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互动
贵族文化、士人文化与乡民文化、市民文化在文化品格上有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别。[26]“雅”本义为一种鸟，即“鸦”，《说文解字》云：“雅，楚鸟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谓之雅。从隹，牙声。”段玉裁注云：“楚鸟，鸟属。其名楚鸟，非荆楚之楚也。”[27]《汉语大字典》云：“此字常借为‘雅’正义，后世遂别构‘鸦’字。”[28]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进一步指出：
“雅”在《说文》就是“鸦”，“鸦”和“乌”音本相近，古人读这两字也相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雅”即“乌”。《史记·李斯传·谏逐客书》、《汉书·杨恽传·报孙会宗书》均有“击缶而歌乌乌”之句，人们又都说“乌乌”秦音也，秦本周地，乌乌为秦声，也可以说乌乌为周声。又商有颂无雅，可见雅始于周。从这两方面看来，“雅”就是“乌乌”的秦声，后人因为他所歌咏的都是庙堂大事，因此说“雅”者正也。[29]
可见“雅”即“鸦”，而“鸦”与“乌”音近，“乌乌”为秦地（原为西周王畿之地）之声，故称秦声（周声）为“雅”，“雅”于是从“鸟”衍生出新的义项，即说话之声与此鸟声相近的秦地之音。因为秦地原为西周王畿之地，其音遂成为有别于地方语音的王畿之音、正统之音——正音。于是“雅”又衍生出正统、高尚、美好等义项。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雅”通“夏”，梁启超《释“四诗”名义》云：
“雅”与“夏”字相通，《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则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可见“安雅”之雅即夏字。荀氏《申鉴》，左氏《三都赋》皆云“音有楚夏”，说的是音有楚音、夏音之别，然则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无疑。《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30]
梁先生的解释也颇为有理。其实，上述关于“雅”之词源的两种解释（“雅”即“鸦”、“雅”通“夏”），都说明“雅”乃指称王畿之地、文化先进之地相应事物的语词。
“俗”之本义当为习俗、风俗，《说文解字》云：“俗，习也。”段玉裁注云：
习者，数飞也。引伸之，凡相效谓之习。《周礼·大宰》：“礼俗以驭其民。”注云：“礼俗，昏姻丧纪旧所行也。”《大司徒》：“以俗教安。”注：“俗谓土地所生习也。”《曲礼》：“入国而问俗。”注：“俗谓常所行与所恶也。”《汉·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31]
《尚书·君陈》云“败常乱俗”[32]，《周易·渐卦·象传》云“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33]；《史记·乐书》云“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张守节《正义》释其中的“风”、“俗”云：“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34]上述例证中的“俗”皆指习俗、风俗。
“俗”又从习俗、风俗衍生出世俗之义，如《庄子·天地篇》“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35]，又如屈原《离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36]，再如《颜氏家训·教子》“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37]，其中的“俗”皆指世俗。值得注意的是，刘熙《释名·释言语》云：“俗，欲也，俗人所欲也。”[38]该义与世俗之义相通。
“俗”又从世俗衍生出庸俗之义，如《荀子·儒效》云“有俗人者，有俗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是俗儒者也”[39]，《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云“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40]，其中“俗人”、“俗儒”、“俗主”之“俗”皆指庸俗。总之，“俗”从“习俗、风俗”衍生出“世俗”，再衍生出“庸俗”，这三个涵义乃是“俗”的核心义项。
谭帆先生《“俗文学”辨》认为“俗”有“风俗”之“俗”、“世俗”之“俗”、“雅俗”之“俗”、“通俗”之“俗”四种涵义，实际上“通俗”之“俗”可涵盖于“世俗”之“俗”，“雅俗”之“俗”即“庸俗”之“俗”，谭先生“释俗”之论可以看作对“俗”之核心义项的拓展。谭先生对“俗”还有进一步的阐发：
大体而言，“风俗”之“俗”指称特定的风尚习俗，而风尚习俗又以民间性与下层性为主流；“世俗”之“俗”在道德、情趣和追求上划出了一个独特的人群，这一人群是以现实追求和俗世享受为特色的；“雅俗”之“俗”主要从审美和文艺的角度立论，指在思想情感、表现内容、风格语体方面与“雅”相对举的、趋于下层性的文艺和审美的一脉线索，并在价值评判上作了限定；而“通俗”之“俗”既承“雅俗”之“俗”，又由“世俗”之“俗”演化而来，然更注重下层百姓之内涵。总之，“俗”在古代文献中大体都以下层性为依归，体现了浓重的俗世内涵；同时，古代以“俗”为宗旨的书籍是“自上而下”有意为之的，是有明确创作意图的书面性文字。[41]
谭先生之论，非常精当，其中“下层性”和“俗世内涵”点出了“俗”之精髓。
雅俗对举以别高下，先秦已有萌芽。《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何晏引孔安国之说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夺正色。”又引包咸之说曰：“郑声，淫声之哀者。恶其乱雅乐。”[42]可见孔子恶“紫之夺朱”，实则是恶“邪之夺正”，恶“郑之乱雅”，实则是恶“淫之乱正”，孔子捍卫的是“正”。此句中“雅”、“郑”对举，可谓后世文艺批评中雅俗观之萌芽。《荀子·儒效》云：“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43]荀子将儒者分成了“俗儒”“雅儒”和“大儒”三个层级，治国之才依次递进，这里已有“俗”“雅”“大”的对举，雅俗的高下之别已非常显豁。
汉代雅俗对举以别高下，应已成为常态，如王充《论衡·四讳》云：“夫田婴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婴信忌不实义，文信命不辟讳，雅俗异材，举措殊操，故婴名暗而不明，文声驰而不灭。”[44]王充认为田婴、田文父子，父亲轻信传言乃是“俗父”，儿子见识过人乃是“雅子”，父子二人“雅俗异材”，有高下之别。又如刘熙《释名叙》云：“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多殊。”[45]其中“名号雅俗”云云，指事物名号有雅有俗，其实也是雅俗对举。
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人物、辨别雅俗已成风尚，雅俗对举以品人、评文、鉴乐已成文人习惯。如《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云：“胡毋辅之少有雅俗鉴识。”又如该书《赏誉》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云：“济有人伦鉴识，其雅俗是非，少有优润。”[4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文心雕龙》正式将雅俗作为对立范畴引入文学领域，奠定了后世文艺批评雅俗观的基石。《文心雕龙·定势篇》云“雅俗异势”，《通变篇》云“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47]，都强调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雅俗之辨。
南北朝之后，雅俗具体内涵随时运之交移而屡有变迁，雅俗之辨一直是文人立身为文的首要功夫，如朱熹《答巩仲至书》云作诗“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48]。
中国文化史上的雅俗对举，“雅”一般代表着“正”“古”“清”“逸”等较高层面的文化追求，“俗”一般代表着“奇”“今”“浊”“陋”等较低层面的文化品位，因此贵雅贱俗、崇雅黜俗是文化史的主流，但特定时期也存在以俗为雅、贵俗尚俗的支流。另外，每个时代的雅俗内涵不尽相同，雅俗边际也就游移不定，正如王国维先生所云：“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49]其实王先生所云“其间固无界限”应理解为雅俗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大体的界分。简言之，文化史上的雅俗之分，确定之界恐无，大体之界仍有。一般而言，贵族文化、士人文化因其较高的文化品格对应于雅文化，而乡民文化和市民文化则因其较低的文化品位而对应于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