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古代外交學之真相及蘇秦張儀之人物

合從、連衡之策，其重要既如上所述。然當時之諸侯，終無一人焉，能善用之，以收謀國之效者。六國無論矣，即秦人之獲成帝業，亦六國之自離自弱，以取滅亡耳。而豈秦人真能運用連衡之策，以離諸侯之交，而取天下哉？六國中如楚懷王之見紿於張儀，直與童騃無異。此何故邪？是固由當時之諸侯，才質駑下。然吾謂儀、秦亦有罪焉。夫欲謀人之國家者，必先有忠於所事之心，然後其事業乃有成功之望。蓋有鞠躬盡瘁，而其事業終不克有成者矣。未有浮夸無實，反復無信，而其事業轉克有成者也。故商鞅變法以强秦，樂毅破齊以存燕，非幸致也。其忠於秦與燕之心，實使之成功。梅特湼結神聖同盟以强奥，俾斯麥離英、俄、法、意之交以强德，亦非幸致也。其忠於奥、德之心，實助之奏績。彼蘇秦、張儀何人也？蘇秦之説秦不成而歸，則發憤曰：“安有説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及其合六國從，復過洛陽，天子郊勞，親戚畏懼，則又志得意滿，曰：“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張儀始見辱於蘇秦，則發憤欲用秦以苦趙，及知其得用於秦，皆爲蘇秦所推致，則又欣然改易其意曰：“爲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其胸中所有，惟富貴利達四字耳。以惟知富貴利達之人，而與謀國是，此與謀國是於商賈者何異？且蘇秦、張儀，不特自始未嘗有忠於所事之國之心也，往往以一己之富貴利達故，即不恤以他人之家國爲其犧牲。觀夫蘇秦之敝齊，張儀之欺楚、魏，其明證矣。此等事，蓋凡稍守信義者所不屑爲。即曰外交無信義，亦安取此卑劣之策？其人格可知矣。夫人必先有一主義焉，不惜以身爲之徇，然後其事業可以有成。若蘇秦、張儀，則不但未嘗有一主義焉，而以身爲之徇也，而實時時以主義徇其身。惟其以主義徇其身也，故其主義可以瞬息百變，而終至於一無所成。蓋觀於從約之解，而謂蘇秦失敗矣，然秦固未嘗失敗也，其身固尊榮於燕。觀於衡約之不成，而謂張儀失敗矣，然儀又未嘗失敗也，其身固安居於魏。若是者，其謀人家國之事可以一無所成，而惟一身之安富尊榮，則必保守之勿使失墜。然則有國有家者，亦奚德於蘇秦、張儀，而必爲之實行其安富尊榮其身之政策，至以國家爲之犧牲而不恤哉！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道即主義之謂也。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以順爲正，謂他無所知，而惟其身之知，苟可以求福而免禍，即無不爲也。衡以嚴格之論理學，儀、秦其能免於妾婦之譏乎？夫率妾婦之道，則何勳業之可成者。合從、連衡之政策之不克實行，以爲吾外交史光，夫豈盡七國諸侯之罪也。

然則蘇秦、張儀，其徒妄庸人，乘時以取富貴者乎？曰：是又不然。蘇秦、張儀，語其一人，則不足取耳，言其才則實爲戰國游士之冠，而亦爲吾國外交家第一流，蓋其學有所受之也。吾國外交之學，其起原蓋甚古，及後世遂失其傳。然其遺迹，猶有可考見者。蓋其爲學，以古之所謂陰謀者爲體，而以其所謂詞令者爲用。體以建策，用以行之，故其效往往能覆人家國，賢於十萬之師。而深得其術之蘇秦、張儀，遂得以操縱列國之君，使惟吾言之是從，其事蓋非偶然矣。夫陰謀二字，古籍中屢見之，苦不得其確解。史所傳：伊尹之於商，太公之於周，管夷吾之於齊，范蠡、文種之於越，皆嘗用陰謀以覆其敵。伊尹、太公，事不經見。夷吾、種、蠡之所爲，則略見於世所傳《管子》及《吴越春秋》。然是二書，固多僞雜，不可深信。即其非僞者，亦多局外人秉筆紀載之詞。局中之深謀秘計，尚不在是也。然則古代之所謂陰謀者，其真相終不可考見乎？曰：然。凡所謂陰謀者，其局中之深謀秘計，決不傳。既曰陰謀，即不可以告天下。非徒不可使敵國知，且不可聞於鄰國；非徒不可聞於鄰國，亦且不可以告國人。故凡陰謀之事例不傳，其見諸紀載者，皆局外推測之詞，決非局中之真相也。如《吴越春秋》紀越君臣之事，彼以爲奇權密機出入神鬼矣，然其事實甚粗淺耳。果僅如此，安足以欺吴國陰謀之事，漢初蓋尚有之，後此遂絶尠。蓋其學失傳也，然如陳平佐高帝七出奇計，世已莫得聞矣。後世之事有類古陰謀者，惟隋文帝、長孫晟之於突厥，以所謀者爲突厥，故無所用其秘密。然其事亦至粗淺耳。司馬宣王之篡魏，陰謀蓋頗多，然世亦不傳。然據局外之所紀載，亦有可以推測其真相者。吾姑以意爲之説曰：陰謀者，謀覆人國本之學也。凡各種學術，皆可以謀人國。然特謀之於一時一事，惟陰謀家，則必舉其立國之大本而撥之，使之不復能立。其爲謀，蓋至慘毒矣。故陳平謂“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多陰禍也。”如范蠡、文種之謀吴，不圖所以弱其兵，而轉使之耀兵於外，以敝其國。蓋兵之强，非國所以立，而窮兵黷武，淫侈無藝，則民力凋敝而立國之大本撥矣。陰謀之術，蓋仍出於道家，道家明自然，此自然二字，與今理學中之所謂自然者無以異。盈天地間之物，皆有其自然之理，非特物理有之，即人事亦然。萬物各循其自然之法則以運行，即爲一種之力。此種力可以利用，而不可以抵抗也。中國古人最明此理。夸父逐日，即自然力不可抵抗之喻。道家貴因因，即利用自然力之謂也。自始也，自然言自始而已然，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幾何學之公理，祇能由實驗知其不誤，而不能復加以證明，即此理也。此即斯賓塞所謂不可思議。佛家言所謂非此世界人心力所能受持。故其滅人國也，非滅其不可滅者，而實滅其當就滅者。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皆此理也。然吾所欲滅之國，不必其爲當就滅之國，則設一法使之自趨於就滅之途焉，而後從而滅之，是則所謂陰謀也已矣。彼不可滅，而吾乃强欲滅之，是爲與天然力抵抗。彼當就滅，而吾因從而滅之，則爲利用自然力。陳平謂陰謀爲道家所禁，此别是一義。蓋道家明自然，則必知佛家之所謂因果。因果之理至確，而不可逃者也。造善因者獲善果，造惡因者獲惡果，如影隨形，不爽豪髮。用陰謀者，雖獲取快於一時，然其因陰謀所生之惡果，亦終不可逭。如越用陰謀以滅吴，其後即必受因滅吴所造之陰謀之果是也。所謂陰禍也，陰禍即陰謀之果也。故充道家之義而至於盡，即陰謀亦在所禁，而惟尚無爲。然則何以知從衡之學與陰謀之術有關係也。曰：觀蘇子之所爲可知也。蘇子之爲燕謀齊也，不務所以弱其兵，匱其財，而徒教以厚葬、高宫室、大苑囿，以撥其立國之本。此與古代之以陰謀覆人國者何異？深而論之，不徒齊湣王之淫侈爲蘇子所教，即其兵强於一時，亦必如蘇子者教之。蓋湣王亦一雄主，但教以高宫室、大苑囿，必不見聽也。此與范蠡、文種輩之疲吴兵於齊、晉，其策正同。夫欲覆人之國者，不謀叩之於弱，而轉導之於强，則其機真神鬼莫測矣。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且蘇子之不得志於秦也，發憤，發篋陳書而讀之。而其所讀者，實爲太公之《陰符》。夫《陰符》，兵家言也，與游説之術何與？而蘇子讀之者，蓋古代兵家言，亦出於道家。吾國古代百家之學，皆出於道家。其所陳，固非徒攻城野戰之規，而兼有謀人國本之策，與縱横家言實相表裏也。故《孫子》、《吴子》等，《漢書·藝文志》稱爲權謀家。此則縱横之學以古代之所謂陰謀者爲之體之確證也。夫今世之所謂外交之術者，極其技，不過能離人之與國，而使之就我，使怒者喜，使親者疏，使列邦皆爲我用而不自覺耳。其奏效，固仍限於外交上也。而中國古代所謂外交術者，乃能舉人立國之大本而覆之，神州學術之深鷙，不亦深可畏哉！而惜乎能昌大之而利用之者，少也。

所謂以辭令之學爲之用者，何也？古代質樸，文字之用蓋少。觀《左氏傳》、《國語》、《國策》所載列國文書相往還之事絶尠可知，即有時以書牘相往還，亦仍以口之所説，筆之於書而已，非與語言相離也。列邦交際，多以使臣之口説爲憑。故其時，專對之才極重。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皆爲口説言，非爲筆札言也。惟其然也，故吾國古代辭令之美，乃至冠絶環球。後世文詞之美，實古代詞令之美有以使之然也。古代之文詞，即其辭令。後世之文詞，又皆自古代之文詞中來。而時至戰國，則其所研究者，又不徒詞氣之雍容，出言之大雅。蓋其所最致力者，游説之術也。游説之術，非徒欲求人之聞吾言而以爲美，并欲使其聽吾説而樂於從。質而言之，則欲人之服從吾之主義，而以一種言詞爲達其目的之手段而已矣。孟子曰：“説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韓非子曰：“所説出於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説出於厚利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説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説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其説俱極精審。夫儒家、法家，非專以游説爲務也，而其於進説之道，極深研幾尚如此，況於縱横家之專藉詞令以售其術者哉！今觀蘇子，其説燕王也，則脅之以趙之可畏；其説齊王也，則告以秦之不能爲患；其説魏王也，則極言秦之不足爲患；其説楚王也，則悚之以事秦之患，更欣之以合從之利。此皆因國勢而異其説詞者也。趙肅侯，雄略之主也，則動之以割地包利封侯貴戚之效。韓宣惠王，蓋負恃氣力之主也，則激之以寧爲雞口、毋爲牛後之羞。此因人而異其説詞者也。張儀之説六國也亦然。趙從主也，則怵之以報仇；韓小國也，則脅之以勢力之不敵；楚新敗之國也，則懾之以諸侯之救之不可恃，又噉之以得泗上之地之利；齊遠於秦之國也，則脅以驅三晉而攻之，而又以趙脅燕，以楚及韓脅魏。蓋其所以噉人者，無不足以中人之所欲，而其所以脅人者，則無不適爲其人之所畏。此真韓非所謂“知所説之心，而以吾説當之”者也。其能使人入其玄中而不自覺也，宜哉！外交家體用兼備之才不易得，然徒嫻於辭令之人，則楚漢之際，蓋猶有之。如酈生、陸賈等是也。統一以後，無所用之，乃絶。

然則縱横之學，其傳授源流不可考見。而自漢以後，且無聞焉者。何也？曰：即以其雜有陰謀故也。蓋各種學問，皆可以明目張膽，互相傳習，獨至陰謀家，則多深謀秘計，謀覆人國本之策，斷不容使世主知之。故其傳習爲獨秘也。夫孔子之作《春秋》，非有所沈謀陰計，謀覆人之宗社也，猶曰“刺譏褒貶，不可以書見”，況於縱横家乎？唐太宗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而君集告太宗曰：“李靖欲反。”上曰：“何以知之？”曰：“匿其所能，不以教臣。”他日，上問李靖，靖曰：“君集則欲反耳。今天下太平，臣之所以教君集者，足以制四夷。君集欲盡得臣法何爲？”夫傳習兵法，猶以爲忌，況於陰謀秘計，謀覆人宗社者哉？韓非子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説者，其知皆當矣，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此真事游説之士之殷鑒矣。然則若縱横之學者，其傳習安得不秘。史所傳張良之遇圮上老父，其事甚怪，然安知非懼遭時主之忌，而因故詭異其蹤跡者哉？由此推之，則所謂鬼谷先生者，亦未必爲蘇秦神秘其術之詞也，特傳授常秘其源流，轉爲此等學術家之家法耳。東周百家之學，傳授最廣者惟儒、墨等數家，餘皆不取，亦必有故。陰謀之學，蓋亦絶於漢初。張良、陳平，蓋猶其人也。後此之傳授，所以遽絶者，蓋亦以天下已定，無所用之。而專制之嚴威，更甚於列國分立之日，其懼得禍且彌甚耳。然古代一種最高尚之學術，於此而遂失其傳，亦可惜也。

中國古代外交之學，其精深博大既如此。而蘇秦、張儀輩，曾不克運用之，稍有建樹，而徒以爲一身富貴利禄之資，則又何也？曰：莊子不云乎，“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洸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洸，不過數金，今一朝而粥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説吴王。越有難，吴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洸，則所用之異也。”夫學術之效，則亦視用之之人何如而已。蘇秦、張儀，游士也。游士者，固惟其身之富貴利達是謀，而置人家國之利害於不顧，且往往以他人之家國，爲其身富貴利達之犧牲者也。豈惟蘇秦、張儀，自戰國以迄楚漢之際，所謂游士者，蓋皆如此矣。秦散金三千斤，而天下之游士鬭。陳平用金四萬，而楚之君臣間疏。齊王建聽游士之言，不助五國攻秦，則松邪柏邪，民疾其用客之不詳。蓋當時亡國敗家之事，無不有游士焉參與其中者。游士真不祥之物哉，戰國時，用游士而收實效者，惟秦之於商君，燕之於樂毅，此外則楚曾一用吴起耳。然三人中惟樂毅奔趙獲全其身，商君、吴起皆爲秦、楚之貴戚所殺。蓋當時世臣與游士恒互不相容，非徒游士不能盡忠於所事之國，即用游士者，亦罕能深信而久任之也。然則何以至此？曰：游士者，世臣之對詞也。世臣，國所與立；游士，非國所與立也。夫世卿，不平等之惡制也。而子謂爲國所與立者何也？曰：制之善惡，無定評也，實視其用之之時與地而定。古代社會，必有貴族、平民、奴隸三種階級。貴族者，戰勝種族之主之同姓懿親也；平民者，戰勝之種族也；奴隸者，被征服之種族也。吾既言之矣。古代政體，皆爲專制，非徒被征服之奴隸，無參預國政之權利也，即戰勝之平民，於國事亦無所預。執國家之政權者，則少數之貴族而已。夫人於其所當爲之事，必使之常躬親焉，且自任其責，然後其於事務也，有處理之能，而其於責任也，亦有負荷之念。若使之久不親其事，且不負其責，則其處理此事之本能，將以積漸而消失，久之久之，將并不知其事之爲何事，亦不知其責任之何在矣。古代平民之於政權，即由是也。夫全國大多數之平民，既皆不知國事之爲何事，又不知其責任之何在，則國家之政治安得不由少數之貴族主之。而少數之貴族，又安得不爲一國之中堅。故古代之國家，其與貴族有密切之關係，勢使然也。春秋時，卿權最重者，莫如齊、魯、晉三國。齊之田氏，魯之三家，晉之六卿，其後皆至於奴視其君，或篡取其國，然在當時不能不謂爲國所與立。試觀晉之卿權强於楚，而晉遂較楚爲强可知。蓋楚之權在君，故非得如莊王之賢君，不能以霸北方。晉之權在卿，則所謂“其君雖不肖，然尚有老成人焉”。故雖以靈公之淫虐，而威靈不至大墜也。然法歷久而必敝。彼其爲貴族者，其始皆與其開國之主，披荆棘，斬草萊，以乂定此國土。其才能之卓越，譽望之隆重，足爲一國之楨幹，夫何待言。然數傳或十數傳後，子孫不能皆克肖其祖宗，而不免競務於淫侈，則“世禄之家，鮮克由禮”、“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等之譏評起矣。蓋觀春秋時，列國之才士，多出於公族之中。而至戰國時，則將相使才，出於公族者絶少。而欲世運之遷流，有非人力所能挽也。戰國時，任用公族最重者莫如楚，如懷王之於椒蘭是也。蓋猶墨守舊習，然其國卒以不競。貴族之衰弊，既已如此，安得不以游士代承其乏，而布衣卿相之局，遂自此開矣。然一政一俗之成，大抵積之者至深，而非倉猝所可致。彼貴族之所以常自視爲國家之楨幹者，豈其一旦拔諸草茅，升諸朝宁，而遂足以語此？蓋其所由來漸矣。若平民則何有者？彼其始，固不知國家之事爲何事，其與我之關係爲何若者也。一旦拔諸草茅，升諸朝宁，而遂望其自視爲國家之楨幹，一如前此之貴族，其安可得？則亦偷合苟容，以取一時之富貴而已矣。故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蓋深傷其國之所與立者已亡，而將不可以久也。夫游士固皆出於平民之中者也，其不顧國家之利害，而惟爲一身富貴利達之謀，甚至以他人之家國爲其身富貴利達之犧牲，亦何足怪。且此豈足爲游士咎哉！《書·泰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孟子亦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時至戰國，爲平民者既無絲毫權利之可言，而賦斂之亟，兵役之重，則實爲曠古所未聞。見第三章。蓋當時之君，久以草芥視其民矣。民之以寇讎報之，亦何足怪？若責以愛國家、愛種族之義耶，則所謂愛國者，以其爲國而愛之也；所謂國者，以其有以異於他國而名之也。愛種族之義亦然。戰國時，海宇漸幾於統一，所謂語言、風俗、宗教、文化，凡可指爲國性之物，列國蓋略已同化矣。當時之國家，實無分立之必要。而分裂愈甚，則殘民愈烈，爲救民於水火故，乃轉有統一之要求耳。若論種族，則嬀、姞、芊、嬴同是神明之遺胄，撫我則后，又何所擇。故當時之游士，其不忠於其所事之國，而惟其身之富貴利達是謀，固不能謂爲正當，然必欲責以應忠於某一國之義務，亦殊覺躊躇滿志而不能得其天經地義之所在也。吾國之民，素抱大一統、大無外之思想。故於國家觀念頗薄弱。此自其環境使然，不能執今日歐洲人之思想以病我國之古人也。後人譏孟子詩曰“朝中尚有周天子，何事忙忙走魏齊”，正是後人不識大義處。且公山不狃召，則欲往，佛肸召則欲往，自孔子已開其端矣。暮楚朝秦，又奚足病？但如樂毅等之明於去就之分，則終是高人一籌耳。

然吾觀於此而重有感焉，所感伊何？感夫革命之真因，必爲生計之憔悴也。戰國游士，不能律以愛國家、愛種族之義，斯固然矣，然彼豈真知此義然後爲之者哉？亦不過曰：迫於生計無可如何，乃不得已而出此耳。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當時之游士，則皆無恒産因無恒心之凡民耳。蘇秦之既貴也，而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情見乎詞矣。夫一國之中，凡民恒多，士君子恒少。然則一國中大多數人，皆憔悴無以聊其生者，國欲免於危亡，胡可得也。孟子言强國之本，在行仁政，當時皆以爲迂濶，而孰知夫欲救戰國時之國者，舍此終無他策哉。如吾前述，自戰國以迄楚漢，凡國家之覆亡，無不有游士厠其間者，而游士所以覆人家國之真因，乃在於生計之憔悴，則其他亡國敗家之事，其原因可以類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