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病因学模式

在系统治疗的发展史中，研究者发展出了不同的疾病解释模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可观察到的互动过程是问题形成之处，如僵硬的人际界限、冲突的三角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角色混淆、含混的沟通、代际传承的行为模式以及反复的、适得其反的解决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系统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更多以语言为导向的阶段，给定意义的过程、信仰体系和片面的叙事逐渐成为行为问题的解释模型，例如，负面归因和充斥着问题的叙事。孩子和父母认为是它们造成了棘手的行为方式。如今，在这些发展阶段发展出的不同技术，成为系统性“工具箱”的共同组成部分。

传统上，将家庭（错误地）理解为病理的发源地。然而，这种错认对儿童发育的影响并不足以解释精神障碍的发生。确实，有一些更容易引发精神障碍的家庭问题模式，但是家庭关系模式与特定障碍之间没有线性相关。

基于美国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Engel）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在面对问题和疾病时，既考虑“坚硬的”现实，也考虑更为柔和的现实想象是有意义的。因此，在我与儿童和家庭一起工作时，我感兴趣的是：孩子生活的“客观”世界是什么样的？即家庭的运转和居住状况如何？父母的收入水平如何？如果父母离异，父母是彼此协作的，还是冲突不断的？家庭有哪些负担，如疾病、贫困、作为移民或者难民的后续影响？这个家庭拥有哪些资源，如教育、良好的社会支持、身体健康或者家庭成员善于理解？孩子的脾气如何？家庭和社会环境之间契合得怎么样？我也试图了解，家庭对其现状是否有所应对，家庭是如何利用自身的家族史作为解决现有问题的资源的；还是他们觉得现实已无法改变，自己已沦为了现实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