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代前言）

自从鲁迅作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的论断以后，一些论著在提及该书时，均称之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此仅就艺术表现而论，从思想内容来看，《儒林外史》应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这在一些研究论著中尚未得到应有的反映，或虽已涉及但也缺少全面的论述，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评论。程晋芳说它“穷极文士情态”（《勉行堂文集》卷6《文木先生传》），杨钟羲也同意这一见解（《雪桥诗话》3集卷7）。但闲斋老人的看法却不同，他在序《儒林外史》时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并将小说中对待功名富贵不同态度的四种知识分子分别加以品评。这一看法对后来颇有影响，如东武惜红生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为一编之局”（增补齐省堂本序），刘咸炘也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全书眼目”（《校雠述林》卷4《小说裁论》）。但也有将上述两种意见并提的，如卧闲草堂本评语，一方面指出“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1回），“是此书之大主脑”（2回）；另一方面又认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37回）。此后，胡适论及《儒林外史》时，则认为“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吴敬梓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研究论著在评论《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时，除了着眼于它对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嘲讽以外，又肯定了它对礼教虚伪的揭发。在这些评论中，虽也有涉及小说反映了知识分子生活的见解，但大都仅仅局限于将它作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陪衬。其实，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各自反映了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全貌的长篇小说。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说“外史纪儒林”，就很能概括出这部小说的主旨。

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知识分子形象，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从而反映出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生活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或受其羁縻，或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作者对他们有讽刺也有表彰，有否定也有肯定。从他们的生活情景入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这在前此的我国文学史上尚未曾有，因而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

一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与清初统治阶级对待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的政策密切相关。或者说，《儒林外史》中一些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都是这种政策的产物。其怀柔手段，主要是广开仕途，尊孔读经；其镇压手段，主要是频兴文字之狱，钳制异端言行。

满洲贵族在入关之初即广开仕途，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新王朝的政权，而恢复科举制度则是广开仕途的一项重要措施。福临时大学士范文程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史稿·范文程传》）康熙时大臣鄂尔泰说得更为露骨：“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满清稗史》30节）由此可见，恢复科举制度的目的就在于“牢笼”“驱策”人才为其所用。对统治阶级这一手段，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批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1回中就让他的理想人物王冕公开否定“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然后以很多的篇幅，极为深刻地揭发了这一制度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和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吴敬梓笔下，由于科举制度的恢复，许多知识分子都以“儒”为业，读《五经》《四书》，写八股文章。全国各地不同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在读文章，做举业。他们热衷斯道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想法都像马纯上那样，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正如《儒林外史评》所指出的那样：“何以要做举业？求科第耳。何以要求科第？要做官耳。儒者之能事毕矣。”（13回）吴敬梓在小说中以形象的描绘，批判了这一制度引诱得读书人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其中少数人侥幸考中举人、进士，谋得一官半职之后，不是像周进那样成为推行科举制度的主考、学政，就是像王惠那样变成勒索小民“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这些“英才”也就被统治阶级所“驱策”。绝大多数读书人却是名落孙山，终生不第。但这些“志士”既然皓首穷经，也已受其“牢笼”，他们或游说四方，或终老牖下，无以为生，衣食艰难，甚至如倪霜峰那样落得卖儿卖女的下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无论考中考不中，既无真学问，也无好操守，为了谋得功名，不惜通关节、营贿赂，无所不为。而社会上衡量人物的标准又全看其是否考中功名，如鲁编修就说：“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施御史以为：“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五河县这个“恶俗地方”就盛行这种热衷功名、趋炎附势的“恶赖风俗”。其实五河县不过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吴敬梓在作品中嘲讽了这种恶赖的风俗，也就有力地揭发和谴责了这一制度极为恶劣的社会效果：它不仅培养了一批朝廷的鹰犬、爪牙，而且也造就了大量“稂不稂莠不莠”的废物，还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清朝统治者在恢复科举的同时，还征聘山林隐逸，举行鸿博之试，实行捐纳制度，多方面地广开仕途。这些，在《儒林外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福临再三征用贤能，“凡境内隐逸、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玄烨也曾“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清史稿·选举志》）。但当时一些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都拒而不出。《儒林外史》第1回写吴王即位之后，曾遣官员前往诸暨征聘王冕为“咨议参军”，但他却“久矣不知去向”，“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作者将他置于全书之首，就有着使之成为知识分子楷模的意义。接着，吴敬梓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对待鸿博之试的不同态度，反映了统治阶级推行这一策略的复杂影响。有清一代，于康熙、乾隆两朝各举行博学鸿词科试一次。玄烨的目的主要在于笼络高级士人，弘历的用心主要在于为自己延揽虚誉。康熙之试，应试者少而起用者多，未授官者也赐以征君衔，从而消弭他们的敌对情绪；乾隆之试，应试者众而录用者寡，抗节不出虽亦有人，但多数士人均以能参与征聘为荣。

《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鸿博之试，实际上涉及这两次考试的情景。小说中既有真心装病不愿应聘的文人杜少卿，也有碍于君臣之礼“只得去走一遭”的学者庄绍光。围绕这两个人物的应征辟问题，作者描写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反应。高翰林认为：“征辟难道算是正途出身么？”还说杜少卿“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萧柏泉则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理解庄绍光的辞聘，认为庄绍光想“要从正途出身，不屑这征辟”。这代表了热衷举业的一批士人的看法。另有一些人对能够应聘十分歆羡，尤滋就希望虞育德能被山东巡抚康大人推荐，并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师的高处。”这番话的确曲尽其妙地表现出某些知识分子灵魂的细微奥秘。庄绍光在应征前“闭户著书”，固然他自己“不肯妄交一人”，但也很少有人登门结交；及至“引见”获得“征君”衔归来，就大不相同。路过扬州时，盐商、盐务数十位迎来送往；回到南京后，司、府、道、县，乡绅势豪不断来拜，这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社会人情的影响。庄绍光被召见之后，虽未出而为官，但一顶“征君”虚衔也已将他羁绊住。他在赴京引见之前，就已表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赴京途中又劝说卢信侯对“国家禁令，也不可不知避忌”；归乡之后更隐居在玄武湖“闲着无事”，“着实自在”。这些言行全然不同于清初那些抗节不出的知识分子，这也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羁縻作用。

捐纳制度又为富豪子弟另开登进之途。如康熙十七年（1678），凡“各直省生童捐银一百两，准与入泮”（《履园丛话》卷4），公开买卖功名。当时有不少比较正派的官员就反对这一弊政，如陆陇其说：“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清史列传·陆陇其传》）但由于统治者推行这一制度，不但为了聚敛钱财，而且还有政治目的。胤禛就大量任用捐纳得官的新进，以牵制科名出身的官僚，认为“使富厚之家叨授官职”，也是“肃清科场之道”（《永宪续录》“开云南垦田捐纳例”）。因而终清一代，此一弊政始终未能革除。《儒林外史》对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也有所反映和指擿。南昌太守蘧祐对其孙子蘧公孙“娇养惯了”，以致使得他对“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就“替他捐了个监生”。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也是在商人金有余等人的资助下，才捐了个监生，而后参加乡、会试，中了举人、进士。可以说他的功名富贵全凭“金银有余”而获得的。小说中还写出了只要肯出钱，就可以直接做官。如假中书万里被陷入“钦案”，眼看身份就要败露，但在“有了钱，就是官”的这种制度下，风四老爹迫使秦中书出二千两银子，立即“保举”了一个真中书，赢得了官司。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制度，固然使得原就弊端丛生的吏治更趋腐败，但却为知识分子仕进又开一方便之门，因而也就有着很大的笼络作用。

总之，清初统治者恢复科举、征聘隐逸、特开鸿博、实行捐纳，用多种手段“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加强和巩固他们的专制政权服务，而广大知识分子却纷纷“入其彀中”。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社会现实有着生动的描写、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挞伐。

二

清初统治者除广开仕途以羁縻知识分子以外，还尊崇宋学、提倡汉学以使知识分子就范。玄烨即位之后，大力推崇宋学，他自己“夙好程朱”“穷理尽性”，任用“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皆理学耆儒”，因而当时“宋学昌明，世风醇厚也”（《啸亭杂录》“崇理学”）。雍、乾两朝在继续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倡导脱离现实、大搞烦琐考据的汉学，弘历“特诏大臣保荐经术之士”，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大著”（《啸亭杂录》“重经学”）。他们尊崇宋学、倡导汉学，其目的都在于使知识分子俯首帖耳地接受新朝统治。因为清统治者深深明白，尊孔读经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他们看来“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花边文学·算账》）。而倡导脱离实际、烦琐考证的汉学，则使得一些“所谓读书人”“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这就无损于政权的巩固，也正是统治阶级所企求的“太平之治”。

吴敬梓在小说中对统治者推行这种措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形象的反映。作品中首先围绕和读书人紧密相关的“书”展开对程朱理学的嘲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明《卧碑文》，清亦如此）。玄烨还颁行上谕十六条，其中也有“黜异端以崇正学”的规定，所谓“正学”就是“宋儒传注”的《四书》《五经》。在这些功令下，周进无论是“上位教书”，还是自己“苦读了几十年的书”，都只能是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沈大年在青枫城“指授”给学生的“书理”，也还是宣扬程朱理学的“理”。卫体善、随岑庵所选的书，也无非是宣扬程朱理学的时文。王蕴“要纂三部书”，其中礼书是讲“事亲”“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也都是宣扬维护社会秩序的程朱理学的书。凡此都表明，当时知识分子无论是读书、教书，还是选书、著书，无一不受清统治者所尊崇、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所制约。正因为此，吴敬梓在小说中始终是将科举弊端和理学虚伪放在一起予以嘲讽和挞伐的。

其次，作品还揭示了在这种功令下，一些知识分子只将程朱理学当作“学问”，其他任何知识都不是学问，一概加以否定。学道大人周进将“诗词歌赋”全视为“杂览”，只重视宣扬理学的“文章”；鲁编修更将《离骚》和“子书”全看作“不是正经文字”；马纯上“批文章”，总是在《朱子语类》《四书或问》上摘取“精语”，并且认定宋朝“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当然，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也有少数能有所醒悟，认识到理学的无用，如倪霜峰就说“一辈子坏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上，但其觉悟之时已届晚年，不久人世了。吴敬梓就以饱含着哀怜、混合着同情、夹杂着嘲讽的笔触，描绘了程朱理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得他们业务荒疏、精神空虚，自幼至老，一事无成。

再次，吴敬梓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些掮着理学招牌的伪道学，他们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范进母丧守制，却大吃虾圆子；权勿用自称“居丧不饮酒”，却大用“肴馔”；荀玫母死匿丧不报，谋求夺情；高侍读更把“敦孝悌、劝农桑”看成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尽是些“呆话”。对这些口言仁义、行为卑污的伪道学，吴敬梓怀着极大的愤怒，无情地暴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深刻地剖析他们的肮脏灵魂。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吴敬梓在揭露程朱理学对士人毒害时，并未将全部笃信理学的士人一齐否定，而是区别对待的。程朱理学当然有利于统治秩序，但从笃信理学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操守来看，却有清正邪浊之分。吴敬梓笔下的庄绍光就是一个讲究操守而又笃信程朱的知识分子。他不但自己讲究“君臣之礼”，自我检查“义理不深”，而且还劝说卢信侯要遵守“国家禁令”，指责地方官“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这些言论都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但他个人行为十分清廉、谨慎，扬州总商送他六百两银子，他一介不受；平素“不肯妄交一人”，对贫困而死的老夫妇却出力掩埋。他虽然笃信程朱，但又讲究操守，作者对他这些言行没有任何嘲讽，而是当作正面形象来塑造。这就表现了吴敬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没有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也没有把不同的知识分子脸谱化。

吴敬梓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不少笃信程朱理学的士人形象，但在刻画脱离现实、烦琐考证的“汉学家”时，却着墨不多。小说中所塑造的金东崖这一形象，也充分暴露了这些“汉学家”的嘴脸。首先，对他那种穿凿附会的治学方法，吴敬梓给予辛辣的嘲讽。他所著作的《四书讲章》颇多谬论，如解释《孟子·尽心下》“曾晳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就十分荒唐。他先认定“羊枣，即羊肾也”，之后引用俗语“只顾羊卵子，不顾羊性命”为证，说明所以“曾子不吃”。对这种令人喷饭的谬论，杜少卿随即予以抨击：“古人解经也有穿凿的，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其次，作者又暴露他的贪婪嘴脸。荀玫谋求夺情时，曾请他这个“吏部掌案”帮忙，后来荀玫出任两淮盐运司，他“特到扬州来望”，敲了荀玫“几百两银子”竹杠。纳贿贪污的劣迹甚多，学道衙门的差役李四就揭了他的老底，说“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贪财，是当时一些“汉学家”的通病，例如与作者同时而稍后的王鸣盛（1722—1797）“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啸亭续录》“王西庄之贪”）类似王鸣盛一类的汉学家并非仅见，金东崖这一形象无疑是概括了这些“汉学家”的特征。此外，作者虽然只少许点染了他与光棍龙三的暧昧关系，却已充分地暗示出他生活糜烂、行为不端。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真正汉学家的著作在当时不被重视，甚至不为人知的状况。那些“做举业的”人，对于《毛诗》“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杜少卿著作的《诗说》引用了一些“汉儒的说话”就被人“当作新闻”，引起很大波动，或被人曲解，或受到责难。总之，吴敬梓通过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描写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有意尊崇宋学、倡导汉学，造成知识分子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严重后果，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文化政策愚民的罪恶。

三

清初统治者在怀柔、笼络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对一些不愿就范的具有进步思想或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进行严酷的镇压。顺治十四年（1657），福临借顺天、江南两闱乡试舞弊事件，大兴科场案，开清代统治者镇压知识分子的先声。顺治十八年（1661），又借苏、松、常、镇四府奏销案，对江南知识分子严加惩处，革黜功名，刑责逮捕，牵连受害者多达一万余人。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狱有十余次之多；雍正在位仅十三年，文字狱却增至近二十起；乾隆一朝则高达八十余起，仅在吴敬梓去世之前（乾隆十九年），也有十余起之多。总之，随着清统治者武力统一全国，也越趋频繁地严酷迫害知识分子。由于最高统治者屡兴大狱，因而社会上挟嫌诬告成风，统治者罗织罪名则唯恐不力，常常一案之起，地涉七八省，时延数十年，牵连甚广，造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局面。乾隆朝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措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清史稿·曹一士传》）可见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严重地笼罩住整个社会。

吴敬梓生活在文网如此森严的时代，却敢于将统治者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的现实，通过“遮眼法”形象地反映出来，表现了巨大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在第1回里，王冕假借天象含蓄地点出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他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与文昌，原就是分别象征牢狱和文运的两颗星座，作者用一“犯”字，就充分表现了文字狱的血淋淋景象。之后，吴敬梓则将文字狱的情节若断似续地分别穿插在有关回目中来描写，并以所谓禁书《高青邱诗文集》将它们贯串起来，从而反映了一起文字狱的全貌。小说第2回就出现了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的王惠，作者对他原无好感，从多方面予以嘲讽和抨击，但在他成为“钦犯”、仓皇逃走之后，作者一反常态，不再加以讽刺，而以怜悯的笔触叙写其厄运。在宁王“束手就擒”之后，他“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件东西”，只取了“几本残书”就“黑夜逃走”；逃到浙江乌镇时“盘缠”已经用光，幸亏遇到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赠送他二百两银子。王惠不胜感激，极为郑重地将这“几本残书”交付给公孙，说：“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这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几本残书”就是《高青邱集诗话》，后来果然引起“是非”。当公孙将此书拿给其祖看时，蘧祐知道利害，吩咐公孙：“不可轻易被人看见！”岂料公孙好名心切，竟然题上自己名字刊刻出来，遍赠亲友，被家人首告“交结钦犯，藏着钦赃”，后来马二先生用自己的全部积蓄替他赎回藏着“几本残书”的枕箱，才算脱却干系。但《高青邱集诗话》一案并未了结，在立志“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收藏在家里的卢信侯将高启的文集“用重价买到手”之后，庄绍光曾劝他：“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信侯未听其劝，果然为人告发，被收捕入狱，后来得到庄绍光的营救才被开释出来。至此，这一案件似已结束，但作者仍然反复叙写，直到交代出最早受此案牵累的王惠的命运才住手。王惠从江西逃到浙江，削发为僧远走四川，隐姓匿名深藏在成都城外四十里的庵中，他的儿子郭力“走遍天下”，寻了二十年，终于找到庵中，他却不敢相认，不久也就凄惶地死去。在作者笔下，这一起文字狱迁延二十年之久，从江西发案，波及浙江、南北二京，直到四川，受牵连的人有曾任南赣道的王惠、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制义选家马纯上、湖广藏书家卢信侯、应荐鸿博的征君庄绍光。这就把文字狱的恐怖气氛色彩浓郁地表现出来。当然，这一起文字狱被作者分散在不同的回目中叙写，似乎不够集中；也穿插了一些与文字狱无关的情节，好像有些游离，但这是作者不得已采用的“遮眼法”，这种若断似续的描写，也正是文网森严的产物！

这一起案件是以刘著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被诬入狱事为蓝本，但吴敬梓并未全然照搬原案，而是从康、雍、乾三朝发生的许多文字狱中选取了不少事实改造成小说的情节，有一个典型化的过程。但刘著一案对他的创作也确有一定影响，对此须略加探讨。顾祖禹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一书，目的很明确，在该书总序中，他记叙了其父去世前对他的教诲，他父亲说：“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沉，九州腾沸……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顾祖禹即秉承父志著成此书。魏禧在序此书时指出：“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朱象贤也认为此书“并考山川形势，历代用兵战守，悉为详载，乃经济书也”（《闻见偶录·读史方舆纪要》）。所谓“经济书”实际上就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刘著“奇爱”这部书，又是与他生平“喜谈兵，论天下形势险要”的抱负不无关系。这样一部“经济书”、顾祖禹的著作意图、刘著“奇爱”的用心，都是清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正因为此，才有可能被顾所诬陷打入“海案”，刘著也因此被捕入狱，“前后七年，父死家破，几至刑戮”。（《纪方舆纪要始末》，见《青溪文集续编》卷3）刘著字湘煃，湖北江夏人，是宣城梅定九的弟子，又是李恕谷的门生。他在江南一共住了九年，并曾馆于程廷祚家中。程廷祚是吴敬梓至交。后来吴敬梓的长子吴烺又从刘著学数天之学，《答历算十问》即刘著为吴烺所作。此案发生时，吴敬梓已从故乡迁居南京，因而吴敬梓对这一案件的始终十分了解。也正因为此，在《儒林外史》中，对于文字狱的恐怖气氛，才能做出真切感人的描写。当然，在整个作品中，揭露文字狱的分量少于批判科学弊端的篇幅，但在文网严密的时代能做出如此深刻而形象的描写和揭发，也就非常难得，弥足珍贵了。这无异保存了清初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记录，具有文献价值和认识意义。

四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仅形象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受到牢笼和迫害的情形，而且还以赞赏的笔触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社会理想，他们不受羁縻，远避迫害。这无疑是宣告了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的破产。

小说中许多作者所肯定的正面人物，大都反对统治阶级用以牢笼士人的八股举业。在第1回中王冕公开否定此法以后，接踵而来的一些正面人物，均从不同角度批判了八股制艺。如杜少卿的父祖先人中有不少人出身于科举，但他本人却不愿“守着田园做举业”；虞育德“也不耐烦做时文”；武书“并不会做八股文章”。由于看不起八股时文，他们也就连带着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杜少卿对那些“灰堆里的进士”根本不予理睬；迟衡山看不起“只不过讲个举业”的“读书的朋友”，当面教训高翰林这一类禄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甚至公子哥们娄三、娄四在愤激之余也居然说出“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这样的言论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一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见解，也的确有人认为“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履园丛话》卷13。又，吴敬梓高祖吴沛亦曾教育诸子云：“若辈姿好不一，能读书固善，不然做一积阴德平民，胜做一丧元气进士。”见吴国器《先君逸稿跋言》）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还都主张做人要讲究操守，修养道德，而不应该蝇营狗苟、追逐利禄。虞华轩希望余大先生教育自己的儿子“第一要学了表兄的品行”，认为“举人、进士……也不是什么出奇的东西”，不必在意。这样的主张显然与统治阶级倡导八股制艺的策略针锋相对。作者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社会上除了有把举业当作人生出头的大事如马二那样的读书人以外，也还有不少鄙薄举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既鄙薄举业，也对统治阶级尊崇的宋学、汉学表示冷漠。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认为教育要与生产并重。萧云仙在青枫城首先发展生产，“开垦田地”，兴水利、劝农桑，在此基础上才办学堂，把当地一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庄绍光也“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献给嘉靖皇帝。他们还认为八股文章于政事无用，主张教育要有助于政治（当然是封建的政治），迟衡山就说“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他们反对烦琐考证的汉学和空疏无用的宋学，提倡经世致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都“贯通了”；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这些，都是与科举制度所规定的《四书》《五经》全然不同的学问，作者着力提倡和肯定，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

吴敬梓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这些正直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而且还描写了他们的出处行为。统治者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安徽巡抚李大人准备荐举杜少卿应鸿博之试，他却装病辞荐，对知县说：“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断不能了。”庄绍光被礼部侍郎徐大人所荐，虽然奉旨赴京“引见”，他却认为“我道不行”，坚决“恳求恩赐还山”，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立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衣食考虑，不得不谋求一官半职，但在能够维持温饱以后，就表示要辞官归里，虞育德就曾对杜少卿表白：“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觉醒之后，毅然放弃“儒业”，而改以其他技艺谋生。例如秀才倪霜峰就不再攻读制义，而以“修补乐器”的手艺为生；虞育德在功成名就、做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以后，也认为“儒业”不可安身立命，要求子女在“读书之余”“学个医”，将来也“可以糊口”。他们大祭泰伯祠，倡导礼乐，兴修青枫城，实践兵农，也曾努力争取把理想变成现实。他们的见解、理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受到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所致。例如颜元、李塨，都反对八股制艺和程朱理学，提倡礼乐兵农。李塨所设想的分“艺能”“乐律”等九科取士之法，在“艺能”科中就包括“医道”（《平书订》卷6）。由此可见，《儒外林史》中这些正面人物的思想言行，与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潮息息相通。

在吴敬梓笔下，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字狱的受害者都表现了极大的同情，给予可能的支持。王惠曾经勒索过蘧祐二千两银子，可是在王惠逃亡时，蘧祐对自己孙子蘧公孙送他二百两银子作盘缠，也“不胜大喜”。特别是蘧公孙为人悭吝，并不豪爽，马纯上就说他不是一个“慷慨角色”，居然能倾其所有悉数相赠。这就表明，对于受到统治者迫害的人，即使有个人恩怨也能释去前嫌，即使为人悭吝也能慷慨解囊。后来蘧公孙也受到此案牵累，随即有马纯上出来相救，将自己全部积蓄“挤的干干净净”，从秀水县差人那里赎回“钦赃”。之后，卢信侯也因收藏过这“几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之积极疏通，获得释放。郭孝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王惠来到南京，杜少卿让自己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四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原不肯接受，杜少卿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才接受下来。由于有了这样两封介绍信，一路上得到照顾，顺利地寻到父亲。但不久王惠即已“去世”，连萧云仙也为之“垂泪”，连呼：“可怜！可怜！”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作者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杜少卿、虞育德，而且还有作者并不全部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吴敬梓对这些“中间人物”热衷举业、追逐名利的思想言行，有着委婉的嘲讽，但对他们同情和支持文字狱受害者的所作所为，则给予充分的赞扬。作品中出现的文字狱受害者，既有藏书家卢信侯，也有朝廷官员王惠。作者对王惠贪婪好财、不讲操守的种种表现，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揭露；但一旦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以后，作者的笔锋就由谴责转为怜悯。凡此都说明小说中这些读书人之所以同情文字狱的受害者，是因为作者对他们也有深切的同情所致。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生动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

当然，《儒林外史》中这些正面人物虽然不接受统治阶级的牢笼，不惧怕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志趣和社会理想；但他们的理想过于迂阔，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能实现。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他们“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渐渐销磨尽了”。作者以令人“黯然销魂”（《儒林外史评》55回批语）的笔墨，写出他们风流云散的下场。这就十分真切地反映出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在体察到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却寻不到出路的苦闷。这是时代使然、阶级使然。

综上所述，吴敬梓以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在《儒林外史》中表现了我国古代社会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状况。吴敬梓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任何时代的读书人一样，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了多方面地表现他们的所言所行，作者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因而，在《儒林外史》中，作者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情画。这样一幅“浮世绘”虽自有其意义，但毕竟是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景出现的，正如天目山樵所指出的：“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倡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儒林外史评》序）在这样一幅浮世绘中，知识分子仍然占据主要位置，因而我们可以说，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文章于1978年10月初稿，1981年8月改定。原载《古典文学论丛》

第五辑，齐鲁书社198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