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中国初期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通过陶器的文化类型与战国时代以后的文献中所记载的夏、商（殷）王朝的有关史料相结合来进行的。然而，由于夏朝神话传说般的史料记载的可信度仍需斟酌，这种研究方法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另外，仅按地域分析每个地区的陶器系统，很容易造成文化类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脱节。事实上，地域间的相互交流使得陶器系统相互混合、错综复杂。本书作者认为，地域间这种相互交流的复杂化状态正是分析初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所在。她首先按陶器的风格将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代的黄河中游地区划分为六大区域，然后用数量分析的方法计算出每个遗址中各个系统的构成比，最后通过这些数据来分析陶器风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并以此来阐释国家形成期的地域间动态关系。

本书的主要部分基于作者于2001年提交的日本京都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初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域动态》。其最大的特点是将数量分析方法应用于陶器研究。这在20年前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她以自己独特的研究手法，将日本考古学中的陶器法量比较、陶器表面绳纹数量测量等方法应用到她亲自发掘与整理的考古遗址资料研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其他遗址进行相同分析。之后又将这些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先后在日本相关的学术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了发表，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的具体成果可以大致总结如下。

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陶器，可以划分为以下六大系统：河南省中部的伊洛系、山西省西南部的东下冯系、山西省中部的东太堡系、河南省北部的辉卫系、河北省南部的漳河系、河南省东部到山东省的岳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伊洛系是夏人的陶器风格，漳河系是商（殷）人的陶器风格，不同风格的陶器分别出自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族裔集团。本书作者通过对每个遗址中各系统陶器的比例变化分析，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地域间交流的事实，主张陶器的风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人的移动而发生改变。作为中心地域的伊洛系，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其陶器风格融入了东下冯系的要素。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宫殿遗址、青铜器铸造作坊、青铜器和玉器作为随葬品的贵族墓葬多出现在二里头二期晚段至三期，这一时期伊洛系陶器占了七成以上。而进入四期后段，主要宫殿废弃，二里头遗址从政治中心变为一般聚落，伊洛地区的陶器风格逐渐从以伊洛系为主演变为漳河系不断增加，特别是到了四期后半的郑州商城遗址，漳河系部分取代伊洛系成为陶器的主要制作手法，形成了伊洛-郑州系陶器系统。另一方面，在周边地区的山西省西南部，以在地的东下冯系为主体，融入南方的伊洛系和北方的东太堡系，形成了新的陶器风格。特别是二里头三期之后，东下冯遗址的伊洛系所占比例超出在地系的东下冯系，但是其他遗址的伊洛系所占比例与相距伊洛地区的远近呈反比减少，呈现地理环境对陶器谱系数量的影响。即使是在河南省北部，三期以后，相比在地的辉卫系，南方的伊洛系和北方的漳河系占比增加，都显示出明显的地理位置对陶器谱系的影响。在河南省东部，前半期伊洛系占了85%以上，后半期漳河系增多，与伊洛系不相上下，但是始终未能超越伊洛系成为主体因素。河南省南部以伊洛系占主体，越往东部的遗址，其岳石系陶器所占比例越高。作者认为，以上这种陶器风格的动态变化反映了伊洛地区特征的陶器群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过程。特别是一些特殊性遗址中伊洛系陶器比例较高，反应了其与中心地区——伊洛系的特殊关联性，而一般遗址则呈现出地理位置的因素对陶器谱系数量的影响。

按照流行的说法，持有漳河系陶器的商人取代了持有伊洛系陶器的夏人而建立了二里岗文化。然而，陶器的风格并不是单纯地从伊洛系改变为漳河系那么简单。作为商朝王都的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在二里岗下层期前半期，伊洛系陶器及二里头文化四期后半期出现的伊洛-郑州系陶器占了八至九成；到了二里岗下层期后半期，伊洛系陶器在被一元化为伊洛-郑州系陶器的同时，也扩散到了周边地区；到了二里岗上层期，这种一元化的陶器范围进一步扩大。伊洛系陶器到了二里岗文化时代继续作为基本要素而存在，这种现象与随着朝代的更替，陶器的风格也随之变化的传统不符，也很难用通过文献资料去复原历史这种传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去解释。但是，从中心与周边的视点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地域间交流并不是地域间的对等交流，而是中心向周边地区的持续扩大与蔓延。在中心的伊洛-郑州地区，据点性遗址先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则转变为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在伊洛-郑州系陶器出现的二里岗下层期前半期，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遗址均营建了宏大而规划性的城址，到了二里岗下层期后半期，带有城墙的城郭遗址也开始出现在周边地区，比如山西省西南部的东下冯遗址、垣曲遗址，河南省北部的府城遗址和长江中游地区的盘龙城城址。这些地方性的城址不但在城市布局的设计和建造技术上与中心性都城的郑州、偃师商城一样，而且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墓葬的特点等也与中心地区相似。此外，随着城址的出现，周围地区的一般聚落遗址与前期相比呈现减少趋势。作者认为，这反映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势力的扩张以及对周边地区的控制，也说明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陶器风格从中心地的王都，到地方城址，再到一般聚落，通过这种不同性质遗址的阶段性影响力，得以对周边地区实现渐进性扩张与统一化统治。

比较二里头文化时期与二里岗文化时期陶器风格的地域变化动态可以看出，其相同点是两个时期都以伊洛-郑州地区为中心，陶器的风格也都由中心地区向周边扩张与蔓延。然而，与二里头文化时期从河南省东部、南部向河南省北部、山西省西南部的阶段性的蔓延扩张相比，在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心地区的陶器风格一旦确立，便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与扩张，其影响的力度也较前期大很多，使在地系陶器几乎消失，呈现二里岗文化陶器的一元化特征。因此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心势力对地方的影响力更为强大，考虑到地方性城址的设置与规划，可以解释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系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两个不同阶段。

作者不仅将基于对陶器的翔实分析作为坚实的论据穿插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之中，而且将上述观点清晰、一致且具有逻辑和整体性地贯穿于整本书中。通过本书的研究，作者发现了传统研究中的问题所在，也明确了中国初期国家形成期复杂的地域间交流状况，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体系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得到了强化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为继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崛起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地域交流动态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但是，本书尚有一些课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探讨。在研究陶器的地域间交流时，不应该只强调中心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单向影响，也需要探讨周边地区对中心地区的影响以及周边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特别是在伊洛系陶器出现时东下冯系陶器对其的影响，伊洛-郑州系陶器出现时漳河系陶器对其的影响等，不仅着眼于中心地区对陶器风格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中心与地方的双向交流。另外，在讨论中心性的王都、地方城址与一般聚落的等级秩序时，有关周边的地方性遗址的资料略显欠缺。然而，这些观点丝毫不会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我相信作者一定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弥补上这些不足之处。

本书中使用了许多日本考古学的研究手法，所以不仅可以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推荐书籍，也可以作为一本日本考古学研究方法在国家形成研究课题方面的实践性书籍，很值得一读。

冈村秀典

2017年5月25日

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