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

一

王冕，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元代末季著名的诗人、画家，生卒年代大约为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至正十九年（1359）。字元章，号煮石道者、闲散大夫、饭牛翁、会稽外史、会稽山农、梅花屋主、竹斋生、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老龙、老村等，浙江诸暨人。《明史》卷285有传，极简略。此外，元徐显（《稗史集传·王冕》）、明宋濂（《宋学士文集·王冕传》）、清朱彝尊（《曝书亭集·王冕传》）均为之作传；其他如焦竑《国朝征献录》卷116、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等著作中亦有王冕传；一些笔记如陆容《菽园杂记》、叶盛《水东日记》、郎瑛《七修类稿》等作品中均有关于王冕事迹的记载。

但是，吴敬梓笔下的王冕，虽然以传记中的王冕为原型，但已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王冕，而是文学形象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一旦被作家采撷到文学作品中、被塑造成文学形象之后，必然与其原来的面貌有所不同。作家总是顺从文学作品本身的规律，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他，凭自己的想象力去丰富他，靠自己的判断力去修剪他。这种对历史人物事迹的增饰与芟除，正反映了作家的审美情趣，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因而作为文学形象与作为历史人物，二者是有所不同的。对于文学形象的王冕，我们只能依赖文学作品的本身去分析他，历史人物王冕的某些事迹，只能作为参证，而不能处处以之去推求文学形象王冕。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经从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中剪裁了不少片断，糅合到自己所创作的文学形象中来。然而，他们大都已改变了姓名，更换了身份。唯独对于历史人物王冕，则仍然袭用其原名，这在《儒林外史》中还是仅见的。特别是，作为文学形象的王冕又是出现在作品开宗明义的第一回“楔子”之中，这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楔子”原先出现在元杂剧中，用在一本四折之前，以介绍主要角色和情节梗概；亦有用于折与折之间，作为情节的过渡。其后，小说中也有用“楔子”的，如金圣叹删改《水浒》，将原本的引首和第一回合并为“楔子”，认为“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的确，他结合《水浒》的具体内容，对“楔子”做了详细诠释，他说：“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在他看来，“楔子”无疑是引发情节的一种艺术手段。

但是，《儒林外史》中的“楔子”，所写的人物在后文中既未曾出现，也未曾被提及；所叙的故事似亦与后文既无继续，又无关联。它的作用显然与金圣叹所说不同。从《儒林外史》整部作品来考察，不难发现，它的“楔子”其实只是作者吴敬梓对现实社会的议论，这种议论中既透露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又显示了作品思想主旨所在。本回回目“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就是最好的说明。文学形象王冕既是出现在“敷陈大义”的“楔子”中，又是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可见作者吴敬梓是如何看重这一文学形象的意义的。

二

王冕生活时代的现实情景如何呢？当时一般士人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吴敬梓在王冕出场之前，通过一首《蝶恋花》词先行作了概括的交代：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接着，又用散文语言对此词作了一番直抒胸臆的倾诉：“人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王冕二十岁左右时曾去山东济南卖画。一日闲坐，“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叹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乃拴束行李回到故乡。回乡六年，母亲病死。“服阕之后，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又隔了数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这就是王冕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

在这兵荒马乱、改朝换代之际，士人追逐功名富贵的心理状态依然普遍存在。吴敬梓曾描绘了改朝之前，七泖湖畔不知姓名的“三个人”的聚会，虽然他们谈论的是危老先生危素，然而暴露出的却是他们自己热衷功名、切望攀结达官显宦的心态：胖子歆羡危老先生的富贵——新买的住宅值得二千两银子；瘦子则倾倒于危素的“名位”——“县尊”是他的门生；胡子则思虑着危素飞黄腾达的前程——皇上亲自送他出城，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各自设计如何攀结危素的途径，“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这三个人，作者没有写出他们的姓名，此非“三个人”无名无姓，而是因为此类人物滔滔皆是，不必一一出其姓名，写出此三人，就写尽了与此三人类似的无数士人来。在小说的正文中，此类士人正多，彼时方一一交代他们的姓氏、出处。此“三个人”正是后文中无数士人的先驱和影子。

换代之后，朱元璋即位，是为太祖皇帝，“天下一统”，似乎是“乡村人各安居乐业”。然而“到了洪武四年”，“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对此，作者在“楔子”中并未展开描绘，却通过王冕之口予以否定，说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的确，以“功名富贵”使士人“荣身”，这正是封建王朝羁縻士人的手段；也正是这种手段，使得广大士子如颠似狂地追逐功名富贵。小说正文中对此多有揭擿，而作者先于“楔子”中借王冕的言论予以否定。作者假借象征牢狱的星座贯索与象征文运的星座文昌的异常现象，预示了人世间这种变故，而又通过王冕之口说破：“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这正暗示了小说正文中描写到的统治阶级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现实！

这就是王冕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是当时士人心态和命运的形象写照。

三

在这样污浊的氛围中，王冕出场了。吴敬梓在《蝶恋花》一词的诠释文字之后，紧接着又说：“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用“嵚崎磊落”来形容王冕，显然是肯定他的特立独行、不同流俗。这与上文“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相映照，更衬托出王冕的不寻常。作者选择了放牛、读书、学画、向吴王进言等情节，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王冕的超脱时俗之处。

据宋濂、朱彝尊所记，王冕之所以放牛，均由“父命”所遣，当时年龄为七八岁。吴敬梓却安排王冕于七岁时丧父，母亲做女工供他读书。三年之后，因“年岁不好，柴米又贵”，才不得不令其去隔壁秦老家放牛。王冕善体亲意，说坐在学堂里也闷，不如放牛快活；如要读书，也可带几本去读。这番言语既宽慰了慈母，又述明了志向。一个恬淡孝谨的少年形象就突兀呈现在读者面前。

王冕果然带书去读了。宋《传》说他“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朱《传》也说他“潜入塾听村童诵书”。当时教者所授、学者所习，必为朝廷功令所规定的四书五经。但《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却是聚钱“买几本旧书”来看，这显然非“学舍”所授。后文中作者明白写出，他所常读的乃是“古人的诗文”。可见作者要写明的是幼年时代的王冕，聪明未曾受到“圣人之教”的蒙蔽；相反，他的心灵却受到抒情诗文的启迪。

正因为如此，王冕方能在放牛之际置身于湖光山色之中时，感受到大自然景色的美好，全身心地沉浸在其中：

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这样清新的景色，不能不使王冕触发起“人在画图中”的联想。自然，湖光山色之美是客观存在，但要能欣赏它的美，受到它的熏染，却有待于人的心灵之美。可以说七泖湖“清水出芙蓉”般的景色，正映射出王冕“天然去雕饰”的心灵。

由此，王冕一心想重现这美好的自然，他不读书而学画了。根据徐显、宋濂、朱彝尊所记，历史人物王冕以擅长画梅而著称；但在吴敬梓笔下，他却学画荷花。这显然是寄寓着“皭然泥而不滓者”（《史记·屈原列传》）的深意。屈原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也显然令他心仪不已。徐《传》说他“着高檐帽，被绿蓑衣”，人“以为狂生”；朱《传》所记与此相同；宋《传》更为简略，仅说他“自被古冠服”。而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明白地写道，他按照《楚辞图》上屈原的衣冠，自造穿戴，用牛车载了母亲，“到处玩耍”。虽然有三五村童“跟着他笑”，但秦老却认为他的举止“如此不俗”，更是“敬他、爱他”。这分明暗示王冕能从“看不破”功名富贵的士人圈子中跳脱出来，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着自己纯任自然的情操。

正因为如此，吴王求他“指示”平天下之策，他就告诫吴王：“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其实，此语实出自朱元璋之口。据《明实录·太祖实录》卷7，己亥年（1359）正月乙巳日，朱元璋谕诸将，有云“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吴敬梓将此语移来由王冕口中说出，显然是为了突出他的谋国之忠。然而，吴王即帝位之后，许多措施必定不得人心，虽然小说中只拈出实行八股取士之法这一条，但已令王冕深感失望。因此听说朝廷要征聘他为“咨议参军”时，他则“连夜逃往会稽山中”，“久矣不知去向了”。关于授王冕任咨议参军之职一说，徐《传》未曾提及，宋《传》与朱《传》所记略有不同。而吴敬梓却如此写道：“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一表白，既是为了清洗他人加给王冕的污垢，又表明了作者不愿为官的志尚。总之，《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是十分看重文行出处的，而无论其出或是其处，又显然与“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思想有近似之处。王冕的言论举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的意愿和志向。

四

吴敬梓不仅描绘了王冕心灵之美好、行为之脱俗，而且还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丑恶心灵的鄙视。这从他对待不知姓名的“三个人”以及翟头役、时知县、危素等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

在有关王冕的传记中，未曾出现小说中不知姓名的“三个人”；至于危素其人，只有朱《传》有寥寥数语的记叙。天才的作家吴敬梓却以这一极为简略的记叙，敷衍出一篇锦绣文章来。作者为了写危素，先写“三个人”。“三个人”的活动，是在美好的湖光山色之旁。然而，他们句句离不开“危老先生”，语语脱不出功名富贵，极为庸俗不堪，这就自然形成了人与环境的反差。对同在绿草地上坐着的王冕，他们视而不见，旁若无人，一味地高谈阔论；而王冕却在一旁冷眼观之，一语不发，这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烘托出王冕对这“三个人”的无比厌腻。

此“三个人”亮相，显然是为危老先生出场而设计。然而在写了“三个人”之后，并未及时推出危老先生，又写了诸暨县的翟头役，但他的上场依然是为危素出场而安排的。知县时仁为了巴结老师危素，派翟头役去要王冕——此时已成为“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作二十四幅花卉送给危素，“作候问之礼”。王冕之所以允其所请，乃是“屈不过秦老的情”；然而却不题款识，这正表明他不愿攀结官场的态度。直到此际，危素方才登场表演。作者拈出几个细节，着重地表现他的不学无术却又执著功名的心性。不知此画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正暴露出他的见识平庸；论及“如此贤士”王冕，又只着眼于“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更剥露了他的势利嘴脸。他要笼络王冕，时仁自然奉承。于是翟头役奉命前去邀约。偏偏王冕不愿前往，尽管头役威逼有加，王冕依然冷面对之，不为所动。时仁无奈，只得亲自下乡敦请——自然，时仁能如此行事，也非容易，请看作者入骨三分的描写：

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到：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文字不多，却把时仁反复变幻的心机和盘托出。然而，王冕既然冷心绝之，不管时仁恼羞成怒，早已避走出门，终于拒而不见。自然，也就不曾与声势显赫的危老先生相聚。

但王冕并非绝情之人，他只不愿见那些依恃官势、为害百姓、蹂躏地方的官场人物。而在与平民百姓的交往中，则有务农人家的秦老收留他放牛，待之不薄；见他“不俗”，敬爱有加；翟头役威逼他时，秦老又从中斡旋；王冕避祸出走，秦老一直送出村口；家中老母，得其“扶持”；母亲病死，又得其“帮衬”，王冕方能治丧；甚至隐居会稽山中，朝廷官员来聘时，也全靠秦老打发。王冕受惠于秦老者实多。王冕对秦老也感戴不已，从济南回乡后随即“拜谢了秦老”。吴敬梓于开宗明义的“楔子”中细细写出此一段情节，寓意十分深刻，与全书结束时所写的“四客”，同样显示了作者已经感受到下层百姓之美德。

总之，王冕是作者所竭力表彰的人物，置之卷首，有以他作为士人楷模的寓意。他的为人实有“隐括全文”的功能，他的行事也实能起着“敷陈大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