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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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先秦与秦汉医学

先秦时期活跃的思想文化,为医学理论的总结和提高提供了条件。西汉时期,医药书籍受到重视,汉武帝时侍医李柱国曾专门校勘医书。《汉书·艺文志》载有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可见内容之丰富。从所载书目看,当时的 “方技”知识门类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大类,四者共性是都属于所谓 “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既有基础理论,也有临证医学及方药,还包括追求长生不老的 “神仙方术”,研究性技巧的 “房中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陆续发掘的秦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简牍帛书,填补了长期以来早期医学史的某些空白,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状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一、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在长沙市东郊马王堆先后发掘出三座汉墓,出土数千件文物与稀世文献。其中一号汉墓出土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反映了西汉时期在医学防腐上的多方面措施。三号汉墓出土一批简帛书籍,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医药、天文、地理等方面,共20余种,约12万字,大部分是已经失传的珍贵文献,也有部分现存古籍的不同版本。在这些文化典籍中,医书达14种。其中帛书有 《足臂十一脉灸经》(图2-1)、《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 《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 《脉法》、 《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 《却谷食气》、 《导引图》、 《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其中 《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内容基本相同,实为一种),共10种。竹木简200支,分别为 《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共4种。这些古医书早已失传,《汉书·艺文志》中亦未见记载,部分医书的成书时间早于 《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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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足臂十一脉灸经

(一)《足臂十一脉灸经》 和 《阴阳十一脉灸经》

两书主要记载了人体11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主治疾病,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论述经络学说的文献。书中所记载的11条经脉,与 《内经》中的12条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容比较古朴,对各条经脉的命名也不统一,提示此时经脉的名称尚未定型。在治疗方面仅载灸法,缺少针法和腧穴。对于11条经脉的记述也无规律可循,每条经脉的循行路线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反映当时上下纵横经络系统的概念还没有全部形成。而 《灵枢·经脉》所载12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则很有规律,因此,普遍认为这两部灸经是 《灵枢·经脉》的祖本。

(二)《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全书约15万字,因目录列有52种病名并有 “凡五十二”字样而由整理者命名。每题记述治疗一种疾病的方法(实际上应包括100余种疾病)。所载医方283个(原数应在300个左右,有部分残缺),用药274种,其中将近半数在 《神农本草经》中未载。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其中外科病证较多,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肛肠病等,内科疾病有癫痫、疟病、食病、癃病、寄生虫病等。

书中所载方剂以复方为主,通过对这200余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当时对于方药的应用,已初具方剂学的雏形。其剂型有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多种。还记载了手术法、敷贴法、药浴法、烟熏法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法、角法等丰富的外治法。其中,在诸伤条下记叙了16条不同伤症的治疗方法,包括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环节,强调对感染或坏死组织的创面应先清创后敷药。书中关于疾病证候和诊治的内容大多是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临证医学的实际水平。

(三)《导引图》

《导引图》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医疗体操图。导引术历史悠久,有关著作与图谱却少有流传。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画彩色导引图,长约100cm,宽约50cm,绘有44幅年龄性别不同、动态各异、形象逼真的导引姿势。其动作大体可以分为呼吸运动、四肢和躯干运动、持械运动三种,其中部分是模仿动物动作编成的。采用这些动作进行锻炼,可以起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作用。有些图中标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如 “引聋”、“引脾病”、“信”(鸟伸)等。

(四)《养生方》 与 《却谷食气》

《养生方》是一部以养生、房中为主的方书,共32篇。全书以医方为主,现存医方79个。其内容主要是滋补强壮和增强体力,反映了古人在强身健体、养颜健美、性保健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谷食气》主要记载 “辟谷”与 “食气”等内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气功的专著,对于研究我国气功导引的源流和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脉法》 与 《阴阳脉死候》

《脉法》书中首句有 “以脉法明教(天)下”的字样,并指出:“脉亦圣人所贵也”,因此要 “书而熟学之”。可见是师徒传授脉法之书。此脉法主要指灸法和砭法,而非诊脉之法。这是一部迄今最早提出人体气与脉的关系,并且确立治病当取有余而益不足等虚实补泻要领的古医籍。

《阴阳脉死候》主要论述了由表知里诊断致死性疾病的方法,是最早的诊断专书。其中记载了五种死候的具体症状和特征。书中记述的肉、骨、气、筋,反映了医学理论与五行学说尚未配合之前对人体组织的认识。

(六)《十问》 《合阴阳方》 《天下至道谈》 和 《杂禁方》

这四种书均为竹简本,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其中 《十问》 《合阴阳方》 《天下至道谈》主要论述了养生学和房中术等内容,《杂禁方》则是祝由方。

二、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医书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在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发掘出4座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墓葬时间约在西汉景帝、武帝期间,略晚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和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医药文物文献,包括920支医简、一座人体经穴漆人,一批中药材等。该920支医简大致分为9部医书和一部律令文书 《尺简》。9部医书中除 《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外,余均无书名,根据简文内容定名为 《敝昔诊法》《诊治论》《六十病方》《诸病》《十二脉(附相脉之过)》《别脉》《刺数》《医马书》。

(一)《敝昔诊法》

全书共50余支简,基本为残简,且字迹残损严重,专论五色脉诊,有5支简简首载 “敝昔曰”字样,故名。出土时初定书名为 《敝昔医论》,但该书内容专论诊法,整理者认为应定名为 《敝昔诊法》。该书围绕 “赤、白、仓(苍)、黄、黑”五色论述脉诊,并论及从脉象判断五脏病的病机、病状,为扁鹊脉法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原始信息。

(二)《诊治论》

全书共50余支简,竹简保存基本完整但字迹残损较多,主要论及疾病诊断、治疗、死候等。出土时初定名为 《脉死候》,但鉴于该书内容仅有一两支简论及 “死脉”,整理者认为应定名为 《诊治论》。全书论及 “五死”“五痹”“五风”“心至”等疾病的表现及诊断,并记载运用 “石”“犮”疗法和宜忌。

(三)《六十病方》

全书约215支简,竹简保存较为完整,共约9000字(不含缺文)。因目录列出60种病方及编号,故名 《六十病方》。该书目录由15支有病方编号的题名简构成;正文由约200支与题名简病方编号相对应的病方简构成。全书以病证和治疗方药内容为主,是老官山汉墓医简中使用药方治疗临床各科病症的方书。共载方剂81首以上,用药达200余种,所用药物大多为有着重要临床价值且沿用至今的药物,如酒、姜、桂、附子、乌头、蜀椒、细辛等。所载方剂以复方为主,药物配伍呈现出一定规律性。所载治疗病症近百个,以内科为主,也涉及外科、妇科、儿科和五官科。

(四)《诸病》

全书共230余支简,医简保存较为完整,约3300余字(不含缺文),专论各科疾病的病因、症候、鉴别诊断、预后及调摄,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部全面论及各科疾病病因、病机、症候、鉴别诊断的中医疾病学专书。出土时暂定书名为 《诸病症候》,整理者认为径用《诸病》来命名即可,简单明了,不必加 “症候”二字。全书按照书写风格、行文体例可分为“诸病一”和 “诸病二”2篇,从文字书写风格判断,“诸病一”抄写时间似早于 “诸病二”。全书共记载200余个病症,分属于不同的大类病症。所载疾病以内科病为主,涉及外科、妇科、男科、五官科、伤科等,且每类疾病又按辨证分为多种,如风病按脏腑辨证分为心风、肝风、脾风、肺风、胃风,癃病按气血津液辨证分为血癃、气癃、石癃,反映当时疾病辨证已涉及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病位辨证。

(五)《十二脉(附相脉之过)》 《别脉》

两书共含医简52支,竹简保存较为完整。出土时初定书名为 《经脉书》,整理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包括较为独立的两个部分,其体例和内容均有明显不同,可分别称为 《十二脉》和《别脉》两种。

《十二脉》记载人体12条经脉循行和病候,较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足臂十一脉灸经》(简称 《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简称 《阴阳》) “十一脉”多1条 “心主之脉”,与 《灵枢·经脉》十二经脉系统一致。该书是迄今为止最早论述 “心主之脉”循行和病症的文献,也是我国最早完整论述现行十二正经经脉的文献,可能是经脉系统由 “十一脉”向现行 “十二脉”演变的重要转折点。

“相脉之过”论述 “有过之脉”的诊察,内容虽较为独立,但鉴于与此篇相似的内容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张家山汉墓医简中均仅列于经脉循行及所主病之后,未单独成书,故整理者将其整理成单篇,附于 《十二脉》之后。

《别脉》共含9支简,字迹残损较多。全书专门论述9条 “别脉”的循行、病症和灸法,故名。该书所载经脉循行模式和病候与十二经脉系统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或为当时另一经脉体系。

(六)《刺数》

全书共含45支医简,保存基本完整,字迹有少许不清。出土时初定书名为 《归脉数》,但鉴于其专载针灸临床刺法原则和针方,因以 “刺数……”始述,整理者遂改为 《刺数》。是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论述针刺治疗的总体原则;各论记载了40种疾病的针方,每首方内容包括病证、穴位(部位)、刺激量,所载治疗病种涵盖痛症、神志病、脏腑病、皮肤科、五官、妇科等。该书是关于针刺法及其临床运用的最早记载,所载40首针方亦是现存最古老的典型针方。

(七)《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

全书共含医简66支,基本为残简。主要记载色诊、脉诊、致病原因、治疗方法等内容,论及脉诊的损至、逆顺、预后,色诊的相乘及五脏相关,不同方位风邪致病的症状和预后,石法、犮法的宜忌等,反映了当时中医诊断方法的水平。

(八)《医马书》

全书共含医简184支,基本为残简,文字残损严重。专论马病的诊治,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部兽医学专著。该书论述多种马病的病名、病位、病因病机、病症表现、治疗方法和方药,以及预后、疗效、治疗宜忌、将护方法等。

三、张家山汉墓出土医书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掘出三座西汉前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竹简,医学方面的书籍包括 《脉书》和 《引书》两种。《脉书》的内容大体上与马王堆出土的 《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 《阴阳脉死候》等三种帛书相当,也可以视为 《灵枢·经脉》的祖本。《引书》也许是限于竹简的书写形式,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共113枚竹简,3235字。书中大体包括四季养生之道、导引术式及其作用、疾病的病因与防治、养生的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其中部分内容可与马王堆帛书 《导引图》相参照。

四、武威汉墓出土医书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县旱滩坡发掘出一座东汉早期(1世纪中叶)古墓,出土医药简牍共92枚。根据最后一枚简上所书 “右治百病方”五字,题书名为 《治百病方》。书中保存完好的医方有30余个,用药近100味,其中有69种见于 《神农本草经》。书中所论疾病涉及内、外、妇、五官各科。详细记载了病名、症状、药量、用药时间及方法等内容。在诊断治疗方面已经初步运用辨证论治原则,所用医方均为复方,有多种剂型,说明在方剂学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以上医书,是我国医学考古十分重要的发现,填补了早期医学史空白。这些医书编撰年代不一,最早的约成书于春秋之际,最晚的 《治百病方》则可能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各书的内容,历史地再现了我国医学早期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如实地反映了经络学说、辨证论治思想、临床治疗和用药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五、其他出土医药文物

研究先秦至汉代医药的发展情况,除根据当时文化典籍中的零散记载外,医药文物对反映这一时期的医药状况也有重要意义(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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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秦封泥 “泰医丞印”

(一)扁鹊东汉画像石

20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了东汉画像石,其中四块浮雕,刻有半身为人半身为鸟的神物,手持针状物,面对着接踵而至等候治疗的人列(图2-3)。半人半鸟的形象源于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扁鹊的称呼也与此有关。据考证,这是具有神话色彩的针灸行医图,反映了早期针刺疗法的线索。

(二)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掘出大批竹简,其中有关法医学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法医学属于特殊应用医学,其发展状况可以反映医学的发展水平。秦律中有活体现场和尸体检查,以及判定损伤程度的法医学标准等法医学内容。秦律还记载了麻风病(古代称疠病)与法律的关系,记述了麻风病的主要症状和检验方法,规定了麻风患者应该送到 “疠迁所”进行隔离。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设立的麻风病隔离院,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麻风病具有传染性,并以法律手段确保隔离的实施;并且纠正了过去认为唐天宝七年(784)始有“疠人坊”的错误说法,为研究先秦医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汉书·平帝纪》载:“民之疾疫者,舍空邸,为置医药。”说明在汉代国家不仅重视对于传染病的隔离和治疗,而且已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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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传说中的扁鹊针刺行医图 (东汉画像石)

(三)西汉医药器具

1968年夏季,在河北满城县西南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时,在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有一件口径为27.6cm的铜盆,盆沿和盆身均刻有 “医工”字样(图2-4)。还发现9枚医针,其中金针4枚,银针5枚。针体细长,长度为6.5~6.9cm不等,上端为方柱形长柄,宽0.2cm,柄上有一小孔。针尖或尖锐,或稍钝,或呈圆卵状、三棱形不一。据专家考证,认为与 《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载九针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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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西汉 “医工”铜盆

注:右图为盆沿局部放大图。

(四)出土药物及制药工具

1976年湖北江陵县凤凰山167号汉墓及1972~1974年湖南马王堆1号与3号汉墓均出土多种药物。这些药物均放置于棺椁边箱的一些容器内。不仅有国产地道药材桂枝、桂皮、茅香、花椒、杜衡、藁本、佩兰、姜、高良姜、牡蛎、丹砂等,而且还有来自印度(“天竺国”)的药品苏合香。1983年在广州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大量药石和药具,其中有两套捣药杵、臼及五色药石、铅砂、羚羊角等(图2-5)。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批五色药石包括雄黄、硫黄、赭石、紫水晶和绿松石,是在汉墓中首次发现的五色药石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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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杵臼和五色药石

(五)西汉人体经脉模型

1993年春,在四川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发掘的西汉木椁大墓中,出土一件高281cm,裸体直立,全身各部分比例协调,造型准确,表面绘有纵形红色线条19根的人体经脉漆雕(图2-6)。经研究,其红色线条为经脉循行路径,其中项背正中直行者为督脉,其余左右对称纵行分布于身体两侧,每侧9根,即十二经脉中手三阳、手三阴、足三阳经,仅缺少足三阴经。经脉主要从四肢末端走向头面,并在头部形成纵横交错的联络,为最早的经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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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西汉人体针灸经脉模型

(六)里耶出土医疗器具及秦简

2003年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防洪大堤修筑工程中发现一套器具。其中青铜针一枚,推测为针灸用;青铜药匙一枚,尾部麻花状,长8.5cm,重12g,推测为撒粉药之用;陶药罐一个,小口大腹,里外上釉,罐腹中部有孔,推测也是洒粉药之用。整套器具被认为是军医治外伤之用。

2002~2005年,在里耶古城出土秦代简牍38000多枚,被称为 “里耶秦简”。第一部分共计简牍2627枚,其中散见医药简牍19枚(其他尚未公布简牍中还有多少医药简,尚不知晓),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根据医方首端的 “第一”“三”“五”“七”“九十八”等表示医方顺序号的数字,可推测这些医简应来源于一套较为系统的医药典籍,且医方数量不少。将这些医药简与 《五十二病方》对照,既有医方内容上的相似,也有相同词语的使用,只是在文字形式上更为古朴。

先秦至汉代的医学缺乏更多详细的文献记载,但从出土的医书和医药文物来看,这一时期医药学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从医学理论的概括到临证经验的总结都具有一定规模,为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