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妈妈今天死了，但也有可能是在昨天。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定。养老院只是发来了一封无比简洁的电报：“令堂身故，明日下葬，节哀。”这反而让妈妈去世的日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想，昨天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妈妈的养老院位于马伦戈，离我的居住地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计划在中午之前抵达，在那儿待上一晚，完成守灵的义务，然后第二天晚上回到家。这样算，我要乘坐明天下午两点的长途汽车。我向老板申请了两天的假期。他不是心甘情愿地批准我的假期的，但面对这种人生大变故，他也找不出什么正当理由来回绝。我对他解释说：“对不起，先生，但这也不是我的过错。”而他对此毫无回应。走出办公室的路上，我后知后觉自己不应该这么措辞，毕竟我也没做什么需要向老板道歉的事，明明是他应当说些什么来对我表示同情。也许等到后天，当他看到我仍然身着丧服时，会说上一两句安慰的客套话。但就现在来看，妈妈似乎并没有真的死去。葬礼就像一枚公章，让一切盖棺定论。
这真是炎热的一天。我在出发前照旧去了赛莱斯特的小饭馆。每一个人都向我表达了深切的慰问，赛莱斯特还感叹道：“每个人的母亲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甚至一直陪着我吃完午饭，然后一路将我送到饭馆的门口。妈妈的死讯来得突然，直到最后一刻我才想起要向伊曼纽尔借黑领带和黑纱，因为他的舅舅在三个月前刚刚去世。
我不得不一路小跑，才及时赶上了公共汽车。行程仓促，一路颠簸，阳光被天空和道路反射后变得更加刺眼，我闻着浓重的汽油味儿，头脑发昏，最后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倚在一位军人的身上。他咧嘴一笑，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为了避免一段不必要的闲谈，我仅回了句：“是的。”我实在没有多余的心情和一位陌生人聊天。
我在距离养老院两公里的地方下了车，徒步走了过去。我本想直接去妈妈的身边，但管理员告诉我，我必须先获得院长的批准。院长每天都有很多事务需要处理，我不得不在一旁耐心等待，直到院长从办公室里探出身子示意，管理员才闭上了那张喋喋不休的嘴，领着我来到了办公室的门口。院长看上去有一些年纪了，个头不高，翻领上别着一串荣誉勋章。他先是用那双清澈的眼睛望着我，接着上前和我握手。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何时松手才不会辜负他的一番善意。翻查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后，他说道：“莫尔索夫人在三年前入住我们的养老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人。”我感觉他的语气中似乎带有一丝对我的指责，连忙为自己辩解，可他没等我说话，就直接打断道：“我的孩子，不必向我说明难处。我已经核对了您母亲的档案，得知您的薪水有限，无法为她提供优渥的赡养条件。但是，她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生活得也很快乐。”我回应道：“是的，先生。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继续说道：“您看，您还年轻，而您的母亲在这里有一群年纪相仿的朋友，他们在一起欢度晚年。如果当初她继续和您生活在一起，无论是对您，还是对她，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事实的确如此。我还记得，妈妈和我住在一起时，总是在家里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却又一言不发。后来，在刚去养老院的那段日子里，她常常莫名地哭泣。我想这是因为她还没有适应新的生活，如果一两个月后我重新带她回家，她应该还是会继续哭泣——她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逐渐习惯环境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头一年很少去探望她。此外，我也不愿意将难得的周末全部花费在购票、赶车，以及来回数个小时的车程上。
在院长的侃侃而谈中，我的心思早已经飘到了别处。直到他说：“我想您现在应该特别想见见您的母亲吧。”我径直站起身，一句话也没有说，跟着他走到楼梯口。他若有所思地停下来，解释道：“希望您能够理解，为了照顾其他老人的情绪，我们已经将您的母亲转移到太平间。要知道，每当有老人过世，一连好几天，整个养老院都会陷入恐慌的气氛里。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员工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负担额外的工作。”我和院长一同穿过养老院的庭院，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这里，互相交谈。这些老人看到我们走来就立刻默不作声，等我们走远后，才又开始闲谈。他们的声音让我不禁想到了关在笼子里的长尾小鹦鹉。院长领我来到了一个小型建筑的门口，说道：“好了，莫尔索先生，接下来我将回避。如果您之后还有事需要找我，请随时来我的办公室。根据惯例，葬礼将于明天早上的十点举行，您今晚可以在这里守灵。哦，对了，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告诉您：我们从您母亲的朋友们那儿了解到，她希望按照教堂的仪式下葬。虽然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相关事宜，但我觉得还是应当提前告知您。”我对主任表达了感谢。不过据我所知，妈妈虽然称不上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从未在我面前聊过一丁点儿关于宗教的想法。
我走进太平间，墙壁是纯白色的，头顶上还有一扇非常大的玻璃天窗，整间屋子显得非常敞亮。几把椅子和十字形木架散落在屋子里，妈妈的棺材摆放在其中两把木架之上。还没有被完全拧进木板里的螺丝，从胡桃木中探出头来，闪闪发光。一位身穿白大褂的阿拉伯护士坐在棺材旁，她头上包裹着一条艳俗的围巾。
就在这时，管理员来到了我的身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意思，我们合上了盖子。但我应该为您打开的，这样您也能看看她。”我想他一定是一路跑过来的，所以说起话来才这么不利索。他刚说完，就径直向棺材走去。我立刻拦住了他。他一脸疑惑地问道：“您难道不想看看吗？”我说：“是的。”他便没有再张口说话。沉默之际，我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尴尬，也许我不应该这么直白地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开口问道：“为什么不呢？”他提问的语气好像仅仅是出于纯粹的困惑，并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我也不知道。”我回答道。他转过头，不再看我，捻了捻胡子，说道：“我能理解。”我看着他，发现他红润的面庞上有一双漂亮的浅蓝色眼睛。他为我拖来了一把椅子，然后坐在了我的身后。这时，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去。管理员对我说：“她长了一个肿瘤。”我看了看护士，发现她眼睛下面裹了一条绷带。但是那条绷带似乎有点儿太紧了，我甚至看不出理应凸起的鼻子，而绷带就成了她整张脸最显著的特征。
护士走后，管理员对我说道：“我也失陪了。”但他并没有离开，不知道我做的哪件事让他产生了误会，以为自己可以继续留下来。脖后持续不断的鼻息让我感到莫名的恼火，夕阳的余晖充斥在整个房间里，两只大黄蜂正冲着玻璃天窗发出嗡嗡声，困意再次向我袭来。我头也不回地问道：“您在这里很久了吧？”“五年了。”他急忙回答，还没等我问完。
他似乎一直在等待我先按下谈话的按钮，之后他便大说特说起来。他袒露道，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他的下半辈子都将在养老院里度过，因为他自认为六十四岁并不算老，而且他又来自巴黎。听到这里，我才有了一点说话的兴致：“哦，原来您不是本地人啊。”刚说完这句话，我便回想起他领我去院长办公室的路上说，因为这个国家的平原非常炎热，而且马伦戈尤为突出，他们计划尽快为我的母亲举办葬礼。结束这个话题后，他又顺带补充说自己之前一直生活在巴黎，那里的人们会为逝者守灵三天，有时甚至是四天。但是在这里，事情必须匆忙进行，你还没有来得及适应某人已经不在了的事实，就必须急匆匆地跟着灵车去下葬。他的妻子在这时候打断了他：“别说了，你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种话的。”他一听，羞愧地红了脸，立即对我道歉。我转而安抚道：“没关系。”实际上，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话既有趣，又有道理。
在这小小的太平间里，他还向我透露：“当时我一贫如洗。幸好我身体硬朗，才能来到这里养家糊口。”我提醒他：“其实说到底，您和这里所有的老人一样，都是来这里养老的。”他立即矢口否认。我发现，他常常用“他们”“那些人”来称呼养老院的人，甚至偶尔还会叫他们“老人们”。然而，有一些老人比他还要年轻得多，只不过与其他的老人相比，管理员的职位无疑让他产生了鹤立鸡群的优越感。
这时，护士又回到了太平间。没过多久，天色就暗了下来，夜幕迅速聚拢在天窗的上方。管理员打开了灯，突然的亮光让我眼前一片花白。他请我去食堂用餐，但我并不饿。他又问我：“需要我为您拿一杯牛奶咖啡吗？”我没有拒绝，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几分钟后，他端着托盘回来了。喝完咖啡后，我突然很想抽烟，但我不知道在妈妈的遗体前抽烟是否合乎礼仪。犹豫了片刻，我觉得现在还在为这些繁文缛节纠结实在毫无意义。于是，我索性抽出一根烟，递给了管理员，和他一起抽了起来。
烟快吸完了，他说：“您知道吗？您母亲的朋友们今晚也会来守灵，这是养老院的传统之一。我现在得搬些椅子来，再准备一些咖啡。”炫目的灯光在洁白的墙面之间来回反射着，让我昏昏欲睡。我问他能否为我关掉其中的一盏大灯。他说所有的电路都由一个开关控制，整个房间里的灯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他也没有办法。之后，我逐渐进入到放空的状态。他来来回回，布置好了椅子，接着又在放有咖啡壶的桌面上摆放了好几个杯子。最后，他坐到了棺材的另一侧。护士背对着我，坐在屋子里的一边。虽然不知道她具体在做什么，但根据她手臂上下摆动的动作，我觉得她应该是在织毛线。喝完咖啡后，我的身体逐渐暖和了起来。黑夜里，有阵阵花香从敞开的大门徐徐涌入。我感觉很惬意，在迷迷糊糊中合上了双眼。
突然，我听到一阵沙沙的声音，从小憩中醒来。我睁开双眼，感觉房间里的白光更加刺眼了。在强光之下，我眼前的每一件物体在任何一个角度下都显得轮廓分明，没有一丝阴影，连曲线似乎都带有锋利的棱角。我的眼球感到一阵割伤般的疼痛。这时，在刺眼的光线下，妈妈的朋友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房间，大概有十来个人。老人们无声无息地找到自己的座位，期间甚至没有一把椅子被他们拖出声响。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仔细地端详过人群，他们脸部的每一个特征，甚至是服装的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他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静坐在我的对面，有一刻，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真实的存在。几乎所有的老妇都系着围裙，而且她们腰间的裙带似乎绑得太紧了，凸显出鼓鼓的肚腩。我之前从来没有发现，原来老太太也能如此大腹便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在座的老头都瘦骨嶙峋，并且每个人都拄着拐杖。他们的面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几乎望不到他们的眼睛，只能看见深埋在皱纹里的两点微光。大多数老人在就座后会打量我一下，接着拘谨地对我点点头。他们的牙齿早已掉光，嘴唇时不时微微向内吮吸。我无法确定他们究竟是因为年老、紧张而有些抽搐，还是在和我打招呼。我想他们和我打招呼的概率应该更大。突然间，我才发现所有人都围绕着管理员与我迎面而坐，并且时不时地向我点头。有那么一刻，我产生了一个无比荒谬的想法——他们是专程来这里批判我的。
没过多久，一位老太太开始哭泣。我无法看清她，她应该坐在第二排，但第一排的一位老人完全遮挡了她的身体。她的啜泣声很轻，又富有节奏，我想她应该还会哭很久。其余的老人弓着腰，坐在原地，愁眉苦脸，一声不吭。他们一会儿望向棺材，一会儿盯着拐杖，一会儿又像是在用目光搜寻一些别的东西。我想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安放目光的物体，至于物体是什么，对他们并不重要。我很诧异，那位尚未谋面的老太太居然能哭这么长的时间。我希望她能够早点发泄完自己的哀伤，但又不敢说出我的真实想法。管理员俯下身对她说了些什么，但她摇了摇头，嘟哝了几句，又继续哭泣。管理员坐回我的身边，解释道：“她和您母亲非常要好。她刚刚对我说，您母亲是她唯一的朋友，她现在无依无靠了。”
我们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那位老人的啜泣声才逐渐平息。她不停地抽鼻子，最后终于消停了下来。我虽然睡意全无，但腰酸背痛、身心俱疲。眼前这群缄口无言的老人们尤其让我心烦。我耳边时不时会传来一种奇怪的声响，但我说不清那具体是什么声音。最后，我才后知后觉，那是一些老人吮吸口腔内壁发出的吧唧声。他们对自己发出的声音毫无察觉，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一度觉得，躺在面前的逝者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每个人都喝光了管理员端来的咖啡。之后，我的意识便开始恍惚。我在夜里睁开过一次眼，依稀记得，所有的老人都瘫睡在座位上，只有一位好像特地等我醒来似的，仍然双手拄着拐杖，下巴抵在手背上，两眼紧紧盯着我。没一会儿，我又打起了瞌睡，然而背部的疼痛越来越强烈。在时断时续的睡眠中，我感觉到黎明渐渐来临。有一位老人醒了，对着方格手帕持续不断地咳嗽，每一次咳嗽都会引发全身的抽搐，他一个人就吵醒了所有的老人。管理员随即宣布，他们可以有序地离开太平间了，他们便纷纷起身。看着老人们惨白的脸，我想这一夜对他们无疑是一场折磨。但他们在离开前都不忘与我握手道别，令我无比诧异。一夜的沉默似乎反倒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我疲惫不堪。管理员领我去了他的房间，我随便洗漱了一下，又连喝了几杯可口的牛奶咖啡。等我出门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远处的山丘将马伦戈与海洋分得很开，天空中布满了红色的条纹。从山那边吹来的风中有盐的味道。我已经很久没有下乡了，今天的天气真不错，要是没有妈妈的事，单纯在乡间漫步该是多么的惬意。
我站在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泥土散发出清新的味道，驱散了我的倦意。我突然想到办公室的同事们，他们正是在这个时间起床上班。对于我来说，早起是一天中最痛苦的事情。我想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但养老院的钟声打断了我的思绪。窗户那边传来一阵骚动，随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现在，太阳比之前升得更高了，我的脚也随之热了起来。管理员穿过院子，告诉我院长有事找我。于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原来他是要请我签署一些文件。我注意到他一身黑衣，搭配了一条细条纹西裤。他手持电话，转向我，说道：“殡仪员几分钟前就已经到位，我正准备请他们封棺。在此之前，您还想见您母亲最后一面吗？”我说：“不必了。”他便低声对电话另一端的人传达了命令：“菲雅克，告诉他们，可以开始了。”
挂断电话后，他说他也会出席葬礼，我向他表达了感谢。他的座椅离办公桌很远，我看到了他两条交叉在一起的小腿。他补充道：“除了值班的护士，只有我和您可以参加您母亲的葬礼，那些老人们都无法到场。”也就是说，养老院只允许老人们参加守灵这一项活动。“这样更人道。”他特地解释道。但是，他这次破例允许母亲的一位老朋友托马斯·佩雷斯加入送葬的队伍。说到这里，院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个微笑，说道：“相信您也能理解。他和您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形影不离，这就像孩子间的友情。其他老人经常叫他们‘佩雷斯和他的未婚妻’，开他俩的玩笑。我猜他俩一点儿也不讨厌这样的称呼，因为佩雷斯每次听到后都笑而不语。我当时实在不忍心拿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佩雷斯送葬的请求，他对您母亲的逝世悲痛不已。但我还是采纳了出诊医师的建议，昨晚没有让他来守灵。”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院长站了起来，望向窗外。过了片刻，他说道：“从马伦戈赶来的神父已经到了，比约定的还要早一些。”他接着提醒我，“步行去村子里的教堂，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随后，我们一起下了楼，神父和两个圣童已经站在了办公楼的对面。其中一个孩子手捧香炉，神父正弯着腰，帮助他调整银链的位置。当我们走近时，神父挺起腰，称我为他的孩子。交流了几句后，他便领我进了太平间。
刚一进门，我就发现棺材上的螺丝已经拧了进去，房间里还多出了四位黑衣男子。院长进屋通知我，灵车已经在路上等候了，同时神父也开始了祷告。从那一刻起，一切就像被按了加速键，四个男子拿着罩布向棺材走去，神父、圣童、院长和我都走了出去。一位陌生的女人正站在门口。“这位是莫尔索先生……”院长分别向我和那位女士介绍对方，但我没有听清她的名字，只是大概得知她是养老院指派的护士代表。她瘦长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我们退到一边，为棺材让路，然后跟在抬棺人的后面，离开了养老院。停在大门外的灵车被擦得锃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方方正正的车身不禁让我联想到一个放大很多倍的文具盒。站在灵车旁的是葬礼司仪，他的个头很矮，穿着一身滑稽的服装。司仪的旁边还站着一位忸怩不安的老人，我猜他应该就是那位佩雷斯先生了。他头戴一个圆顶宽边的绒毡帽，身着一套西装，过长的西裤堆积在脚踝上，就像是两根伫立的螺旋锥；他胸前的黑领结太小，白衬衫的领口却又太大。当看到母亲的棺材被抬出大门时，他立刻脱下了帽子，嘴唇在布满黑头的鼻子下颤抖。他那一对形状怪异、瘫软的厚耳朵从细软的白发中探出头来，耳朵的血红与脸色的苍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司仪安排了每个人在送葬队伍中的位置：神父打头，接着是灵车，四位黑衣男子分别在灵车的两侧，我与院长跟在后面，排在最后的是护士与佩雷斯先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队伍要耽搁这么久才出发。烈日早已把天空照亮，炙热的阳光开始灼烤大地，气温每时每刻都在持续飙升。我的深色西装不断吸收着太阳散发的热量，让我闷热难耐；一旁的佩雷斯先生也因为忍受不了炎热，来回脱戴毡帽。院长一边走，一边向我分享起了他和我妈妈的故事。我一边听，一边将头稍稍转向他的方向，暗地里观察他。院长说：“每当傍晚时分，在护士的陪伴下，您的母亲都会与佩雷斯老先生一起，在乡间的小路上散步。”我看着周围的乡村风景，一排排柏树一直伸向天边的山丘，一栋栋零星的房屋点缀在红绿相间的田野上。我想，我能体会母亲的感受——乡村的夜晚一定能带来一种解脱吧。但今天，烈日当头，整片田野在太阳的炙烤下泛起微光。一切都是那么的不近人情、令人压抑。
我们终于可以出发了。我这才发现，灵车在逐渐加速，佩雷斯走起路来却有点儿瘸，老人与送葬队的距离被拉得越来越远。其中，一位黑衣男子也从灵车旁落到了队伍的后面，与我并肩同行。太阳越升越高，我对它上升的速度感到非常诧异。在乡村的路上，昆虫发出的嗡嗡声与草地被踩出的噼啪声不绝于耳。止不住的汗水从我的脸上倾泻下来。我没有戴帽子，只能用手帕给自己扇风。黑衣男子对我嘟囔了几句，但我没有听清。他右手撩起帽檐，左手用手帕擦着头。我问他刚才说了什么，他指着天空，连连说道：“实在是太热了。”我说：“是的。”一会儿，他问道：“躺在里面的是您的母亲吗？”我说：“是的。”他又问：“她活得久吗？”我回答道：“相当久。”我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母亲确切的年龄。后来，他就不再说话了。我转过身，看到佩雷斯离我们大概有五十米，帽子在他的手中来回摇晃着。看得出来，他已经在尽最大努力赶路了。我又看了看院长，他行走的姿态非常庄严，没有一点儿拖泥带水。尽管他的额头上已经渗出几滴汗珠，但是他仍然坚持不去擦拭。
我感觉到队伍行进的速度更快了一些。但我仍然没有走出这个充斥着灼热、刺眼阳光的乡村。光线令我头晕目眩，我们走在一条刚刚铺好的柏油路上，道路在烈日的照射下鼓起了好几个大包。队伍经过后，鼓包又被我们踩了回去，从内部溢出了锃亮的黏浆。车夫的硬皮帽在灵车的顶部不断探出头来，就像是用地上漆黑的柏油捏制而成的。我的头顶之上是一成不变的蓝与白，周遭则是清一色的黑——柏油黏稠的漆黑、丧服的暗黑、灵车的亮黑——置身于这过分单调的颜色中，我不禁有些恍惚迷离。烈日下，灵车散发出阵阵皮革与马粪的臭气，其中还混杂着一股树脂与熏香的气味，一夜未眠的疲乏感逐渐击溃了我的意志。一时之间，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大脑一片空白。等我再次回过头，佩雷斯还是离我很远。在恍如波光粼粼的热浪中，他的身影似乎也渐渐消散，后来我完全找不到他的踪影。环顾四周，我发现他已经偏离了大道，走在田野的小路上。直到望见前方有一个转弯处，我才反应过来——佩雷斯非常熟悉这里，为了赶上我们，他抄了小路。当我们转过弯的时候，他果然回到了队伍里；没多久，他又一次落在了后面；但他再一次横穿田野的小道，追上我们。就这样，佩雷斯的掉队与回归反反复复地穿插在整个送葬的过程里。我继续拖着疲惫的身体行走，太阳穴突突猛跳。
再后来的事情，我现在一件也回忆不起来了。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有条不紊、一气呵成。唯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当我们快进到村子里时，护士上前对我说：“如果走得太慢，可能会中暑；但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等进了教堂，很可能着凉感冒。”她说话时，既有音乐般优美的语调，又混有颤抖的尾音。这样的声音与她的脸完全不搭。后来我发现她是对的，要知道，在快与慢之间，的确很难掌握平衡。还有些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比如说，佩雷斯在村子外最后一次赶上队伍时的那张脸——混杂着挫败与疲惫的水珠从他的脸颊上冒出，但这些水珠竟然因为满脸的皱纹而无法滴落，只能一会儿分散开来，一会儿堆积成串，在那张饱受风霜的脸上形成了一层水汪汪的薄膜。除此之外，还有教堂、夹道相迎的村民、在墓地里盛放的鲜红色的天竺葵、突然昏厥的佩雷斯（他像破布娃娃一样皱皱巴巴的）、铲落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泥土、混杂在泥土里的白色树根、越发拥挤的人群、越发嘈杂的声音、乡村的景观、咖啡馆里的等待、长途汽车持续不断的轰鸣、驶进阿尔及尔市区的激动，以及我知道我可以上床睡上十二个小时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