墨西哥高原中部的特化坎峡谷进行考古，这项研究奠定了他最初的学术地位。
在特化坎，他倡导并组织了多学科考古研究，首次揭示出新大陆史前时代早期的农业和气候背景。此外，他还在墨西哥东北部、伯利兹、秘鲁及中国长江中游的江西省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富有戏剧性的研究成果。他所获得的一系列惊人发现鲜有人能望其项背。凭借特化坎的重要发现，马尼士得以跻身20世纪最伟大考古学家的行列。
马尼士的考古经历异常丰富、广博。他曾在加拿大北极圈及横跨美国的多个地点进行考古工作。后来，他前往中美洲，热衷于研究玉米的起源。通过长期的考古发掘，证实玉米最初的起源地就在新大陆的某个乡村，这一事件为新大陆日后农耕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最终成就了美洲伟大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马尼士认为，在前哥伦布时代，玉米在中北美洲及南美洲（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地位堪比创造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亚文明的小麦、大麦、黑麦和燕麦。
一、美洲农业起源的探索
20世纪40年代末，在柴尔德（G. Childe）“新石器革命”的理论、肯雍（K. Kenyon）在杰里科（Jericho）遗址、布莱德伍德（R.Braidwood）在耶莫（Jarmo）遗址的发掘影响下，马尼士认识到，后冰期时代（距今1万年前）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出现，对美洲这块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尚无任何驯化历史的新大陆而言，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1948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海拔2021米的莫吉永（Mogollon）高地的一处洞穴（Bat Cave）内，考古学家发现了玉米遗骸，这座洞穴因栖息大量蝙蝠而得名。洞内最下层的文化堆积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玉米穗轴和南瓜籽粒，经碳十四检测，与玉米相关层位的年代超过6000年。这个发现为玉米和南瓜这两种驯化作物出现在美洲西南部提供了最早的考古记录，或许它们正是从那里被引进墨西哥的。蝙蝠洞的所在位置表明，在寻找人类早期驯化作物遗骸方面，此类干燥洞穴有着巨大的潜力。
1949年初，马尼士在墨西哥东北部的塔毛利帕斯（Tamaulipas）找到了支持上述观点的证据。他在那里的山谷挖掘了拉佩拉（La Perra）洞穴，获得一批保存完好的早期植物遗骸，其中就有玉米。这座洞穴距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边界仅150公里。继这一洞穴的成功挖掘，20世纪50年代初，马尼士又发掘了邻近的罗梅洛（Romeros）洞穴，该址位于奥坎波（Ocampo）镇的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丰富的出土物表明，早期农业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经营的狩猎—采集经济的一部分。
马尼士之所以特别关注那些干燥洞穴，是因为在墨西哥城附近检测发现了古老的玉米花粉，暗示当地曾有一种古老的玉米品种。遗憾的是，那里的气候环境并不适合保存植物遗骸。但在那些早期人类居住的干燥洞穴内，很有可能保留了史前时期的玉米，是寻找新大陆农业起源的最佳地点。起初，马尼士也不相信早期农耕者会选择居住在这类山洞里。当他发掘了墨西哥东南部恰帕斯州（Chiapas）的圣玛尔塔（Santa Marta）洞穴时，竟然出土了完整的玉米遗骸，这迅速改变了他的看法。后来，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曼格尔斯多夫（P. Mangelsdorf）研究了30年代以来的出土资料，得知那些玉米并非早先想象的原始作物，而是已经驯化的谷物，它们与生长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的一种近似墨西哥类蜀黍的作物关系密切，其原生地就在格兰德河（Rio Grande）南部。
1960—1964年，马尼士开始主持在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Puebla）特化坎山谷的多学科研究项目，此地位于墨西哥城东南，气候干旱少雨。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的团队发现了多处史前遗址，包括科斯卡特兰（Coxcatlán）、普隆（Purrón）、埃尔列戈（El Riego）和圣玛尔塔等。这些洞穴遗址有发育良好的地层，有保存完好、丰富的植物遗骸埋藏，时间跨度长达12000年，集中展示了中美洲的古文化，是世界史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勒（M. Fowler）完全按照马尼士的方案领导了科斯卡特兰洞穴的发掘。该洞穴以埋藏大量风干植物遗骸而闻名，其中就包括曼格尔斯多夫和马尼士鉴定的漏斗般大小的“野生玉米”遗骸，这是日后美洲的主要农作物，也是假定的驯化作物祖先。当时已经被用作食物，有些还被史前时期的居民扔进火中焚烧。碳十四检测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这一结果将奥尔梅克、萨波特克（Zapotec）[3]和玛雅文化的农耕村落提早了4000年。
中美洲驯化作物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都始于马尼士领导的特化坎多学科项目。一大批物种研究权威参与了特化坎流域出土玉米、南瓜和豆类遗骸的研究。密苏里植物园的库特勒（H. C. Cutler）、美国农业部的惠特克（T. W. Whitaker）研究南瓜（Cucurbita）；哈佛大学的曼格尔斯多夫和加利纳特（W. Galinat）研究玉米；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的卡普兰（L. Kaplan）研究豆类（Phaseolus）。
上述出土植物遗骸记录了美洲驯化作物的演化史。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墨西哥和南美等地出土的玉米、南瓜和豆类。1966年，密歇根大学的弗兰纳利（K. V. Flannery）领导了墨西哥南部瓦哈卡（Oaxaca）州圭拉那魁兹（Guilá Naquitz）洞穴的发掘，他也是特化坎项目组的成员。惠特克和卡普兰对这座洞穴出土的南瓜和豆类进行了分析。
马尼士、弗兰纳利及同事对上述洞穴的发掘提供了中美洲玉米、南瓜和豆类的早期驯化证据。但这里并不像世界其他地区，如近东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拥有丰富的早期村落遗址以讲述农业发展历史。墨西哥所有关于早期栽培作物的知识都来自特化坎、塔毛利帕斯的洞穴以及瓦哈卡的圭拉那魁兹洞穴，通过对这些洞穴的发掘研究，大致勾勒出中美洲的农业发展轮廓。
拉佩拉、罗梅洛及墨西哥城附近的洞穴描绘出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场景，其生业方式为最初的驯化奠定了基石。考古学家在数千年积累的堆积中找到了浅薄的居住面，每层地面都代表了可能由一个扩展式家庭组成的小型狩猎—采集群体。他们在洞内短暂居住，捕捉羚羊、鹿、兔子和其他小动物，同时也收获各种野生植物。洞内遗留的植物遗骸、兽骨，废弃的工具、火塘及储藏窖穴等，讲述着人们随季节变化从一地迁往另一地的故事。继发掘塔毛利帕斯的洞穴之后，马尼士决定前往更南面的区域继续他的探索。
就像布莱德伍德将扎格罗斯山地看作近东农业起源的可能中心一样，20世纪50年代，马尼士提出了中美洲农业的中心就在墨西哥中央高地的理论。他的探索在很多方面堪比布莱德伍德在近东的工作。除了根据玉米、豆类和南瓜的野生祖本识别其自然产地和可能的分布中心外，马尼士还挑选了一批可能保存有早期驯化作物的遗址，吸引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开展古气候、古环境及动植物遗存的多学科研究。
20世纪60年代，碳十四测年技术将美洲出土遗物的年代前推了若干世纪。这项研究在弗兰纳利的指导下进行。那时他为马尼士工作，在瓦哈卡峡谷主持一项独立研究，并将圭拉那魁兹洞穴发现的玉米花粉年代提早了3000年。这个发现似乎表明，中美洲的农业要早于西南亚及安纳托利亚地区。
20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高能质谱加速器（AMS）重新检测了马尼士早年发现的遗骸样本，结果显示为公元前3600年。显然，科斯卡特兰的年代并没有原先估计得那么早。此前在科斯卡特兰和圣马科斯（San Marcos）洞穴出土玉米的层位采集有木炭，并假定二者年代一致，常规碳十四的检测结果为7000—5500 a B. P.。当研究者确认特化坎所出早期玉米为驯化种而非野生种时，亚利桑那大学的朗（A. Long）及同事用AMS直接检测了12个早期炭化玉米穗轴（圣马科斯和科斯卡特兰各占一半），年代为4700—1600 a B. P.。其中，4个来自圣马科斯样本的最老数据仅为4700—4600 a B. P.。如此一来，特化坎最早的玉米穗轴比原先预想的至少晚800—2300年。
尽管AMS检测数据改变了玉米进入特化坎流域的年代，但这并不影响特化坎流域驯化玉米出现的背景。采食玉米的依然是那些小规模的、季节性游动的狩猎—采集群体。玉米的出现未能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新的年代也没有改变当地的文化发展序列，也就是说，距今4700年，最早的玉米已进入特化坎流域的狩猎—采集群体。
AMS测年结果证实，蝙蝠洞所出玉米的年代仅为原先设想的一半。孢粉分析表明，在墨西哥峡谷希索米尔蔻（Xochimilco）湖畔的佐哈皮勒科（Zohapilco）遗址，玉米出现在4300—3500 a B. P.。海湾沿岸拉文塔（La Venta）遗址采集的炭化物检测结果证实，玉米首次抵达此地的时间为3400 a B. P.。奇罗第17号遗址（Chilo-MZ-17）遗址的玉米颗粒和穗轴残骸表明，在墨西哥南部海岸，最早的栽培玉米出现在3500 a B. P.。当然，上述粗略的年表还有待考古学家和年代学家的进一步修正。
上述新的测年数据非常不利于马尼士和曼格尔斯多夫提出的“野生玉米”理论，也因此招致很多诟病。尽管仍有学者支持“野生玉米”假说，但比德尔（G. Beadle）等认为，那些所谓的野生谷物实际上是墨西哥蜀黍。很多人相信，从基因谱系看，墨西哥蜀黍这类物种与早期的引入品种完全相同。但马尼士拒不接受此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制作复杂的图表，以证实他和曼格尔斯多夫提出的理论。
作为新大陆考古的重要区域，特化坎峡谷拥有悠久的文化和环境演变历史。马尼士的团队开垦了这片处女地，并作了成功尝试。后来，他试图通过考古发掘将秘鲁印加帝国巅峰期的文化完整记录下来，这些重要的工作成就了他，但最终让他包揽美国考古界各项殊荣的依旧是特化坎项目，凭借在那里的一系列重要发现，1964年，他荣获了美国考古界著名的斯宾顿（Spinden）[4]大奖，1965年荣获宾夕法尼亚大学颁发的露丝·沃顿·德雷克塞尔（Lucy Wharton Drexel Medal）[5]大奖，1966年荣获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颁发的爱迪生（Addison Emery Verrill Medal）[6]大奖，1971年荣获美国人类学会颁发的阿尔弗雷德·文森特·基德（Alfred Vincent Kidder）[7]大奖。1977年，鉴于马尼士对易洛魁印第安人的研究，他被卡尤加人（Cayuga）历史学会授予康普兰特（Cornplanter）奖[8]。1973年，马尼士荣膺英国研究院（British Academy）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1974年，荣获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此外，南北美洲的一些科研机构也授予他多项荣誉称号和多个教授职位。
20世纪80年代，为检测早年在伯利兹的考古发掘，马尼士重返玛雅低地前农业时代的遗址——奎洛（Cuello），结果表明，该遗址的年代被测早了1000年左右。看来，马尼士当年未能准确定位遗址的地层和年代，这个错误年代是与得克萨斯州的发现进行简单类比得出的，因此未被学界接受。后来有报道说，考古发掘找到了年代早于第一个玛雅村落的遗址。听到这个消息，马尼士兴奋异常。尽管此时他已前往中国长江流域寻找稻米的驯化起源地，但他依旧痴迷于美洲考古，且终生没有放弃。
2001年1月16日，尽管年事已高，行动不便，马尼士仍亲自驾车前往伯利兹的拉玛奈（Lamanai）和卡拉科尔（Caracol）[9]，不幸在往返于玛雅山地的长途旅行中发生车祸，最终在他长期探索农业起源、并给他带来至高无上荣誉的伯利兹辞世。
也许这是上帝的召唤！
二、马尼士在江西
我与马尼士先生相识于1992年。那年夏天，他应邀到江西南昌参加学术会议，后去赣东北考察，遂动了来中国考古的念头。会后他来到北京，商讨在江西开展稻作农业起源考古的可能。鉴于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很快便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并决定由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牵头负责。1993年秋，我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了中美合作项目第一个年度的工作，前往江西乐平发掘了洪岩洞遗址。1994—1996年[10]，中美考古队的工作地点转入万年县，在仙人洞遗址取样的同时，开始发掘吊桶环遗址。我因转任北京大学三峡水库忠县淹没区地下文物考古发掘队的领队，由张弛代表北大参加江西的工作。
那几年夏秋之际，马尼士都要转道北京去南昌和万年，我们每年都要见面，特别是在洪岩洞发掘那一个月，朝夕相处，见闻了不少马尼士的趣闻轶事，记录于此，也是对老先生在中国工作的一个追念。
1993年，中美在南昌举行合作项目签字仪式。记得马尼士在致辞时特别夸奖由我起草的《中美合作协议》简明扼要。同时提到当年他与墨西哥政府签署的类似协议，烦琐冗长，厚厚一大本，让人讨厌。听完大家哈哈大笑，我却在心里犯了嘀咕。明摆着，对外合作的大门刚刚打开，谁都没有经验。我也只能凭着国家文物局给我的一本黑龙江省与加拿大旧石器考古的文本拟写中美合作协议。除了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我有利”三项基本原则外，就是文物标本的出境规定等，至于文本写得好与不好并不重要，但真的希望不要出什么纰漏。
在南昌去乐平的前一晚，严文明和马尼士分别讲了话，马氏讲的大意为：
（一）这项合作将前进一大步，解决一些问题。（二）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地点、遗址和时代。（三）此项目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合作，也是多学科的合作。它就像生物杂交，能促进学科发展。各位有不同背景，将在合作中积累经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明天就要出发了，很兴奋，就像36年前他要去中美洲一样。
在乐平，马尼士等一行外国人住县委招待所，每天租车去工地，耗时费力。当地人企图劝说马尼士与考古队一起住在遗址附近林场的乡政府招待所。马尼士以没有马桶婉拒。不料当地迅速找来木匠，打了把太师椅般的坐便器，并给他演示，马看过大笑，但仍坚辞不就。那年马尼士已年届75，肚子大到下垂。对于上年纪的美国人来说，没有马桶确实是件很严重的事。记得俞伟超先生曾和我谈起，当年他们在河南班村搞合作，有一位上年纪的美国考古学家，每天早上只能跪在村里的蹲坑上，惨不忍睹。毕竟他们从未有过蹲着出恭的习惯。
洪岩洞的发掘采用美式洞穴考古发掘法。1×1米布方。巧妙的是在岩厦顶部布方，先用激光笔将探方位置定位到岩厦上，用环氧树脂固定垂线，线的下端拴有垂球，可控制探方基点。挖掘时探方相互间隔着挖，犹如国际象棋，先挖“黑”格，待挖至深1米，再换至“白”格。美方还准备了不少小旗，供发现遗物时插作标记。
依美方规矩，我和柯杰夫（G. Cunnar）为田野负责人，不直接参与挖掘，只管布方、搜集和记录出土遗物，并将所挖出的土过筛、水洗。美式记录程序繁琐，每件遗物都要装袋，再套入大袋，每层袋子都要详细标记。筛土的活也很重，南方的红土进了筛子就滚成泥球，还得用水洗开，既脏且累，幸亏挖掘面积小，出土量有限，否则可真够我俩招呼的。
这种发掘，各挖各的，互不干扰。探方小，若有遗迹现象则难以窥见全貌，也难以保留。为此我们曾与马尼士理论，但他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遗迹即便挖掉，也能在平剖面图上复原回来。幸亏这处遗址并未发现什么遗迹。
我注意到，洪岩洞的北侧上方有一裂隙，洞内堆积全是雨水沿此裂隙从山上冲下来的，而且年代很晚，为此我建议表层堆积可否挖快点，也没必要过筛、水洗或浮选。马尼士则坚持不从，按既定方针办，明摆着是要给中国人补课。严先生倒是很大度，说既然合作嘛，就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少说多看，按他们说的办。待十来天过去，大部分探方挖至基岩，仍不见有早期堆积，马尼士率先慌了，毕竟他掏了钱不是来中国挖土的。遂下令加快速度。可就在几天前，美方还以中方队员用二尺耙子下挖速度快而引发冲突。就这样，最后洪岩洞的发掘只能草草收场。十一国庆节，我和马尼士等人去万年县考察仙人洞、吊桶环、蝙蝠洞等遗址，确定了下一年度的工作。
马尼士每天到工地坐镇。他很少动手，凡有好点的出土物都会拿给他看。他常常有惊人之举，如猛地将一枚石镞丢入口中，咕噜噜地用唾液洗涮，再吐出来观察。看得我直龇牙。有时会将陶片掰碎，从断茬判断年代。我想，若果真挖到了新石器早期的陶片，马氏这么干可如何得了！
马尼士爱喝一口。在工地上也常常倒杯啤酒，边喝边看或记点什么。江西农村苍蝇很多，他的酒杯口沿常常爬满苍蝇。有时我会过去对他说，苍蝇很脏，你轰一轰！他则颇有风度地说：“没关系，它们喝不了多少！”一般工作两周，他会带女朋友（Libby）去景德镇住两天，喝喝玉米威士忌（Bourbon Whiskey），放松一下，可谓有劳有逸。不过酒后常常发火，据说有时会将矛头对准我。1995年我去吊桶环工地，他见到我便嘟囔：“严文明的眼睛来了！”早就听说他对大学教授有成见，但不清楚为何。我考虑这种成见可能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据我观察，他的工作和研究确有结论下得过快的问题，特别是他早年在中美洲考古所做工作的一些年代误判，难免在学界遭人诟病，并导致某些大学教授对他的挖掘和研究不信任。记得2000年我在哈佛大学与兰博格—卡洛夫斯基（C. C. Lamberg-Karlovsky）一起讨论焦天龙回国搜集资料的安排时，谈起马尼士在江西的工作，卡洛夫斯基表现出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态度，直言马氏的研究不可信。此外，也有文人相轻的一面。后来我看到张光直先生回忆童恩正的文章，才悟到问题的另一方面。1982年，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到访哈佛大学，正巧遇到美国国家科学院准备资助中国考古并开展合作研究，计划帮助四川大学建立几个考古实验室，再组织队伍沿四川盆地边缘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探索民族植物学和农业起源，并决定由马尼士和童恩正共同主持这个项目。但是该计划后来因为夏鼐先生的反对而作罢[11]，这是马尼士万万没有料到的，煮熟的鸭子飞了，他来中国考古的计划落了空，这或许是他讨厌大学教授的深层原因。
马尼士先生的研究确实有结论下得太快的问题。记得1995年，他抽空去湖南考察彭头山等地的出土遗物，回来后就勾勒出了江西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还用仙人洞出土的陶片和想象出来的陶器编织了一张文化发展的“时空网”。我曾当面指出其结论悬，但他很固执，听不进去。还将此文化谱系写进了他的结项报告。
在洪岩洞挖掘时，马尼士做过一次学术报告，他说：
首先，我搞考古是想搞清楚文化变化的法则及为什么变化，所以我对一些理论问题很感兴趣。为达此目的，需要经过六个步骤：1.收集资料。2.解释古人生活及不同方式。（对某些考古学家来说，了解这两点已达终极目标，但对我仅是一半。如新石器如何发展到青铜时代的？如何发展到早期国家的？）3.我的方法是先提出假设。4.验证假设（不等同于自然科学）。5.我采用对比法。如水稻为何在这里出现？农业为何在此地发生？6.最终阐释农业为何在世界各地出现及其原因。距今12000—7000年是早期农业产生的时期。江西也在这个阶段，但这仅仅是假设。
第二，细致的收集资料。了解水稻产生前后的情况，断代十分重要。最重要的首先是层位，建立年代。再就是通过环境变化进一步了解年代。对每件遗物的出土位置要记录详细、清楚，以了解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这些都关系到农业起源的问题。同时还要了解宗教、社会等方面的信息，进而了解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总之，收集资料是非常严谨的工作，它关系到后来的一切！再者，古物一去不会再生，所以工作一定要细，资料一定要完整。
他讲完后我曾提问：你的先假设后求证的方法与宾福德（L. R.Binford）有何不同？马尼士答：大目标一致，都是想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我重视资料收集和对比研究方法，这是宾氏不具备的。从他的讲话看，思路是蛮清晰的。又一次我问他最佩服的考古学家是谁。他画了幅谱系树，将斯图尔特（J. H. Steward）列在鼻祖位置，说此人伟大，犹如其父，表现出极大的敬意。接下来的有布莱德伍德（R. Braidwood）、宾福德等。可见他在理论取向上是钟情于文化生态学的，以及由此衍生的过程考古学。他曾说过，来中国考古是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他在美洲得出的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于他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我一直不清楚。
严格讲，我们与马尼士的合作并不圆满，也不顺利。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加之发掘方法、理念的不同，交流不畅，工作中时常有摩擦，这也是中外合作考古所难免的。那几年，正巧张光直先生每年来中国主持商丘考古项目，每次见到严文明先生，他都会帮马尼士说些好话，觉得他那么大年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考古很不容易，而且申请经费也很难。对此，大家都很理解。
另一方面，话说回来，此次合作在国内外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是1×1米布方法。据我的印象，20世纪20年代在发掘北京周口店时曾用过此法，后来长期弃置。自江西中美合作项目以后，在国内又有恢复。此法对于旧石器时代洞穴、岩厦一类遗址的小规模细致发掘还是比较适宜的。
其次，将遗址中挖出的土全部过筛，重要部位甚至用水洗，这在国内是首次。此后，国内考古界逐渐开始接受这种方法。
第三，当时作为美方成员的赵志军[12]首次在江西使用浮选法，提取炭化植物遗骸。记得那件浮选仪是土法自制的，构件包括汽油桶、可乐瓶、自制的过滤箱、抄网等，简单而实用。这应该是能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留下一笔的事件。
第四，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的采样和发掘在国内考古界产生了积极反响。1995年，该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后又相继入选八五期间（1991—1995）十大考古发现和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由严文明先生领衔的此项发掘还荣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第五，此项合作在国际考古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初步研究被收入美国的教科书。[13]《科学》杂志曾在一篇涉及水稻起源的综述文章中提到江西的发掘；美国《国家地理》也有相关报道。正是因为有了上述报道，哈佛大学的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教授在2000年找到我，讨论哈佛大学、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院与中国合作开展水稻起源的考古研究。后来“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水稻起源考古发掘”中美合作项目（2006—2008）便由此而来。前两年，北大与哈佛的学者还在《科学》联合发表了仙人洞遗址出土世界上最早陶器的研究成果[14]。
尾声
2000年4月，全美第65届考古学年会在费城举行，与会代表3000余人。8号，大会为表彰马尼士在考古领域的杰出贡献，特地举办了一场“纪念马尼士从事考古研究逾60年”（Papers in Honor of Richard “Scotty” MacNeish-Celebrating over 60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持人为马尼士的忠诚助手柯杰夫（G.Cunnar，时为耶鲁大学博士研究生），莅会者近百人，演讲内容包括：马尼士一生的学术贡献、考古学理论思考、跨学科研究、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中美洲考古、印第安考古、陶瓷研究、波利尼西亚航海贸易及酋长制等。会后，戈德史密斯（J. Goldsmith）教授和罗斯（I.Rouse）教授就演讲的内容作了精彩点评。
马尼士先生也前来莅会。他又年长了几岁，但面容变化不大。他坐在轮椅上，话不多。会后大家纷纷上前向他表达敬意。我们几位参加过江西考古项目的与会者（柯杰夫、利比、赵志军和我）也前去和他合影留念（可惜照片拍得很烂）。其中，有张照片是我拿了本书在给他讲着什么，老头儿在耐心地听。就是那一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的罗列特（B. Rollet）教授到哈佛做访问学者，马尼士将安德沃考古研究基金会的位置交给了他。我本以为他就此退休，安享晚年了。谁知后来出车祸时竟是他本人在驾车，真不敢相信。一个已坐了轮椅的老人怎么还开车远行？话说回来，美国还真是有不少70—80岁的老人自己驾车，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后记
2001年1月似乎很不吉利。这个月我接连收到两起噩耗。一个是在4号凌晨，李永迪从台北打来电话，告知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于1月3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时在美国仙逝。另一个是在20号左右，美国朋友通过EMAIL告知，1月16日，著名考古学家马尼士驾车去往中美洲玛雅山的途中出了车祸，后在伯利兹（Belize）不幸去世，享年83岁（1918—2001）。
本文的写作持续多年。马尼士先生的资料最初来自他去世后在美国杂志上刊登的一篇短文，后经查阅其他一些书刊才逐步得以充实。初稿完成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的洪玲玉博士给我寄来美国考古学家弗兰纳利和马库斯（J. Marcus）合写的一篇马尼士的传记。[15]此文发表于2001年，恕我孤陋寡闻，竟全然不知。若本文有任何的错误或缺漏，请参阅他们的文章。
美国考古学家柯杰夫先生对马尼士所获各项大奖及荣誉称号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核对。作为马尼士多年的忠实助手，他鞍前马后，从北美到中美，再到中国，一直随同马尼士转战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二人可谓情同父子，感情深厚。20多年前，我和柯杰夫相识于北京，从互不了解、无法沟通，到矛盾冲突，最终不打不相识，成为很好的朋友，一直保有联系。柯杰夫是位实干型的考古学家，很能吃苦，且粗中有细。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曾参加该校与山东大学合作在日照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并以龙山文化石器原料和制作技术为题撰写了优秀的博士论文。他听说我在写这篇纪念文章，非常高兴，有求必应。2015年他一直在美国内华达的考古工地发掘，工闲之余，帮我查找并寄来一批马尼士先生的老照片，非常珍贵。
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的罗列特教授专门就安德沃考古研究基金会的情况给我写信说明。王亚玎小朋友对本文的写作也有所贡献。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南方文物》2016年1期）
[1] 北美大学的考古系都设在人类学系、古典学系或近东系，或在艺术史系有一两位考古学的教职，鲜有独立的考古系。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则是例外，它们都是马尼士早年的工作单位。
[2] “Scotty”在英语俚语中有“苏格兰狗”之意。
[3] 萨波特克人（Zapotecs）是位于现在墨西哥瓦哈卡州区域的一个农耕族群，存在于公元200—900年，后被阿兹特克人征服。萨波特克人是美洲应用农业和书写系统的先驱，他们建造的蒙特阿尔班（Monte Albán）是美洲最早的城市之一。萨波特克人也是极具天赋的制陶工匠。
[4] 斯宾顿奖章（Spinden Medal）由美国华盛顿特区人类学协会颁发，以表彰考古学家的卓越研究。
[5] 露丝·沃顿·德雷克塞尔奖章（Lucy Wharton Drexel Medal）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颁发，以表彰考古学家的重要研究成果。最近荣获该大奖的有杰瑞·沙布罗夫（Jerry Sabloff）和伊安·霍德（Ian Hodder）。
[6] 爱迪生奖（Addison Emery Verrill Medal）由美国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颁发，以表彰考古学家的卓越研究。
[7] 阿尔弗雷德·文森特·基德奖（Alfred Vincent Kidder）由美国人类学协会颁发给美国考古界的卓越学者，每两年颁发一次。
[8] 康普兰特（Cornplanter）奖由卡尤加人（Cayuga）历史学会颁发，以奖励对易洛魁印第安人进行研究的卓越学者。1977年同时获奖的另一位学者是著名考古学家威廉·里奇（William Ritchie）。
[9] 拉玛奈（Lamanai）和卡拉科尔（Caracol）是中美洲伯利兹的两处玛雅文化重要遗址。
[10] 因为美方经费问题，1995年该项目停了一年。
[11] 张光直：《哭童恩正先生》，《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76—180页。
[12] 赵志军当时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的博士研究生，攻读植物考古。
[13]. Bruce D. Smith 1994.，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A Division of HPHLP, New York.
[14]. Wu，X.，Zhang，C.，Goldberg，P.，Cohen，D.，Pan，Y.，Arpin，T.，& Bar-Yosef，O. （2012）.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China. Science，336（6089），1696—1700.
[15] Flannery，K.V.，& Marcus，J. （2001）. Richard Stockton MacNeish （1918—2001）：A Biographical Memoir.Biographical Memoirs，80，3—27.
丁爱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