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精神治疗失去耐性，因为这种方法看起来永无止境、花费很高、疗效不确定，并且治疗师们在治疗中会使用模糊、深奥的专业术语。对于很多人来说，精神治疗就如同在一间黑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尽管很多杂志和精神健康学会都认为精神治疗很好，但是，究竟什么是精神治疗、它能够实现什么，至今仍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每年，人们都阅读无数的有关精神治疗的书籍，但几乎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数据可以帮助一个需要治疗的人摆脱一幅卡通画上对精神治疗的描述——精神医生和他神秘的沙发。
不仅患者和普通大众表达了他们对精神治疗的不以为然，很多精神医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很多人都在寻找以下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的心灵如何运作，我们为什么会做我们正在做的这些事，如果我希望停止做这些事我该如何停下来等，事实上，本书正是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产物。答案就是，在精神治疗领域，人际沟通分析技术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突破点。它给了那些对传统、模糊的心理治疗方法气馁的人以希望，也给了那些想改变而不想再被动适应、想面对而不想再逃避的人以新的启示。它是一种很现实的方法，因为它用这样的事实来面质患者：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他都可以对未来所发生的事情负起责任。另外，它使人能够改变，能够发展出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引，并且能够发现他们拥有选择的自由。
这种方法的发展归功于艾瑞克·伯恩博士的杰出贡献。他发展了人际沟通分析的概念，并创造了关于个体和社会精神病学的统一体系，使我们不仅可以很容易地在理论层面上理解人际沟通分析的概念，而且在实践应用层面也非常有效。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有幸与伯恩一起学习，并在他主持的旧金山高级研讨会中不断探讨这些问题。
我最初了解这种新方法是在1957年洛杉矶美国团体心理治疗协会西部地区的会议上，当时我读到了一篇《人际沟通分析：一种全新且有效的团体治疗方法》（Transactional Analysis:A New and Effective Method of Group Therapy）的论文。通过这篇文章，我确信它不仅仅只是“又一篇研究报告”而已，而是从全新的角度描绘了人类心灵的蓝图，它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意义精确的词汇，任何人都能理解。这些词汇使得两个人谈论他们的行为并理解行为的意义成为可能。
精神分析语言的一个不便之处是它们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以“自我”为例，弗洛伊德曾详细地阐述了它的定义，在他之后，每个精神分析师几乎都对之下过定义，但是这些冗长、复杂的概念对一个试图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找不到工作的患者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尤其是当他的问题在于缺乏足够的阅读能力以听从指示之时。甚至整个理论界对自我这个概念都没有一致的定义，模糊的含义和复杂的理论只会对治疗过程起阻碍而非帮助作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曾说：“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很少使用晦涩的词汇，只有在其他简单的词汇都无法达到他想要表达的目的时才会使用；然而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人……会认为说一些难懂的词汇才能表达他们对深奥知识的了解。”人际沟通分析语言是非常精确的治疗工具，因为任何人都能听得懂这种语言，同时，它能识别出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所揭示的正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验。
这种方法对于团体治疗来说也十分适合，它直接解决了需要治疗的人与有资格提供治疗的人在人数上差异悬殊的问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结束后精神病学的快速密集型发展，在过去的25年间，精神病学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心理学文献不断发表，一些发表在精神病学专业期刊上，另一些发表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上，人们对精神医学的需求也逐年增加，但是需求与治疗之间的差距也随之变得更大。所以，问题一直在于，如何让弗洛伊德离开他的沙发，真正服务于大众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美国国家预防精神疾病委员会行政董事麦克·高曼（Mike Gorman）在1965年5月召开的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年会中，就精神病学所面临的这一挑战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从1945年一个由3000名精神医生组成的小组织，成长为1965年拥有14000会员的专业大机构，你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时代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中来。你们不能再躲在那并不令人舒服的办公室中，在挂着弗洛伊德1909年访问马萨诸塞州伍斯特时的照片、安放着加有软垫沙发的房间里自我欣赏。
我建议精神病学必须发展出一种“公用的”语言，它不是专业术语，而是适合于对社会普遍问题的讨论。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意味着我们要告别曾经使用的那些让专业工作者感到舒服、安全、有保障的用语，取而代之的是更适合大众使用的更轻松、愉快的语言。如果精神病学想得到国家市政厅的重视，那么即使这个任务再困难，我们也要完成。
最近，我被几个年轻的精神病学者的著作所鼓舞。他们展示了如何用积极的方法来反对治疗师终其一生每年只能治疗一二十个患者的问题。
精神病学家梅尔文·萨布兴（Melvin Sabshin）博士的评论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传统的精神治疗技术、常规方法以及目前的事务性工作，是否能够实现精神病学所需要的新功能或新角色？我个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它们不足以成为新功能及新工作框架的基础。”
精神病学家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精神治疗无法满足穷人、学校中的学业不良者、受挫的蓝领工人、生活在拥挤城市中的幽闭恐怖症患者的需要，我们无法解决他们的心理及社会问题。
很多善于思考的领导者已经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精神病学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不仅要在本领域内得到拓展，更要与其他行为学科平等地相互融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设计培训项目来培训成千上万的精神健康工作者，我们也才能实现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关于精神健康演说词中设定的目标。[1]
今天，我们用“公共的”人际沟通分析语言培训数以万计的精神健康工作者，使得消除使用专业术语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更好地讨论社会普遍问题成为可能。在加利福尼亚已经有1000多位专业工作者接受了这种方法的培训，培训还迅速扩展到了美国国内的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国家。这些受训者中有一半是精神病学家，另外一半包括其他专业领域的医生（如产科、儿科、内科、全科等）、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缓刑监督官、护士、教师、人事经理、牧师以及法官等。同时，人际沟通分析也以团体治疗的形式在加利福尼亚的很多州立医院、监狱以及青少年委员会中使用。在婚姻咨询、青少年及青春前期治疗、牧师咨询和产妇家庭护理中，越来越多的治疗师开始使用此方法。除此之外，它还在至少一个智力迟滞培训机构中使用，这就是萨克拉门托市的劳雷尔·希尔机构。
人际沟通分析之所以能填补治疗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差距，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可以更好地应用在团体中。它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不是忏悔，也不是在心理问题的地窖中考古。就我自己的精神治疗实践来看，这种方法使得我治疗的患者人数至少增加到从前的四倍。在我过去25年的精神治疗工作中（包括治疗患者和管理大型机构项目），没有一件事比目前我的工作中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更让我激动。人际沟通分析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它给患者提供了可以自己使用的一个工具，本书的目的就是定义这个工具，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工具，不仅仅是“有病”的人才可以从中受益。
看见人们从第一次治疗开始不断发生改变、逐渐好转、成长并摆脱过去的阴影，这是一种多么棒的满足感。当这种改变多次发生时，我们产生了更大的希望。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转变为富有创造性、让人满足并且毫无恐惧的，相信接下来的三个人、四个人或100个人的关系也可以发生改变，整个社会群体，甚至整个国家都会随之受到影响。世界的问题——通常都是以暴力、绝望这样的词记录下来，其实从本质而言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每个个体发生改变，整个世界也就随之变化。这是一个值得长久拥有的希望。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支持、做出贡献的人们。本书的问世，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艾米，她的写作技巧以及敏锐的思考使本书最终得以出版。书中融合了我的演讲、研究、过去的写作、观察以及提出的一些公式，很多内容都是我们一起研究得来的。她的哲学观及文献研究论证在全书中随处可见，道德价值观一章的内容也是她颇有创意的贡献。另外，我想向我的秘书贝弗莉·弗兰芒、康妮·朱瑞表示感谢，他们帮我准备了打字稿，并帮我仔细研究了手稿。感谢艾丽斯·比灵斯、美林·黑迪格、马杰里·马歇尔和詹·鲁特宝贵的帮助；感谢我的孩子为本书做出的让人快乐的贡献。
感谢和我一起建立人际沟通分析机构的同事：戈登·海格尔博士、布鲁斯·马歇尔博士、J.韦弗·赫斯以及约翰·R.沙丁。感谢机构管理委员会扩大时加入到我们队伍中的各位董事：戴维·艾博盖特博士、拉维恩·科瑞茨、丹尼斯·艾科霍恩博士、罗纳德·弗恩博士、阿里恩·弗力特博士、戴维·希尔、丹尼斯·马克斯博士、拉里·马特、约翰·米切尔博士、理查德·尼科尔森、瑞弗·拉塞尔·奥森里斯、沃伦·普伦提斯、伯顿·鲁特、巴里·路伯里斯、弗兰克·苏墨斯、瑞弗·艾拉·坦纳、勒路里·沃特尔和Z.O.扬博士。
感谢已故的罗伯特·R.费格森博士，他是萨克拉门托市弗里蒙特长老会的高级牧师以及普林斯顿科技神学院教育领域的顾问。感谢约翰·M.坎贝尔博士，他是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的主席；感谢萨克拉门托俱乐部的詹姆斯·J.布朗；感谢埃瑞克·比约克的智慧以及慷慨的解说；感谢福特·路易斯博士，他是萨克拉门托独立神论协会的牧师，他对真理的热情与贡献极大地激励了我。
感谢厄尔汉姆学院的哲学教授艾尔顿·特伯拉德博士，他为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最新信息。感谢詹姆斯·派克主教，他是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常驻神学家，感谢他具有感染力的热情以及慷慨的帮助。感谢另外两个特别的人，他们为我提供了长期的培训和鼓励，他们是弗瑞达·弗洛姆·瑞茨曼博士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博士，正是在接受他们辅导的过程中我才听说了“人际沟通”这个术语。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正是遵循他们的希望，最终我才写成了这本书。
托马斯·A.哈里斯
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
1968年6月
[1] M.Gorman，“Psychiatry and Public Policy，”The American Fournal of Psychiatry，Vol.122，No.1（July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