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上節所説，乃係指普通欲讀中國舊史者而言；如性喜研究古史的，則更須有一種特殊的預備工作。

此所謂古史，古近之分，大略以周、秦爲界。史事必憑記載，有無正式的記載，實爲歷史上一道鴻溝。我國在秦及漢初所傳的史實，固多根據傳説，全不可信。然史實的來源，雖係傳説，而作史者所根據的材料，則多係記載，且其記載多係爲記載而記載，而非憑藉别種著述流傳下來。當此時期，我們就算它有正式的記載了。史公所記漢興時事，《漢書·司馬遷傳贊》謂其出於楚、漢春秋，此非指陸賈所著，春秋二字，爲古史籍之通稱，蓋凡記楚、漢間事者皆屬焉。其書既可總括稱爲春秋，必係爲記事而作，非發表主觀見解，引史事爲佐證，甚或出於虚構者矣。秦、漢間史跡，仍有帶此等性質者。如《史記·李斯列傳》載斯在獄中上二世書，論督責之術以求免，蓋儒家詆毁法家者所爲。《婁敬傳》載敬説漢高祖移都關中，其辭全爲儒家之義（見《吕覽·恃君覽》），蓋亦儒家所附會也。然此等漸少，故論史籍原料者，有書籍爲據，與有史籍爲據，仍係兩事也。這種轉變，大體以周、秦爲界。所以治周以前的歷史，即所謂先秦史者，是有一種特殊的方法的，但知道普通讀史方法還嫌不够。

讀古史的方法如何？即治經、子的方法而已。因爲古史的材料，都存於經、子之中。所以治古史的，對於治經、子的方法，雖不必如治經、子之學者之深通，亦宜通知至足以治古史的程度。史事前後相因，後世之事，無不導源於古。所以治古史之法，但欲讀普通史者，亦不可全不知道，不過較專治古史者，又可淺近一些而已。因其方法特殊，所以别爲一節論之。讀者可視其對於古史興味的深淺，以定其對於本節所説用功的深淺。

把書籍分爲經、史、子、集四部，乃係後世之事，在古代則無集而只有子，説已見前。現存最古的書目，實爲漢時劉向、劉歆父子所定的《七略》。《漢書·藝文志》即本此而成。此爲漢時王室藏書的目録。其所藏庋頗富，故據之以論古代學術的流别，最爲完全。近人講古代學術流别，多喜引《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及《史記·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旨之辭，此等誠皆極寶貴之材料，然皆不如《漢志》之完全。因其時代較早，學術尚守專門，所以書籍的分類，和學術的分類，大致相合，深爲後人所景仰。其實此乃時代爲之，不關編次者之本領也。《七略》中的《輯略》，僅總論編輯之意，其中並無書目。《六藝略》即羣經，因漢人特尊儒家，乃别之於諸子之外，其實儒家亦諸子之一，説已見前。《兵書》、《數術》、《方技》，各爲專家，因校讎者異其人，所以書亦各爲一略，以學術流别論，自當列爲諸子之一。《詩賦略》專收文辭、記事之書，並不别爲一類。今之《史記》，《漢志》稱爲《大史公書》，特附《春秋》之末而已。然則就心理根據言之，其時根於記憶的記載，尚未與根於理智的學術分張，而特與根於情感的文辭對立也。《詩賦略》中的書，後世亦多入子部。然則欲治古史者，其材料，信乎都在經、子之中了。

經、子，我們本平等相看，然自漢以後，儒家之學盛行，（一）其書之傳者獨多，（二）而其訓釋亦較完備。借徑於治經以治子較易，而獨立以治子，則殆不可能。所以要治古史的，於經學，必不可不先知門徑。

治經的門徑如何？第一先須細讀經的本文。凡書經熟讀，則易於瞭解，而治之不覺費力，且隨處可以觸發。從前讀舊書的人，小時都熟誦經文，所以長大了要治經較易。現在的學子，這一層功夫都没有了，再要補做，既勢不可能，而亦事可不必。因爲一一熟誦，本來亦屬浪費也。但古經、子究較後世之書爲難解，讀時用力稍多，則勢不能免。所以對於古史有興味的人，最好能於羣經中先擇一種淺近的注解，此只求其於本文不太扞格，可以讀下去而已。既非據爲典要，故任何注釋皆可取，總以簡明易看爲主。閲讀一過。覺得其有用而難解之處，則多讀若干遍，至讀來有些習熟，不覺費力爲止。羣經本文無多，昔人言讀注疏雖不甚費力，亦一年可畢，譚仲修語。況於擇取淺近的注？爲時不逾一載，可以斷言。第二須略知訓詁。讀古書須通古代的言語，人人所知。訓詁本身，亦爲一種學問，治古史者，自不必如治小學者之專精，只須通知門徑，遇不應望文生義之處，能够知道，能够查檢而已。其第一部應讀之書，仍爲《説文解字》。無論鐘鼎、甲骨文字，考釋者均仍以篆書爲本。不知篆書，不徒自己不能解釋，即於他人之解釋，亦將不能瞭解也。此書看似枯燥，但其中的死字可以看過便棄；熟字只有固定意義的，亦不必究心；如鯉字是。虎字同爲動物名，然有虎虎有生氣等語，其含義便較廣。只其有引伸、假借的，須注意以求通知其條例。字之妙用，全在引伸、假借。若每字只有一義，則單字必不够用。若有一義即造一字，則單字將繁極不堪，不可復識矣。且文字所以代表語言，語言以音爲主，音同義異，而各别造字，而義之同異，各人所見不同，益將紛然淆亂矣。一種言語内容的豐富，固恃復音之辭之增多，亦恃爲復音之辭之基本之單字含義之豐富。單字含義之豐富，則一由引伸，一資假借。引伸者，同一語言，而含多義，自不必别造一字；假借者，本係兩語，而其音相同，於其不虞混淆者，亦即合用而不别造，皆所以限制單字之數者也。如此，則全書字數雖有九千餘，其所當注意者，實不過數百而已。全書十四篇，加《序》一篇，以段懋堂的《注》和王菉友的《句讀》，同時並讀，《説文》一書，久不可讀，清儒始創通條例，其首出者實爲段懋堂，故段《注》雖專輒、錯誤處多，必不可以不讀。王菉友於《説文》，亦功力甚深，《句讀》係爲初學而作，簡淺而平正，且可附帶知古書句讀之法，故亦宜一讀。假令半個月讀一篇，爲時亦不過七個半月而已。又凡字都無十分固定的意義，隨着應用而都小有變化。此不能於訓詁之書求之，非讀書時涵泳上下文不能得。此法至清代高郵王氏父子而始精，且幾乎可説到他們而後創通。所以王伯申的《經傳釋詞》，必須一讀。不求記憶而但求通知其條例，閲覽甚易。全書十卷，日讀一卷，可謂絶不費力。

經的本文既經熟習，訓詁亦有相當門徑，要研究古史的，自可進而閲讀各種注、疏。疏謂注之注，非專指匯刻之《十三經注疏》言。但在閲讀注、疏以前，尚宜有一簡單的預備。因爲解經大别有漢、宋二流，講義理别是一事，治史則旨在求真，漢人之説，自較宋人爲勝，漢儒理解之力，遠遜於宋儒。但宋儒喜據理推論，而不知社會之變遷，多以後世情形論古事，每陷於錯誤；漢儒去古近，所知古事較多，其言有時雖極可笑，究於古事爲近真。而漢學中又有今、古文兩派，對於經文的解釋，甚至所傳經文的本身，都時有異同，亦必須通知其門徑也。學者於此，當先讀陳恭甫的《五經異義疏證》。此書乃許慎列舉今古文異義，加以評騭，而鄭玄又對許氏加以駁正者，今古文異義重要的，略具於此。今古文説，初非每事俱異。朱希祖曾在《北京大學》月刊撰文，欲依“立敵共許”之法，取經文爲今古文家所共認者，立爲標準，然後據以評定其異義。不知異義之存，皆用此法不能評定者也。不然，從來治經者，豈皆愚騃，有此明白簡易之法而不之取邪？況就今學立場論，經文並不重於經説，因經學所重在義，義多存於口説中，且經文亦經師所傳，經師所傳之經文可信，其所傳之經説亦可信，所傳之經説不可信，則所傳之經文亦不可信。朱氏偏重經文，即非立敵共許之法也。次則《白虎通義》，爲今文經説的薈萃。此書有陳卓人《疏證》，瀏覽一過，則於經學中重要的問題，都能知道一個大概，然後進而求詳，自然不覺費力，且可避免一曲之見。廖季平的《今古文考》現在不易得。此書論今古文之異，原於一爲齊學，一爲魯學，實爲經學上一大發明。又前此分别今古文者，多指某書爲今文，某書爲古文；其細密者，亦不過指某篇爲今文，某篇爲古文。至廖氏，始知古書編次錯亂，不但一書之中，今古雜糅；即一篇之中，亦往往如此。分别今古文者，宜就其内容互相鈎考，方法可謂最密。廖氏中年以後，學説漸涉荒怪，然不能以此累其少作。此書如能得之，可以一覽，卷帙甚少，不費時也。經、子所重，都在社會、政治方面，此於治經、子者固爲重要，於治史者實更爲重要也。《異義》三卷，《通義》十二卷，日讀一卷，不過半個月，合諸前文所舉，歷時亦僅兩年耳。

經學既有門徑，同一方法，自可推以治子。治子第一步工夫，亦在細讀子之本文。古子書重要的有：《老子》二卷，《莊子》十卷，《列子》係晉張湛僞造，中亦間存古説，初學可暫緩。《荀子》二十卷，《墨子》十五卷，名家之學，道原於墨，見其書中之《經》上、下，《經説》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至惠施、公孫龍等而恢廓，見《莊子·天下篇》。名家之書，今有《公孫龍子》。其書《漢志》不著録，必非古本；但辭義古奥，不似僞造，蓋古人輯佚之作，初學可從緩。《管子》二十四卷，《韓非子》二十卷，《商君書》五卷，《孫子》一卷，《吴子》一卷，《司馬法》一卷，亦出輯佚，無甚精義，可從緩。《六韜》，論者以其題齊太公撰而指爲僞。然古書用作標題之人，本不謂書係其人手著，特謂其學原出此人耳。此説並亦不足信，然與書之真僞無關，因此乃古人所謂“名其學”，當時學術界有此風氣也。《六韜》決非僞書，然多兵家專門之言，初學亦可暫緩。《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此書雖出漢世，多述古説，與先秦諸子無異。其《周書》十卷，此書世多稱爲《逸周書》。逸乃儒家所用之名詞，詩、書等不爲儒家之經所取者，則謂之逸。不站在儒家之立場上，實無所謂逸也。此書與儒家所傳之《尚書》，體裁確甚相似，然述武王滅殷之事，即大不相同，可見古所謂書，亦春秋、戰國時人作，其原出於古記言之史，然決非當時史官原作也。《戰國策》三十三卷，舊入史部，然《周書》實兵家言，《戰國策》實縱横家言，《鬼谷子》僞書，且無價值。並諸子之一。《山海經》十八卷，舊亦入史部；《楚辭》十七卷，則入集部。二書中藏古神話最多，且最真，説已見前，並宜閲讀。諸書合計二百二十二卷，日讀一卷，費時亦不及兩年也。注釋可擇淺近易曉者讀之，亦與讀經同。

讀古史必求之經、子，可試舉一事爲例。秦始皇之滅六國，實變諸侯割據的封建國家爲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其事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距今（一九五四年）不過二千一百七十五年耳。自此以前，追溯可知的歷史，其年代必尚不止此。中國以中央集權成立之早聞於世界，然其與諸侯割據之比尚如此，足見其事非容易。此自爲歷史上一大轉變，然其事跡，求諸古代的記載，可見者甚少，而求諸古人學説之中，則反有可見其概略者。經書中言封建之制：今文爲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王制》、《孟子·萬章下篇》。古文則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諸子之説，大致皆同。諸子書《管子》多同古文，因其與《周官》同爲齊學也。餘皆同今文。觀諸子書不與今同，即與古同，即可知其非無本之説也。古書所言制度，非古代的事實，而爲學者所虚擬的方案，理極易明，無待辭費。然思想亦必有事實爲背景，而向前看，非向後看之理，昔人不甚瞭解，故其思想，又必較時代爲落後。然則今文家的學説，蓋出春秋時，而其所欲仿行者，爲西周初年的制度；古文家的學説，蓋出戰國時，而其所欲仿行者，爲東周初年，亦即春秋時的制度。何以言之？按《穀梁》説：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此爲立國自有其一定的大小，不容强事擴張，亦不容强加限制的原因。《左氏》説夏少康“有田一成”，哀公元年。此語當有所本。《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户。”《疏》云：“此小國下大夫之制。”《周禮·小司徒》：方十里爲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吕覽》謂“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慎勢篇》。《論語》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憲問篇》。正指此。然則夏代的名國，在東周時，僅爲小國下大夫之封了，可以見其擴張之跡。方百里之地，劃爲一政治區域，在中國行之最久。此其形勢，蓋確定於春秋時。方七十里、五十里及不能五十里之國，在西周時，蓋尚當獲厠於會盟、征伐之列；然至東周之世，即寖失其獨立的資格，而淪爲人之私屬；如《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會，齊人請邾，宋人請滕，以爲私屬，二國遂不與盟。而其時的大國，却擴充至五百里左右；《禮記·明堂位》説：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説：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皆後來開拓的結果，説者誤以爲初封時事。據此形勢而擬封建方案者，就起於百里而終於五百里了。然大於百里之國，初非將百里的區域撤消，而改組爲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的區域，乃係以一較大的區域，而包含若干個方百里的區域於其中。觀楚滅陳、蔡，以之爲縣；《左氏》昭公十二年。晉亦分祁氏之田爲七縣，羊舌氏之田爲三縣；《左氏》昭公二年。商君治秦，亦并小都、鄉、邑聚以爲縣；《史記·商君列傳》。而秦、漢時之縣，仍大率方百里可知。《漢書·百官公卿表》。此一基層的官治單位，迄今未有根本的改變，所以説行之最久。而五百里左右的政治區域，則爲郡制成立的根源。此爲郡縣制度發生於割據時代的事實，亦即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孕育於諸侯割據的封建制度之中。至於方千里之國，《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子産説其時的大國，“地方數圻”，圻、畿一字，則又大於方千里。蓋以其幅員言之如此，其菁華之地，則不過方千里而已，猶後世内地與邊郡之别也。則今、古文家同謂之王，在周以前，從無封國能如此之大，亦從無以此等大國而受封於人的，所以擬封建方案者，並不之及了。楚、漢之際及漢初封國，有大於此者，然只曇花一現而已。古人立説，主客觀不分，將自己所擬的方案，和古代的事實，混爲一談，遂使人讀之而滋疑，然苟能善爲推求，事實自可因之而見。且如今文家説巡守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岳。這無論其都城在何處，巡完一方後回到都城再出，抑或自東徑往南，自南徑往西，自西徑往北，以古代的交通論，都無此可能，其説似極不可信。然《孟子·梁惠王下篇》載晏子説巡守之制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則後世知縣之勸農耳，何來不及之有？古人所擬方案，皆本於此等小規模的制度而擴大之，而其方案遂實不可行，使其純出虚構，倒不至於如此不合情理了。足見其中自有事實，可以推求也。舉此一事爲例，其餘可以類推。今古文異説，今文所代表的，恆爲早一期的思想，其中即隱藏着早一期的事實；古文則反是。如言兵制，古文的兵教，即多於今文。

職是故，劉子玄所謂“輕事重言”之説，不得不常目在之，而利用經、子中材料的，不得不打一極大折扣。因爲隨意演説的，往往將其事擴大至無數倍也。如禹之治水，如今《尚書·禹貢》等所説，在當時決無此可能。此在今日，已無待辭費。《書經·皋陶謨》（今本分爲《益稷》），載禹自述之辭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九者，多數。川者，天然之河流。四海之海，乃晦字之義，四境之外，情形暗昧不明之地，則謂之海，非今洋海之海也。畎、澮者，人力所成之溝渠。然則禹之治水，不過將境内的溝渠，引導到天然的河流中；而將天然的河流，排出境外而已。《孟子·告子下篇》：白圭自夸其治水“愈於禹”，孟子譏之，謂禹之治水，“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而不知禹之所謂四海，正其時之鄰國也。白圭蓋尚知禹治水之真相。《論語·泰伯篇》：孔子之稱禹，亦不過曰“盡力乎溝洫”而已。此等皆古事真相，因單辭片語而僅存者，一經隨意推演，即全失其原形矣。又因主客觀不分，所以其所謂“寓言”者，明係編造之事，而可以用真人名；如《莊子·盜跖篇》載孔子説盜跖之事。又可將自己的話，裝入他人口中。如本書所引婁敬説漢高祖之事即是。所重之言如此；而其所輕之事，則任其真相湮没。凡單辭片語未經擴大者，其説皆可信，然其詳則不傳。因此，讀古書的，於近人所謂“層累地造成”之外，又須兼“逐漸地剥落”一義言之，方爲完備。而編次錯亂一端，尚不在内。其方法，就不得不極其謹嚴了。但古人的思想，所走的係兩極端。一方面，自己立説的，極其隨便；一方面，傳他人之説的，又極謹嚴。此即前所云傳信傳疑，及所據的材料、來源不同，不使其互相羼雜，亦不以之互相訂補之例。書之時代愈早者，其守此例愈嚴。太史公的《史記》，所以勝於譙周的《古史考》、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者以此，此義亦決不可以不知。

以上的工夫既已做過，即可試讀《史記》的一部分，以自驗其能否瞭解、運用。中國所謂正史，必須以讀古史的方法治之者，實惟此一部也。説到此，則又須略論史籍的起源。按古無史部之書，非謂其無歷史的材料；相反，歷史的材料正多，特其時的人，尚未知尊重客觀的事實，莫能編纂之以行世耳。史料的來源，可分爲史官記録、民間傳説二者，民間傳説，流傳的機會較少，傳世者實以史官所記録爲多，説已見前。此等情形，乃係逐漸造成，在古代則又有異。古所謂史官，最重要者爲左、右史。“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禮記·玉藻》説：“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説：“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漢書·藝文志》説“右史記事，左史記言”，左右二字怕互訛。《禮記·祭統》説“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亦右史記言之證也。這説法，大約是不錯的。《春秋》的體例，蓋原於邃古，其時文字之用尚少，而事情亦極簡單，因之記事的筆法，亦隨之而簡單，爾後相沿未改，其爲物無甚興味，所以傳述者不多。而《尚書》一體，因記言擴及記行，遂成爲後來的所謂“語”，與古代社會口説流行的風習相結合，其體遂日以擴大。語之本體，當係記人君的言語，如今講演之類。其後擴而充之，則及於一切嘉言；而嘉言之反面爲莠言，亦可存之以昭炯戒。記録言語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結果，以備本事；擴而充之，則及於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爲惡行。如此，其體遂日以恢廓了。《國語》乃語之分國編纂者，《論語》則孔子之語之分類編纂者也。《史記》的列傳，在他篇中提及，多稱爲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説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是也。《禮記·樂記》述武王滅殷之事，亦謂之“牧野之語”。此外記貴族的世系的，則有系、世，出於《周官》的小史及瞽矇。又凡一切故事，官家具有記録的，總稱爲“圖法”，即後世的典志。《吕覽·先識覽》：夏之亡也，太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自戰國以前，歷史的材料，大致如此。秦始皇的燒書，尸古書亡滅的總咎，實則其所燒者，不過官家所藏；若私家所藏，即所謂詩書百家語者，燒之必不能盡。然在戰國以前，除《世本》一書外，殆未有能編輯史官所記以行世者，故經始皇一燒而即盡，説已見前所引《史記·六國表》。《世本》一書，蓋私人所編輯，已在民間所藏詩書百家語之列，故爲秦火所不及。然則以《世本》爲最早的歷史，爲《史記》之前驅者，其説殆不誣也。洪飴孫撰《史表》，即以《世本》列於《史記》之前，居正史之首。《世本》的體裁，見於諸書徵引者，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其名皆爲《史記》所沿；有譜，則《史記》謂之表；有居篇、作篇，則記典章經制一類的事實，爲《史記》所謂書，而《漢書》已下改名爲志者。《世本》原書已不可見，就《史記》而推其源，則本紀及世家，出於古左史及小史；表源於譜；傳者，語之異名，排列多人，故稱列傳，《列女傳》者，列女人之傳也。女傳二字相屬，列女二字不相屬。後人以列女爲一名詞，實誤。此蓋源於右史；書則圖法之類也。今人每喜鑿言古之某書出於更古之某書；某人之學説源於較早的某人，或受其並時某人的影響。其實書闕有間，此事甚難質言。如《孟子·萬章上篇》説堯、舜禪讓，與《史記·五帝本紀》同，謂之同用孔門《書》説則可，近人鑿言史公用《孟子》，即無據。然某書出於某書不可知，而其本源爲古代某一類之書則可知；某説出於某人不可知，而其所據爲某一派之説則可知。如晚出之《古文尚書僞孔傳》，斷言其爲王肅所造，並無確據，然其爲肅一派之學説則無疑。明於此義，則於現存之書，可以考見其本源，讀之更易明了，並可推考較現存之書更早一時期的學術狀況了。

自疑古之説既起，人多以爲古書之久經行世者，必多竄亂、僞造，其新發現者必真；書籍或不可信，實物則無可疑。因此，特重古物及新發現的古書。其言似極有理，然疑古亦有條理，不能執空廓之論硬套；而古物及新發現的書籍，亦盡多僞品，有所偏主而輕信之，有反上其當者。如汲冢所發現之古書，當時雖實有其物，然不久即悉行亡佚，無一傳諸後世。所謂《竹書紀年》，出於明人者固僞；即後人所輯之古本，亦未嘗不僞。可參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八節（頁一四五四至一四五九），又《先秦史》第四章（頁三九）及第七章第四節（頁七六）。又如近代所謂甲骨文，其中僞物亦極多。可參看拙撰《先秦史》第二章（頁二一）。此等材料，取用不可不極謹慎。至於古物，新發現者自不易欺人；其久經流傳者，真僞亦極難辨。章太炎曾謂：必（一）發現、流傳、收藏，確實有據；（二）又其物巨大，牟利者不肯爲，好事者不耐心爲之者，乃爲可信，自屬穩健之説。予又益以發現、流傳、收藏，在古物不值錢之時、之地，較之在值錢之時、之地者，可信的程度較高。持此鑒别，亦庶幾寡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