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到20世纪30年代，开放的口岸已达到了114个。中国被彻底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封闭的农业国逐步开始了工业化进程。

军事是清末最早开始工业化尝试的领域。鸦片战争战败让清廷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为应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国内愈加频繁的农民运动，改变旧式军队的孱弱，清政府开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开明官员从购买洋枪洋炮开始，仿造船炮并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之后苏州洋炮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纷纷成立。洋务派官员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下，希望通过强兵改变国家命运。

这是一条由政府主导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先行的工业化之路。由于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市场需求不足，加上清廷缺乏资金，民用工业的重要性开始凸显。19世纪70年代，一部分官员开始提出“求富”口号，主张创办民用工业，以富国实现强兵。

甲午战败对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富国强兵之路走到尽头，仅有枪炮改变不了积贫积弱的困境，一些人在政治主张上开始转向。康有为提出维新变法，希望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通过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的改革来帮助国家摆脱困境。孙中山则创立兴中会，并在广州发动起义。他在衰朽的王朝看不到生机，认为革命才是中国的出路。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列强获得了在中国投资办厂的权利，西方资本加速涌入中国。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刺激下，民族资本以“商战”相号召，形成了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潮。张謇就是投身实业的代表，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在工不在商，工业强大，御侮自在其中。

从洋务派提出“富国”口号到此时，以民间资本设立的商办厂矿数量和资本总额已经领先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进入20世纪，民族资本获得了更大规模的增长，缫丝、棉纺、火柴、电灯、肥皂、烟草等行业都出现了它们的身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之机。这一时期，中国资本新设厂矿共379家，资本总额8580万元，平均每年设厂矿企业63家，新投资本1430万元，比一战前的19年间增长了一倍多。除了重工业，在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等轻工业领域，中国的民族工业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机会。

但这种发展并不长久。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家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加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工业彻底丧失了发展的宏观环境。

总结来看，西方的工业化大生产技术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之一，在与列强争利的对抗中，民族资本逐步发展，一些人通过充当外洋买办积攒起工业的原始资本。他们中的许多人兼具士绅和实业家双重背景，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学界总结，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夹缝中产生的，这决定了它的成长过程和最终归宿，但张謇们实业救国之路的意义并不会因它的最终归宿而黯淡。它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从经济领域救亡的决心，是中国近代史的另一个侧面——一个封闭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时，除了诉诸政治独立和政体改革，经济领域的挣扎与悍战从未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