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方：从大一到读博的那些记忆

河北中医学院中医系2002级　马明越

我从事中医学缘起于在考高中时，由于患上心肌炎西医治疗效果不佳，最终由中医治愈而对中医学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在高考时就毅然选择了中医学专业。由于在高中课余时已经对中医学的一些知识有所涉猎，因此在大一学《中医基础理论》时，别的同学总是入不了门，搞不清五脏六腑、阴阳五行，我却感觉老师的讲解极其实用，如沐春风，轻松而快乐的学习激发着我的兴趣，促使我向更深的阶段探索。

整个大一生活基本上都是在苦读中度过的，我每天都将课上所学认真复习，并将其加以深化扩展。需要感谢的是几位老师，记得课间时我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请教老师问题，现在想想确实有些不应该——老师上完一节课已经十分劳累，课间稍微休息后还要上下一节课，我却把老师们仅有的一点儿休息时间全占用了。讲授《中医基础理论》的牛兵占教授（后来又教《内经》）是我经常请教的老师之一。他主攻中医文献方向，但对中医学很多理论有自己的看法，对某些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焦点把握得也非常到位。可以说，牛老师对我中医启蒙点拨颇多，至今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之一。我们师生的关系也很好，每有专著出版，牛老师总是签好名后赠送我一本，这样提携后学的好老师，我将感激一生。

还有很多老师都教给了我很多的知识：教中药的李春香教授讲起课来很是利落，特别强调中药古籍中对药性的阐述，同时在课上还介绍一些临床经验，非常受用；教方剂的王永梅老师（已故）曾经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讲授方剂课程时常常向我们介绍王绵之教授的经验，同时还将王洪图先生的《黄帝内经临证指要》介绍给我看，使我受益匪浅；教中医诊断的田元祥老师当时对我特别好，每次课前提问时常常叫我的名字，有一次我有事没有来上课，田老师还两次在课堂上问起我。课下田老师带我出门诊，这是我第一次跟随老师出门诊，当时心情异常兴奋。田老师临证疗效不错，善于运用柴胡疏肝散加减，且攻补兼施、寒热并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书馆是大学中的一个重要资源，我比较会应用这一资源，记得大一刚开学不久，我就认识了当时图书馆中管理期刊的一位老师，并在期刊阅览室阅读中医经验文章。还曾带着申晓伟同学一起摘抄、复印朱良春先生《虫类药应用经验》。当时图书馆并未进行开架借阅，教师阅览室同时是样本书阅览室，里面书籍较全。我与管理员李慧敏老师关系很好，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忙擦地后在里面看书。记得刚上大一时因为在那里看到《文魁脉学》后，如获至宝，将学生证抵押后连抄一夜，直至次日方将书中大部分内容抄完归还。现在想来，其实当时完全可以复印，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使自己没能想起，也可见当时学医之刻苦。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在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学专业知识后，跟师学习就变得更为重要了。河北中医学院当时还没有独立，是河北医科大学的二级学院，在全国中医界排名也非常靠后。但是这其中不乏临床大家：李士懋老师、田淑霄老师、赵玉庸老师、刘保和老师、花金芳老师、杨牧祥老师、薛芳老师、阎艳丽老师、张德英老师……这些老师不但理论知识非常扎实，而且个个都有非常过硬的临床本领，对于各种疑难杂病，常常能妙手回春，取得很好的疗效。后来我到过北京、南京、天津等一些中医相对发达的大城市，跟过一些老师抄方，也很难找出太多的超过上述诸位老师的名医。

大二下半年的时候，我选择性地跟随几位老师抄方学习：分别有李士懋老师、薛芳老师、花金芳老师等，后来又间断跟随赵玉庸老师、刘保和老师、吴凤全老师和田淑霄老师等名医学习，其中还较长时间地侍诊于杨牧祥老师左右，以上这些老师对我的教诲颇多，将使我受益终生。

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学术见解，也都有自己擅长诊治的疾病。李士懋老师比较强调平脉辨证，对仲景之经方推崇备至，当然对升降散之类的时方用得也是出神入化。记得跟随李老师学习时，总是老师先诊脉，后由每位学生轮流诊脉，然后再将自己的体会与老师的“标准答案”进行对比，这样确实感觉提高得很快。田淑霄老师专长妇科，精于治疗闭经、痛经，她的经验方至今我还在使用，效果真的不错。两位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从来不摆专家的架子。学生只要想跟着抄方学习的，几乎没有被拒绝的，因此他们出门诊时跟诊的学生是最多的。

杨牧祥老师临证时有很多经验方，常常在辨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减使用。如他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一首方，首先用桂枝甘草汤辛甘化阳补充心阳，再配合生脉散补充心气、心阴；在此基础上，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分别配以宽胸化痰的瓜蒌、薤白；活血通络的桃仁、红花或枣仁、茯神、远志等养心安神的药物，常常取得较好的疗效。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只是一个人钻研，常常会局限自己的视野。正在踌躇于找不到可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同道时，同学申晓伟把我介绍给了扁鹊医学社。记得当时扁鹊医学社刚从读书会分离出来，时任社长的冯卫星师姐当时就将我安排入社，还请我带着我们年级的同学学习中药。

我入社后，首先感觉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每位社员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像某些社团有所谓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社员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也是十分单纯的——就是要学好中医。有了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所能，同大家一起提高中医水平。同时在冯卫星师姐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配合张艳娟师姐对社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制定出每学期活动的内容，特别强调随师临证的重要作用，重新规定招新时间等。这些重要的变化不但使得每位社员更加受益，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团行为，提升了社团在学校中的影响力。

后来我被推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跟随胡玉琴老师抄方，胡老师的父亲胡东樵先生生前是石家庄名医，一生活人无数。胡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后来又得其父亲真传，临床疗效较佳，病人也比较多。胡老师方子不大，用药多有出奇之处，对我临床诊病影响较大。读硕士期间，我也经常回到社团，社里的师弟师妹对我们老社员也很尊敬，我和申晓伟同学多次参加中药、方剂的集体学习，受益匪浅。

再后来我考上了南京中医药大学，在那里攻读医史文献专业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坐落在古都金陵，被称为“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的摇篮”，其中不乏中医大师。我在上学期间随从多位老师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在上学期间我利用探亲的机会在唐山市独立出门诊，大约诊治了上千人次，虽然不敢说有很好的疗效，但确实是治好了一些疾病，增长了临床经验。攻读博士期间，我还是抽时间回到社里，师弟师妹的热情接待使我感动，最使我感激的是在做博士论文时，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大的医案数据库，三千多份医案都是由社里的师弟师妹帮我录到电脑里的，可以说，没有社里师弟师妹的帮助，我是无法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

下边谈一点我学习中医的不成熟体会。中医治疗疾病方法是多样的，一条路走不通换一条路往往就能取得较满意的效果。但是疾病的发生、发展常常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贵在于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中找到每位患者所患疾病的共性和个性。学习《中医诊断学》时我们知道中医诊病的原理有一条是知常达变，所谓知其常，才能更好地把握疾病的变化（疾病的复杂性）。如治疗脾胃疾病时，一定要做到脾胃分治：区分好脾与胃二者之间不同的致病特点。如患胃病时，一般临床表现以脘胀为特点，这时用药就一定要遵循“凉润通降”的思路，特别是强调“六腑以通为用”，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患者的具体表现，灵活进行加减用药，常常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病机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当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临床上面对一些疑难杂病时，正确而又有序地理清患者错杂的病机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学习《中医内科学》时，介绍的每种疾病的病机是较为单纯的，但是临证时，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病机往往是错综复杂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详细收集四诊资料的基础上仔细梳理。特别是一些病理产物致病，如痰浊、瘀血等，常常是很多疾病都有的，这时一定要分清主次，在确立治疗方法时予以兼顾。

药物是我们中医战胜疾病的重要利器之一，我们在学习的同时一定要掌握好每味药物的共性与个性，特别是其在一些方中的特殊作用。很多用药的特殊经验掌握在一些老中医的手中，需要我们广泛跟师学习，并广泛阅读，才能学到手中。其实中医界提出的“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是成就名中医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中医成才的“读书、跟师、临证”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种方式还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中医学习、提高医疗技术的。

在中医的路上我已经走了12年，以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想有了师友的帮助，加上自己辛勤的努力和为患者服务的信念，做一名合格中医的理想还是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