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進化的幾個階段

不論哪一種學問，都是逐漸進步的，史學將來的進步未知如何，這或者連它所要走的方向，亦非現在所能預知。若回顧既往，則其進步，有歷歷可指的。我現在把它分做幾個階段，這可以看出史學發達的情形，而史學研究的方法，亦即因此而可知。

中國史學的進化，大略可以分做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以把司馬談、遷父子做代表。他父子倆才有意網羅一切史材，做成一部當時的世界通史。所謂世界，總係以當時的人所知道的爲界限，在近世世界大通以前，西洋人的所謂世界，亦係如此。所以《史記》實在是當時的世界史，而不是本國史。不但《史記》，即中國歷代的正史，稱爲其時的世界史，亦無不可，因爲它已經把它這時代所知道的外國，一概包括在内了。在他以前，固非没有知道看重歷史的人，所以有許多材料，流傳下來，還有一部無名氏所作的《世本》，史學家稱它爲《史記》的前身。《世本》亦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又有譜，即表的前身；有《居篇》，記帝王都邑；有《作篇》，記一切事物創作之原；爲書之所本。所以洪飴孫作《史表》，把它列在諸史之前。然總還是片段的、部分的保存而已，重視歷史的觀念，總還覺得未臻於圓滿，到他父子倆，就大不相同了。所以他父子倆，可説是前此重視史學的思想的結晶，亦可説是後世編纂歷史的事業的開山。這種精神，這種事業，可以説是承先啓後。後來許多史學家的著作，都是從此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

第二，自司馬遷以後，史學界有許多名家，不過覺得史料要保存，要編纂，以詒後人而已，編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劉知幾，才於此加以檢討。據《唐書》的《劉知幾傳》，和他同時，懷抱相類的思想的，有好幾個人，可見這是史學上進化自然的趨勢，劉知幾只是一個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對於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評。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兩種，評論其可稱爲正史的，共有幾家；其體裁適用於後世的，共有幾種。見《史通》之《六家》、《二體》、《雜述》三篇。《六家》係劉知幾認爲正史的；《二體》則六家之中，劉氏謂其可行於後世的，所以其《古今正史篇》所述，亦以此二體爲限；《雜述》則其所認爲非正史的。對於材料的去取，以及編製的方法，文辭的應當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實爲作史方法的一個大檢討。

第三，劉知幾的《史通》，不過遵守前人的範圍，對其作法加以研究而已。所謂範圍，就是何種材料，當爲史家之所取，何種材料可以置諸不問，劉知幾和他以前的人，意見實無大異同，即可説他史學上根本的意見，和他以前的人，亦無大異同。到宋朝的鄭樵，便又不同了。他反對斷代史而主張通史，已經是史法上的一個大變。這還可説是《史記》的體例本來如此，而鄭樵從而恢復之。其尤爲重要的，則他覺得前人所搜集者，不足於用，而要於其外另增門類。他在《通志》的《總序》中，表示這種意見，而其所作的二十略，門類和内容亦確有出於前人之外的，據《總序》自述：《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謚》、《器服》、《樂》、《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十五略，都出自胸臆，不襲漢、唐諸儒，此就内容而言。若以門類而論，則《六書》、《七音》、《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乃全爲鄭氏所新立。這可説是史學上的一個大變革了。

第四，以從前的人所搜輯的範圍爲太狹，而要擴充於其外；這種見解，從史學知識當求其完全、廣博而論，是無人能加以反對的，但是僅此門類，史料日日堆積，業已不勝其煩，不可遍覽了，何況再要擴充於其外呢？如此，豈不將使歷史成爲不可觀覽之物麽？然而要遏止這個趨勢，把材料加以删除，却又不可。這事如何是好呢？於此，中國的大史學家章學誠出來，乃想得一個適當處置之法。他把史材和作成的史籍分爲兩物。儲蓄史材，務求其詳備；而作史則要提要鈎玄，使學者可讀。因史料的詳備，史家著述才有確實的根據，和前此僅據殘缺的材料的不同。亦惟史材完備保存，讀者對於作者之書有所不足，乃可以根據史材而重作。一人的見解，總不能包括無遺，所以每一種歷史，本該有若干人的著作並行。其大體完善，而或有錯誤、闕略之處，亦可根據史材，加以訂補。因其如此，所以作史者可以放大膽，實行其提要鈎玄，而不必有所顧慮。從前並史料和作成的史籍爲一談，一部書修成後，其所根據的材料，即多歸於散佚。此亦係爲物力所限，今後印刷術發達，紙墨價格低廉，此等狀況可望漸變。作史的人覺其可惜，未免過而存之，往往弄得首尾衡決，不成體例；而過求謹嚴，多所刊落，確亦未免可惜。知章氏之説，就可以免於此弊了。章氏此種見解，實可謂爲史學上一大發明。其他精闢的議論還多，然其價值，都在這一發明之下。

第五，史材務求詳備，作史則要提要鈎玄。這在現今的史學家，立説亦不過如此。然則章學誠的意見，和現在的史學家有何區别呢？的確，章學誠的意見，和現在的史學家是無甚異同的。他的意見，和現代的史學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進一步，就和現在的史學家相同了。但這一步，在章學誠是無法再進的。這是爲什麽呢？那是由於現代的史學家，有别種科學做他的助力，而章學誠時代則無有。現代史學的進步，可説所受的都是别種科學之賜。史學所要明白的，是社會的一個總相，而這個總相，非各方面都明白，不會明白的。要求各方面都明白，則非各種科學發達不可。所以現在史學的發達，實得力於各種專門史的競出。各種專門史日益進步，而普通史乃亦隨之而進步。專門史，嚴格論起來，是要歸入各該科學範圍之内，而不能算入史學範圍内的。所以説史學的發達，是受各種科學之賜。然則各種專門史發達達於極點，普通史不要給它分割完了麽？不。説明社會上的各種現象，是一件事；合各種現象，以説明社會的總相，又是一件事，兩者是不可偏廢的。社會是整個的，雖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説各科研究所得的結果之和，就是社會的總相。社會的總相，是專研究一科的人所不能明白的。倘使强作説明，必至於魯莽滅裂而後已。所以各種科學發達，各種專門史日出不窮，普通史，即嚴格的完全屬於史學範圍内的歷史，只有相得而益彰，決不至於無立足之地。史材要求詳備，作史則要提要鈎玄，是了，然史材要求詳備，不過是求作史根據的確實；而各項史材，非有專門家加以一番研究，爲之説明，是不能信爲確實的。詳備固然是確實的一個條件，然非即可該確實之全，所以非有各種科學以資輔助，史學根據的確實，亦即其基礎的堅固，總還嫌其美中不足；而其所謂提要鈎玄的方法，亦不會有一客觀的標準，倘使各率其意而爲之，又不免要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了。所以章學誠高尚的理想，必須靠現代科學的輔助，才能够達到。所以説：他和現代的新史學，只差了一步，而這一步，却不是他所能達到的。這不是他思力的不足，而是他所處的時代如此。如以思力而論，章氏在古今中外的史學界中，也可算得第一流了。

思想的進步，是因乎時代的。第一階段，只覺得史料散佚得可惜，所以其所注意的在搜輯、編纂。第二階段，漸漸感覺到搜輯、編纂如何才算適當的問題，所以其所注重的在史法。第三階段，則因知識的進步，感覺到史學範圍的太狹，而要求擴充，這可説是反映着學術思想的進步。第四階段，因史籍堆積甚多，再圖擴充，不免要使本身膨脹破裂，而割棄則又不可而起，雖未説及分科，然一人的才情和精力、時間，既不能兼容並包；而各個門類，以及每一門類中的各種材料，又都不容割愛，則勢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學若從章學誠的據點上，再行發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種專門史亦必漸次興起。不過現在既和外國的學術思想接觸，自不妨借它的助力罷了。所以學問的進化，自有一個必然的趨勢，而現在所謂新史學，即作爲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個階段，亦無不可。

史學和文學，係屬兩事。文學係空想的，主於感情；史學係事實的，主於理智。所以在人類思想未甚進步，主客觀的分别不甚嚴密的時代，史學和文學的關係，總是很密切的，到客觀觀念漸次明了時，情形就不同了。天下的人，有文學趣味的多，而懂得科學方法的少，所以雖然滿口客觀客觀，其實讀起記事一類的書來，是歡迎主觀的叙述的。喜歡讀稗史而不喜歡讀正史；在正史中，則喜歡四史等而不喜歡宋以後的歷史，和其看現在的報紙，喜歡小報而不喜歡大報，正是同一理由。殊不知四史等的叙述，全以主觀爲主，時代愈後，則客觀的成分愈多，作者只叙述事實的外形，而其内容如何，則一任讀者的推測，不再把自己的意思夾雜進去了，這亦是史學的一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