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压抑”理论及其困难

按照至今仍然非常流行的“性压抑”理论，上面这些问题似乎都不难解释。比如，河间妇人是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桎梏，有性压抑，出于反抗才一朝突变为荡妇的；又如，士大夫是由于礼教盛行，受到性压抑，才去写作和观赏色情文艺，才去狎妓的(1)；等等。习惯于谈论性压抑之说的学者很多，这里仅稍举非常著名者一二例以说明之：

潘光旦曾注意到清代独逸窝退士《笑笑录》有如下一条：

吴康斋与弼召至京，常以两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极常在眼前。长安浮薄少年竞以芦菔（萝卜）投其中戏侮之，公亦不顾。

对此，潘光旦评论说：

太极图是一个性的象征，并且是一个性交合的象征，有道学家的过分的抑制或禁欲的行为于先，斯不能没有“令太极常在眼前”的举动于后，这却不失为一个情理上可有的事实。(2)

这是典型的性压抑说及其运用。

中国妇女则被认为自古就受到远甚于男子的性压抑，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河间妇人。在朱东润看来，《诗经》中许多篇章都是妇女性压抑（他称之为“幽郁”）的反映，而且这压抑垂两千年而不释：

吾国妇女之幽郁，几成特性……求诸昔日之文学，则作家如李清照、朱淑真，文学中之人物如冯小青(3)、林黛玉，皆此类也。……春秋之时，鲁、卫为文化最盛之地，卫之贵妇女，幽郁之性特甚，今见于《邶》《鄘》《卫》之诗者，如《柏舟》《绿衣》《燕燕》《日月》《终风》《泉水》《载驰》《竹竿》《河广》之篇，盖无往而不充满涕泪。或则曰“女子善怀”，或则曰“我心则忧”，于是殷忧长愁，郁为风气，吾国一般妇女之幽郁性，逐渐滋长，以至今日，盖有由矣。(4)

不过，我们在下一章就将看到，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与朱东润的上述描绘大有出入。

“性压抑”理论中，通常总是有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压迫”与“反抗”，并且归结到“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陈词滥调。于是似乎就可以很方便地将礼教和禁欲之类归于“压迫”，而将放荡、狎妓、色情文艺等归于“反抗”。但是这种理论其实有很大的瑕疵。

如果真是压迫和反抗，那怎样解释上述两方面长期共存这一事实？为什么千百年持续进行压迫却未能最终将对手压服，而千百年持续进行反抗也未能最终将压迫者打倒？如果解释说，长期共存是由于双方都无力消灭对方，这仍然不能摆脱困境——因为立刻会面临新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双方长期共存的平衡状态？在我们比较习惯于使用“压迫—反抗”模式的情境中，事情多半总有个“结果”，比如秦朝的暴政压迫，导致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反抗，结果是暴秦二世而亡；又如列强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反抗，结果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等。要是双方竟千百年平衡共存，那显然需要另作考虑了。

现在不妨将目光暂时转向外界。正当性压抑之说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偶尔涉及性文化史（极偶然、极小心地，轻轻擦一下边——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前长期如此）时几乎唯一的理论结构之时，一些西方学者早已展开另外一种思路。这里姑以法国思想家福柯（M. Foucault）为例。他在1976年出版的《性史》第一卷中，一开头就着重讨论“性压抑”理论——这在西方也同样是许多学者习惯采用的说法。福柯认为，把性的历史看成是性压抑的历史，或者反过来，认为性并未受到压抑（他当然都是就欧洲社会的情况而言的），都成问题，因为这两端其实都陷入了同一个圈套中。他认为无论说有压抑还是无压抑，都与性的实际情况不符，因此提出疑问：“性的压抑真的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吗？”(5)但是习惯于从“性压抑”角度去看问题的人，都相信这确是事实，而且意义重大。所以福柯说：

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自己受到了压抑……(6)

当然，福柯的着眼点，对于本书的论题而言，稍嫌玄远了一些，但指出“性压抑”理论的困难，仍不失其启发思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