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是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

历史学家唐德刚用“历史的三峡”来解释近代中国从帝制到民治这一惊涛骇浪的大转型。大转型中蕴含着数不清的变化，十年一变，连着二十变，“非两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

且不论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变化”的确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核心关键词。

从1840年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激烈震荡中度过了180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习惯寻找社会和经济运行的规律，并冠以周期之名。对中国人来说，天干地支，六十载一甲子，这是最显性的周期。

仿佛是某种巧合，这180年的时间也按三甲子被分割为不同的周期。从曾经的GDP世界第一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时代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对中国人而言，这三甲子的历史是由一甲子步步沉沦的历史，一甲子奋力抗争的历史和一甲子向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上下求索的历史构成的。

1840年、1900年、1960年、2020年，每一个新的周期都以庚子年开启。大变之年，起始之年，庚子年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区域发展模式抑或某种时代精神总会成为之后岁月里的精神火种。它是预言，也是序章。

1840年的庚子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开启了晚清名臣李鸿章口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三千年未有”，变在文明轮替。

1840年，英国人以坚船利炮强硬地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工业文明主导的新兴国家迫不及待带着成果向农业文明下的老牌帝国露出了獠牙。

新兴的工业体系支撑着英国战舰在中国的内河溯流而上。在当时，中国人的炮弹无法击沉铁甲蒸汽战舰，中国人的防御堡垒也无法抵抗英军更远射程的利炮。古老的帝国自此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农业文明时期有着恢宏历史的中国由此将制造业第一的宝座让渡给了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1]

对中国而言，此后是国运不断探底的60年。国家主权步步沦丧，中国的门户一一洞开，通商口岸在一甲子里激增10倍。列强凭陵，等到衰朽的帝国终于在与此前的追随者日本的战争中落败，新一轮的瓜分狂潮降临了。

1900年，庚子再临。

此次大变，变在国运触底，中国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于工业文明浪潮。

这一年对中国而言几乎是近代以来国家和民族命运最危险的时刻。60年积弊之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时，京师团练仅1500人，半是老弱残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当时中国国力的印证——帝国已弃兵卸甲，日薄西山。

但1900年里也蕴藏着生机。此前的几个月里，在南通的乡间农田里，新建的纱厂纺轮已经转动了起来。晚清状元张謇走出书斋，抛弃了官员的顶戴，躬身入局，期望以地方自治和实业发展来拯救国家。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取名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知识分子的底色犹在，但工业实业家的自觉已生。这是新时代开启的预言，作为从旧土壤里生出的新人物，张謇奠定了此后中国工业化的基底——独立自主之路，不甘沉沦之心。

南通毗邻长三角，距上海不到三百里，这是一个离从海上而来的工业文明不近不远的距离。这里既能接触外部世界，又得以形成相对封闭、不被外国资本侵扰的区域环境。从当时的现实境况来看，大生是近代民族资本与列强悍战后为数不多的幸存品，它虽为工业文明之产物，某种程度上却又是顽强的小农经济的表征。它的命运与近代民族工业的大多数参与者一样，在山河破碎、国家主权沦丧的时代悲歌中走向终局。

张謇和此后的民族实业家们的行为，一言以蔽之，属主权沦丧背景下的个体奋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饱含的救亡不屈之心，鼓舞此后百年无数国人踏上自主发展工业之路。而他们命运中的悲剧性，又让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重要性，在此后60年时刻萦绕在中国人民心中。

时间进入1960年，又到庚子年。

经过一甲子的奋斗，中国人终于建立起了主权独立的国家，独立自主和工业化成为不可偏废的两大主题。这是对此前60年的继承和回应。当年春天，在东北松辽盆地上的大庆油田开发，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独立自主发展工业这一时代主题。

在外部世界环境凶险、起点极低的情况下，不依附策略使得中国的工业化重启既遭遇西方封锁，又面临苏联撤资撤援的困境。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发大油田，既有利于摆脱对外部石油的依赖，维护国家安全，又能为国内的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大庆油田开发势在必行，但在艰难的外部环境下，大庆的发展又展现了巨大的复杂性。改变产业和国家命运的坚定信念与计划指令的高效，最终演变为对个体的忽视和对其他产业的压抑，此后60年，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这些特性的扬弃。

发展工业的执着毋庸多言。中国人在一片杳无人烟的荒原上用20年让一座石油城拔地而起，大庆充分展示了从边缘地带跻身生产力中心所必须历经的苦难与激情。正是在强烈的使命感的驱动下，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们创造了连续27年年产5000万吨石油的开发奇迹。从此，不甘沉沦，不屈从天然地理禀赋，满怀热望改变命运的信念，出现在每一个创变者身上，它们是这一甲子中国区域工业进程中奋斗者们共同的主题。

而对计划经济的态度转变，则攸关中国经济体制变化与发展模式的更迭。

“工业学大庆”是20世纪60年代的风潮。在时局的推动下，以国防和国家安全为考量的区域工业化浪潮应时而兴。中国的西南内陆腹地一大批工业城市如攀枝花、十堰等都借鉴了大庆建设经验。自上而下的国防工业化安排平衡了生产力的空间分布，这是保卫独立自主发展路线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独有的现象。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计划指令性经济的弊端也愈加鲜明。到20世纪70年代末，僵化的体制和低下的效率让国民经济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对大庆模式所代表的计划经济的扬弃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生活的重心。

在东南沿海，在长三角的温州农村和珠三角宝安出海口的滩涂上，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萌生。温州的崛起显示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浙东的农民在国有经济最薄弱的区域，充分发挥了家庭个体经济的灵活性，成功实现了区域发展的逆袭。

而深圳特区则是渐进式改革的典范。随着国际形势缓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重新打开的国门和深圳毗邻香港的区位因素，都让引进外部资源成为可能。落后的乡村由此一跃成了经济发展的重镇，东南沿海重新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走上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路线。凭借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敢闯敢拼的创变精神和世界制造业从“东亚四小龙”向外转移的历史机遇，中国制造业实现了狂飙猛进式跃升。到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这是独立自主发展路线和坚定而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共同达成的胜利。在此之前，中国发展秉承独立自主路线，对外不乏借鉴学习，处于学习工业化阶段；201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倚重内生动能，在一些领域已开始输出中国经验。

本土创新浪潮以全世界都难以忽视的方式闪耀登场，突出的案例有互联网平台型经济、依托庞大国内市场而诞生的新消费品牌和新商业模式。这些新生事物并非空中楼阁，它们的根系深扎在中国经济数十年积累的成果里，基于特定环境快速成长，也各自面临挑战。

2020年，又到庚子年，中国又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次庚子，变在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中国发展动力转轨。

新冠疫情和逐渐激化的中美贸易摩擦，让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大增。中美国力差距缩小，守成大国对体系中的潜在挑战者敌意加剧，中美双方在贸易和外交领域的频繁摩擦使得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与此前40年有极大差异。中国深度参与的全球产业分工链条因此面临断裂风险，高出口和外向型经济拉动的增长也可能难以为继。

正是在外部环境风云变幻之际，中国提出了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产业分布、城市格局洗牌在即，从出口、内需和基础设施投资层面的生产力分布将开启新一轮板块运动。

创变者们并未止步，他们的视线与布局早已跳出了行政区域范畴。

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新的洲际联通基础设施如中欧班列有望从陆地上实现与欧洲的高效贯通，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这都是新格局下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表现。中欧班列这一新兴洲际通道，还肩负着更多的使命——基础设施出海，用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供应链来连接海洋贸易难以企及的世界心脏，从而输出工业发展成果和文明，重塑地理。

大内需时代开启。由于具备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此前中国在工业发展比较优势中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渐消，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凸显，基于内需形成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枢纽级制造品牌具备了可能性。从内需中挖掘经济的发展空间和动能，产城竞合模式[2]也超越了原有的地理区位竞争范畴，谁有能力更好地构建与国内消费人群和产业链条之间的联系，谁就站在了城市竞合更有利的位置上。

对国内大循环的强调，也在呼唤对内开放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从区域均衡发展层面看，内陆腹地的广袤空间迎来了发展契机。产业园区这一为中国工业化的方案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经济组织形式，既呼唤更为专业的运营者，也日益成为城市产业竞争的重要基础设施。

回顾18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从沉沦到复兴，其中隐藏着不可忽视的三重因子——独立自主之路，区域经济模式多样性，不甘沉沦之心。

——独立自主之路，确保了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家工业政策和产业发展层面，拥有长期的、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

——区域经济模式的多样性，使得中国的崛起是多地驱动式的崛起，此起彼伏，如同满天星斗。中国经济的活力并不由单一地域、单一要素左右。它意味着自下而上的能动性得以发挥，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中国因而成为新经济绝佳的试炼场。在充分的试错空间里，工业化进程、现代化发展和改革能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由此，中国经济得以实现接力式的长期稳定增长。

——而这种区域经济满天星斗、百花齐放式的格局之所以形成，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有从张謇开始的不同时期的创变者们对国家命运的强烈使命感，在一腔热血和一颗不甘沉沦之心的驱动下，才有众多的生产力边缘地带摆脱区位发展劣势，让区域崛起的特点从可能性、偶然性，成为现实必然性的可歌可泣故事。

时间维度的工业化演进，空间层面的区域模式创新和个体创变者不甘沉沦、永不屈服的精神，这就是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秘诀，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盘（见图1）。正是有了这一中国基本盘，区域创新风起云涌，各领风骚，中国实现了强劲而稳定的长期增长，摆脱了落后与贫穷，一步步走向复兴。

本书的主题就围绕中国基本盘的三重因子展开，按照时间和空间维度相叠加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演进谋篇。主体分为5章，分别论述了近代民族资本在夹缝里的艰难腾挪，计划经济时期创造的工业奇迹，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机和活力，以互联网平台经济、新国货浪潮等新商业现象为代表的中国创新力，新发展格局下超越地理的新变量等主题。

全书共收录了11种地理或超越地理层面的区域生产力演进模式，包括：张謇在南通的工业化实践，计划经济时期大庆模式的辉煌与局限，三线建设样本攀枝花钢铁与从计划往市场转轨的上海宝钢在建设模式上的异同，温州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后来的困境，中国最伟大的城市深圳和最强的代工巨头富士康如何实现共同升级互相成就，过去10年间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崛起与反思，互联网资本贪婪短视特质对制造业小镇王庆坨的冲击，新国货浪潮崛起背后的中国制造升级之路，循环格局变更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代表洲际联通设施中欧班列所承载的雄心和它面临的考验，中国制造业大升级之际产城竞合模式的变革，被视作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园区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的机遇与挑战，等等。

这11个案例虽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但始终离不开对5种关系的思考——中国与世界、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边缘与中心，独立与依附。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避无可避的主题，案例的价值和典型意义也正是在不同的参考坐标里反复被审视而得以确认的。

通过分析和总结经济空间演变轨迹里的典型模式，探寻工业化进程里的历史现场，我们期望逼近那些在历史大模型中将某种模式由可能性变为必然性的惊险瞬间。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除了是工业化、城市化在不同地理空间演进的历史，更是中国人应对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史。它并非被动承受的产物，而是中国的一群有识之士带领人民主动上下求索的成果。

因而，本书中所有的模式的本质都是以脚下的土地为试验场的中国创新和创变者的故事。

谨以此书，致敬中国的创变者和守护中国创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