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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的集中村，我的家人住在一座泥巴小屋里，被褥就铺在地上。我不知道妈妈用什么法子给大家对付一日三餐。妇女只能在指定日子的指定时间下地干活，或为有钱人打工。我妹妹恩佳吉和我嫂嫂凯瑞蒂时不时还得去欧洲人的茶园打工。

更加糟糕的是还有大限的传言。1955年1月中旬，巴林总督[19]提出大赦所有愿意投降的茅茅游击战士。大赦的条件是——与1954年以来数次谈判的失败条件一样——政府对游击队员获得土地与自由的政治诉求寸步不让，许诺他们不上绞刑架，但必须坐大牢。不论大赦还是谈判，殖民政府都拒绝把茅茅运动视为合法争取政治权利、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数架飞机低空盘旋，往大山和村庄播撒传单，威胁游击队员若不接受条件，将遭受不予透露的后果。在新村的茅屋间，这些威胁传来传去变得更加恐惧。

我认真地看了大赦令及其他恫吓的文字，因为这与我的哥哥有关，古德·华莱士就在大山深处什么地方作战呢，我担心他的性命难保。整个假期，末日的气氛笼罩在全家的头顶上，更加难受的是——至少我感觉——大家对此几乎闭口不谈。看见哥哥的妻子凯瑞蒂对威胁恫吓如此淡然处之，我感到很奇怪，不过也许是她故作镇定吧。日子过得真是愁云惨淡，人心惶惶。三个星期的假都到头了，我也没有机会去见肯尼思谈谈他的书。

3月12日，我回到“联盟中学”，开始了在“避难所”的第二个学期。那个自己也曾参加修建的新村社区的监狱般的景象一直困扰着我，为我的哥哥及其战友蔑视劝降即将大难临头的担忧一直重压着我。从此之后，我的生活将在一个不断提醒我的家园失落的家中度过，将在一所虽然提供保护但却缺乏家的那种踏实感觉的学校里度过。而这两者——真够讽刺的——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我担心就连它们也随时可能会发生碰撞，粉碎我的诸多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