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的同步兴盛

本书第四、六、七章将分别对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作较为集中的考察论述，这里只先提到这些考察所得结论中一个令人惊奇之点——在中国历史上，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三者有同步兴盛的现象。

礼教在中国古代渊源甚远，但在宋代之前，它基本上不为上层社会所重视，更未得到严格的遵守奉行，也谈不到深入人心；从宋代起它才被大力宣扬，至明、清而臻于极盛。娼妓的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先秦，但也是在宋代大获发展，至明、清而极度繁荣（特别是私妓）。色情文艺在中国的历史很可能相对要短得多（尽管在宋代之前也不乏端倪可寻），然而到明代后期达到登峰造极之境。此三者的同步兴盛现象，如果仅仅解释为时间上的巧合，显然无法令人感到满意。

对于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都已有过不少论述了。一个常见的理论模式是：将此三者一概归结为“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表现。在孤立地谈论此三者中任何一者时，采用这一模式尤显得顺理成章（其实稍加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也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将此三者联系起来，特别是考虑到它们的同步兴盛，上述模式立刻就面临巨大困难。比如，礼教与后二者明显是对立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相容的，现在人们可以问：如果礼教是“腐朽没落”的表现，那么与之水火难容的色情文艺和娼妓业为什么不是清新向上的表现，却同样也是“腐朽没落”的表现呢？而且，正如本书第六、七、八章中的例证所表明的，许多有义务以身作则、大力倡导礼教的人，也公开狎妓和欣赏色情文艺，这些现象又如何在理论上获得统一呢？……所有这类疑问，实质上都与《河间传》的故事有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