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舊時歷史的弊病何在

從前的歷史，不適於現代人之用，這句話，是人人會説的，然則從前的歷史，其弊病果安在呢？

提出這一個問題來，我們所回答的，第一句話，便是偏重於政治。“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譜。”這一類的話，在今日，幾乎成爲口頭禪了。這些話，或者言之太過，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爲諱的。且如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讀某一時期的歷史，必須對於這種生活情形，知道一個大概，這是無待於言的了。我們讀舊日的歷史，所知道的却是些什麽呢？我也承認，讀舊日的歷史，於這一類的情形，並非全無所得。然而讀各正史中的輿服志，所知者，皇帝和官員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車輛而已，平民的衣着，及其所用的交通工具，却並没有記載。我們讀《齊書》的本紀，知道齊明帝很有儉德。當時大官所進的御膳，有一種唤作裹蒸，明帝把他畫爲十字形，分成四片，説：我吃不了這些，其餘的可以留充晚膳。胡三省《通鑒注》説，在他這時候，還有裹蒸這種食物。是把糖和糯米、松子、胡桃仁，合着香藥做成的。把竹皮包裹起來蒸熟。只有兩個指頭大，用不着畫成四片。見齊明帝建武三年。裹蒸的大小，無關緊要，可以不必去管它。看它所用的材料和做法，大約就是現在嘉、湖細點中胡桃糕的前身，吾鄉呼爲玉帶糕，正是用糖和糯米粉、松子、胡桃仁製成的，不過没有香藥而已。因近代香藥輸入，不如宋、元時代的多而美。南北朝時，還没有蔗糖，就是宋、元之間，蔗糖也遠不如今日之盛，胡三省所説的裹蒸，用何種糖不可知，齊明帝所吃的裹蒸，則所用的一定是米、麥糖，米、麥糖所製的點心，不甚宜於冷食，所以大官於日食時進之，等於現在席面上的點心；後來改用蔗糖，就變成現在的胡桃糕，作爲閑食之用了。又據《南史·后妃傳》：齊武帝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薦其先人所喜食之物。其中薦給宣皇帝的，有起麵餅一種。胡三省《通鑒注》説：“起麵餅，今北人能爲之。其餅浮輭，以卷肉噉之，亦謂之卷餅。”這似乎就是現在山東薄餅的前身。胡氏又引程大昌的話，説起麵餅係“入教麵中，令鬆鬆然也。教，俗書作酵”。然則在宋、元間，南人食麵，尚不能發酵。麵飯不發酵則不鬆美，我們觀此，頗可知古代北方雖多産麥，而北人仍以稻米爲貴，近代則不但北人喜食麵，即南人嗜麵的亦漸多的原因。這兩件事，我們自謂讀史鈎稽，頗有所得，然亦只是一鱗一爪而已。南北朝時，裹蒸究竟是較普遍的食品，還是帝王貴人所專享？發酵之法，究竟發明於何時，如何普及於南方？我們都茫無所知。然則我們讀史，雖可借零碎材料，鈎稽出一些史實來，然畢竟知之不詳。這就不能不追恨當時的史家所記太偏於政治，以致别種情形只能因政治而附見了。我們雖能知道秦代的阿房宫、漢代的建章宫宏大壯麗的情形，因而略知當時的建築技術，然究不能知秦、漢時代普通的民居如何，其弊亦正在此。所以説舊史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爲諱的。

偏重政治的弊病，果何從而起呢？這有一個很深遠的原因在内。人類的作事，是有惰性的，没有什麽新刺激，就只會模模糊糊，一切都照舊做去。古代國家，不過現在一縣大，所謂國君，僅等於現在的縣令，大夫略如鄉、鎮長，士則保、甲長之類而已，他們又都是本地人，所行的政治，自然能有影響及於社會。到後世，就遠不是這一回事了。君門萬里，出必警蹕清道，君和民終身没有見過一面。康有爲的《歐洲十一國游記》説：人們凡事，都易循其名而不察其實，如聽見外國有國王，便想像他是和中國的皇帝一樣。其實，我在比國，看見它的國王從宫中步行出來，人民見他，都起立致敬，他也含笑點頭答禮，比中國州縣官的尊嚴，還相差得很多。平民於宫中之事，固毫無所知；生長深宫之君，於民間習俗，亦一無所曉。所謂禮、樂等化民之具，在古代，是行之於共見共聞之地的。如古代的鄉射禮，意思便近於現在地方上的運動會。在後世，則只是君和大臣，在禁衛森嚴的地方，關着門去行，平民永遠不曾看見，試問有何影響能及於社會？現在駡政治不好的人，總説他是紙上文章，實際没有這回事。試問，以現在行政機關的疏闊，官吏和人民的隔絶，欲求其不成爲紙上文章，如何可得？所以在古代，確有一個時期，政治是社會上的重要現象；社會上的大事，確可以政治上的大事爲其代表；後世則久已不是這麽一回事了。而人們的見解，總還沿襲着舊時，把後世的政治，看得和小國寡民的時代一樣。譬如現在，我們看報，看人家往來的信札，往往叙述社會現象之後，總有“未知當局者何以善其後也”一類的話，其實考其内容，其事都絶非政治所能爲力的。然而這種見解，並不是不讀書没有見識的人才如此，即號爲讀書明理的人亦往往如此；其中少數傑出的能重視現實的人，雖明知其不然，然亦爲舊觀念所牽率，見之不能晶瑩，於是古代歷史偏重政治，後世亦就相沿不變了。這是社會科學上一個深切的弊病，現在議論起來，雖似乎大家能知其弊，到實際應用，又往往陰蹈之而不自知，怕一時很不容易徹底除去。

既然偏重政治，則偏重戰事和過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因爲戰事總是使政治發生顯著的變化的，而在政治上、軍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總易被衆人認爲英雄之故。不錯，戰事確是能使社會起重大的變化的。然而要明白一件事，總得能知其原因結果，然後可謂之真明白。舊史所記的戰事，往往只是戰事而已，於其原因如何，結果如何，都茫無所及。便是對於戰事勝敗的原因、結果，亦往往説不出來。此等記載，試問知之竟何所用？“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兩句話，到現在，還有視爲難於論定的。其實所謂英雄，不過善於利用時勢而已。一個社會，到危急存亡的時候，能否有英雄出來，全看這社會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聽他的指揮，把反對他的人壓伏下去？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現的條件，而決不是有無這樣的人出生與否的問題，這是明白無疑的事。英雄造時勢一語，如何能與時勢造英雄並列呢？過分偏重軍事，則易把和平時代跳過了，如講生物學的人，只知道突變，而不知道漸變，這個能算懂得生物學麽？過分崇拜英雄，則易於發生“利人濟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和“嘯吟風月天容我，整頓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覺得只要有一個英雄出來，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忘却自己應負的責任。其肯負一些責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適宜於時代的人物，甚而至於妄自尊大，陷於夸大狂的樣子。

還有，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用之太過亦有弊。不錯，愛國家、愛民族，是確有其理的；而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亦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然而天下事總有一個適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於矯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這在歐洲，19世紀後半期各國的歷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國爲尤甚。亞洲新興的日本，此弊亦頗甚。中國人偏狹之見，較之德、日等國，可謂相差甚遠，然亦不能絶無。中國人之有此弊，是起於宋以後的。民族主義，原因受異族的壓迫而起，中國自宋以後，受異族的壓迫漸次深了，所以民族主義亦漸次勃興，這固是題中應有之義。然感情與理性，須相輔而行，偏重感情，抹殺理性，就糟了。如中國宋以後盲目的排外之論，是很足以僨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頗受其弊。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幾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論，一轉而爲變法維新，否則日本在此時，可以激成很大的慘禍的，雖然不至於亡國。朝鮮國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學末流的影響却深，就竟爾暫時釀成亡國的慘禍了。大抵民族主義誤用的弊病有兩種：（一）是把本族看得過高，如德、日兩國，即犯此弊。（二）則把異族看得太低，如中國人總説蠻夷不知禮義，甚至比之於犬羊便是。這兩者之弊，都由昧於事實的真相而起。昧於事實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實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矯揉造作的歷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歷史，可以做它對症的藥。

還有，借歷史以維持道德的觀念，也是有流弊的。這又可分爲兩種：其一，借歷史以維持社會的正義，如朱子編《通鑒綱目》，借書法以示褒貶。書法是借一種記事的筆法，以表示對於其事的褒貶的。如某人罷官，罷得不得當的，則書曰罷某官某；如其人咎有應得的，則削去官名，但書某罷；如無好無壞的，則書某官某罷。後人又爲之發明，對於歷史上的人物、事跡，一一加以批評是。其二，則借此激勵讀史者的修爲，如昔人編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録等，即出於此動機。此二者，驟看亦似無甚弊病。然凡事都貴求真，（一）歷史上的記載，先是不確實的；（二）即使確實，而一件事情，關係極爲複雜，亦斷非但據其表面所能論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評家，往往僅據往史表面上的記録，其結果，多不免於迂腐或膚淺，就不徒無益於求真，而反足爲求真之累了。

還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頗深，中國却無其弊，那便是借歷史以維護宗教。在西洋，所謂中世時代，歷史幾乎做了宗教的工具。是宗教事件則詳，非宗教事件則略，而其所評論，亦多數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這不但舊教，即新教亦未嘗不如此，而且兩教都利用歷史，以爲攻擊的武器。中國亦未嘗没有教，中國人所作的歷史，如佛家所記的釋迦本行、高僧事跡之類，然大家都只當它宗教中的書籍看，不把它當作歷史，所以不受其害。還有一種，竟無好好的歷史，而歷史事跡，都依附宗教書籍以傳之國，如印度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還有，存着一種以史事爲法戒，即所謂前車之鑒的見解，亦足使史學深受其弊的，其説已見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