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自战国历秦汉至三国（前475—265），是中国封建制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时期。战国时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严刑峻法、苛政暴敛使其仅历二世便被各地的起义所瓦解。刘邦建立西汉，刘秀中兴建立东汉，两汉承秦制，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维持了近400年。东汉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日趋腐败，导致魏、蜀、吴三国鼎立。中华文化的人文主题和以直觉体悟、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形成并确立，同时也对医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战国时期，官学崩溃，　“私学”兴起，最负盛名者为齐国稷下学宫，当时诸国王侯揽才、权臣蓄士，文人学士凭借自身的学识及辩才，　“朝为布衣，夕为卿相”，学术思想界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学者刘歆作　《七略》，其中　《诸子略》将先秦和汉初诸子学派分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十家中小说家属于艺文，除去不算，称为九流。诸子百家可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其关于阴阳、五行、气、精、神等哲学概念的认识，对中医理论构建影响巨大。如老子哲学中　“道”的辩证法思想，儒家　《易传》将阴阳抽象为哲学观念，阴阳家邹衍将阴阳的消长和五行生克相配合，其“同类相应”的自然法则，《管子》对精气学说的论述，法家　《韩非子》对血气的认识，杂家《吕氏春秋》对精气及气郁发病、阴阳类分疾病等的认识都对中医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周易》为　《内经》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思维模型和思维方式。不仅是哲学思想，就连先秦的韵文体裁和文字内容，都可以在　《内经》中找到痕迹，足见先秦文化对中医学的多方面渗透。

汉初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文景时代，黄老之学达于极盛。安定的社会环境为　《内经》的成书及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内经》与黄老学说有诸多联系，《淮南子》以道家为宗，综合诸子，涉及医理较多。《老子》　《庄子》的清静养神在中医养生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汉武帝独尊儒术，自此确立儒学在官学和朝廷政治中的地位，经学日趋昌盛。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所著　《春秋繁露》中有关天人相应、人体结构的内容与　《内经》对人体的认识非常接近，其所举各季不同发病证候，在　《内经》中也有体现。儒家的道德伦理及　“中庸”思想对　《内经》亦有多方面渗透。《内经》心主神明的观点源自孟子、管子、荀子之说。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中也有儒家的　“孝”“仁”“天人相应”及尊经思想。成书于东汉的　《神农本草经》，“上药”的不老延年，多达150余种　“令人轻身不老”药物的功效，以及多种金石药中有关炼丹术的内容等，皆有道家色彩。

先秦及汉代文化给中医学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哲学观念、思想方法等。中医学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早期哲学的内涵和认识论，特别是有关　“阴阳五行”“气”，儒家的　“仁”“孝”，以及道家养生学等方面的内容。

古代西方医学最初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在地理上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群岛、小亚细亚西岸古代奴隶制城邦。早在公元前4000年，希腊半岛上已有了史前文化。前20～前12世纪，为古希腊青铜时代，史称爱琴海文明或迈锡尼文明。前11～前9世纪，为铁器时代，史称荷马时代或　“英雄时代”。前8～前6世纪，史称殖民时期，雅典与斯巴达成为希腊两大霸主。前5～前4世纪前期，古希腊城邦由盛而衰，史称古典时代。前4世纪晚期～前2世纪中期为马其顿统治时期，其间希腊化的时间一直延续至1世纪。

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在汲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文化中的医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在自然哲学指导下，以经验观察和思辨推理为基础的古典医学体系。在亚历山大利亚时期，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对人体的观察资料，并奠定了日后西医以解剖结构研究为起点，探讨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医学进路的基础。罗马帝国时期，名医辈出、学派蜂起，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及临床医学取得了诸多成就。著名医学家盖伦集西方古代医学之大成，其医学理论影响西方医学长达100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