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讀舊史入手的方法

我這一次的講演，初意擬以實用爲主，卑之無甚高論的，然一講起來，仍有許多涉及專門的話。這實緣不讀舊史則已，既欲讀舊史，則其性質如此，天下事不講明其性質，是無從想出應付的方法來的，所以不得不如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講到入手的方法，我們就不能不從最淺近、最簡易的地方着眼了。大抵指示初學門徑之書，愈淺近、愈簡易愈好，惟不可流於陋耳。陋非少之謂，則不陋非多之謂。世惟不學之人，喜撑門面，乃臚列書名，以多爲貴，然終不能掩其陋也。當民國十二、三年時，胡適之在北京，曾擬一《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臚列書名多種，然多非初學所可閲讀，甚至有雖學者亦未必閲讀，僅備檢查者。一望而知爲自己未曾讀過書，硬撑門面之作。梁任公評之云：四史、三通等，中國的大學問都在此中，這書目一部没有，却有《九命奇冤》。老實説，《九命奇冤》，我就是没有讀過的。我固然深知我學問的淺陋，然説我連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因原載此評的雜志已爲倭寇所毁，無原文可以查檢，語句不盡相符，然大致必不誤。）真可發一噱。任公亦自擬一通，就好得多。

舊時史部之書，已覺其浩如烟海；而如前文所述，欲治史者，所讀的書，還不能限於史部；而且並没有一個界限，竟把經、子、集三部的書都拉來了。這更使人何從下手呢？且慢，聽我道來：

欲治史者，所讀的書，因不能限於史部，然仍宜從史部爲始，而且在史部之中，要揀出極少數、極緊要的書來。

此事從何着手？

舊史偏重政治，人人所知；偏重政治爲治史之大弊，亦人人所知。然（一）政治不可偏重，非謂政治可以不重；（二）而政治以外的事項，亦可從政治記載之中見得。如舊史的食貨志，雖偏重財政，然於社會經濟情形，亦多涉及。又如百官志，似乎專談政治，然某一朝的政府，對於某種經濟、文化事業，曾設官加以管理，某一朝却放棄了，亦可於其中見得。舉此兩端爲例，其餘可以類推。此二義亦不可不知。所以舊時史家視爲最重要的部分，仍爲今日讀史極重要的部分，而宜先讀。

舊時史家視爲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讀馬貴與先生的《文獻通考·總序》而得到解答。他把史事分爲兩大類：一曰理亂興衰，一曰典章經制。前者是政治上隨時發生的事情，今日無從預知明日的；後者則預定一種辦法，以控制未來，非有意加以改變，不會改變。此就形式言，其實際有效與否，另是一回事。故前者可稱爲動的史實，後者可稱爲静的史實。歷史上一切現象，都可包括在這兩個條件之中了。

正史之所以被認爲正史，即因其有紀、傳以載前一類的史實，有志以載後一類的史實。然紀、傳以人爲主，把事實尺寸割裂了，不便觀覽，這一點，是不能爲太史公咎的。因爲後世的歷史，紀、傳所紀之事，多係同一來源，而將其分隸各篇，所以有割裂之弊。若《史記》則各篇之來源各别，如前説，古人本不使其互相羼雜，亦不以之互相訂補也。所以又有編年體，與之並行。編年體最便於通覽一時代的大勢，任何一件事情，都和其四周的情勢有關係，不考其四周的情勢，則其事爲無意義。然欲將四周情勢叙述完備甚難；過求完備，又恐失之過繁；而時間爲天然的條理，將各事按其發生之先後排列，則每一事之四周情勢，及其前因、後果，均可一目瞭然，此編年史之所以似繁雜而實簡易也。現在學生讀史的，往往昧於一時代的大勢，甚至有朝代先後亦弄不清楚的。這固由於其人的荒唐，然亦由所讀的歷史，全係紀事本末體，各事皆分開叙述之故。倘使讀過一種編年史，就不至於此了。此供學習用的歷史，所以貴諸體並行也。編年史在統一的時代要，在列國並立、或統一後又暫行分裂的時代爲尤要。歐洲歷史分裂時長，且迄今未曾統一，又較中國爲要。現在世界大通，中外史事互有關係，則追溯從前，亦宜知其相互間之關係；即無直接關係，亦宜將其彼此間的情勢，互相對照。然則合古今、中外，而用編年體作一簡要的新史鈔，實於史學大有裨益也。編年史有兩種體裁：一如《通鑒》，逐事平叙，與單看《左傳》同。一如《綱目》，用簡單之語提綱，其筆法如《春秋》經，事情簡單的，其下即無復文字；繁複的，則於下文詳叙，低一格或雙行書之，謂之目。綱、目合觀，恰如將《春秋》與《左傳》合編一簡。編年史年代長者，一事在於何時，不易檢索。因此，温公作《通鑒》，曾自撰《目録》。然《目録》實不完全，且别爲一編，檢索仍覺不便。若《綱目》，則閲覽時可兼看其目；檢索時可但看其綱，而所檢索者即係本書，尤較另編目録爲便利。朱子創此體以救《通鑒》之失，實爲後勝於前，不能以其編纂不如《通鑒》之完善而並訾之也。讀《通鑒》時，宜隨意取一兩年之《綱目》，與之並讀，以見其體裁之異同。且最適於作長編。作史必先搜集材料，材料既多，勢必互有異同，互相重複，故必依一定之條理，將其編排，則同一之材料，自然匯合到一處；重複者可去，異同者亦不待考校而是非自見；其或仍不能判，即可兩説並存矣。條理如何，初無一定，要必依其事之性質，實即其事所自具也。時間爲最普遍的條理。無他種條理可用時，時間的條理必仍存。即按他種條理分類，每一類之中，時間之先後，仍不可不顧也。在歷史年代不長時，得此已覺甚便，一長就不然了。一事的始末，往往綿亘數十百年，其伏流且可在數百千年以上，閲至後文，前文已經模糊了，要查檢則極難。所以又必有紀事本末體，以救其弊。必時間長乃覺有此需要，此紀事本末一體，所以必至袁樞因《通鑒》而始出現也。有此三者，謂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體也。紀傳體以人爲主，固不免將事實割裂，然人亦自爲史事一重要之因素，非謂其能創造時勢，乃謂其能因應時勢，代表時勢之需要耳。故鈎求理亂興衰一類的事實者，非有編年、紀事本末兩體以補紀傳體之缺不可，而紀傳體又卒不能廢也。理亂興衰一類的事實，可謂很有條理系統，編纂者都能使之就范了。然典章經制，亦宜通覽歷代；而正史斷代爲書，亦將其尺寸割裂。於是又有政書以彌其憾。有此四者，而舊日史家所重視的政治事項，都能俯就編纂者的范圍了。

讀書宜先博覽而後專精。世界上一切現象，無不互相關聯，萬能博士，在今日固然無人能做，然治學者，（一）於普通知識，必宜完具；（二）與本人專治的學問關係密切的科目，又宜知之較深；（三）至於本科之中各方面的情形，自更不必説了。所以要治史學者，當其入手之初，必將昔人認爲最重要之書，先作一鳥瞰。一切事無不互相關聯。所以專治一事者，於他事亦不可茫無所知。近來有僞造唐初鈔票以欺人者，人亦竟有受其欺者，即由近人之治學門徑太窄之故。若於唐代社會經濟、貨幣、官制、印刷術等方面的知識稍形廣闊，即知無論從那一方面立論，唐初決不能有鈔票也。然以中國史籍之多，即將最重要的部分作一鳥瞰，已經不容易了。於此，我們就要一個“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張之洞《輶軒語》中語。《輶軒語》者，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教士子以治學門徑之作也。

於此，我以爲學者應最先閲覽的，有兩部書：（一）《通鑒》。此書凡二百九十四卷，日讀一卷，不及一年可畢。讀時必須連《注》及《考異》讀。《注》中關係官制、地理之處，更應留心細讀。這兩門，是胡身之用功最深處，可見得古人治學之細密。凡治史，固不必都講考據，然考據之門徑，是不能不知道的；於注釋亦應留意，否則所據的全係靠不住的材料，甚至連字句都解釋錯了，往往鬧成笑柄。如胡適之，昔年疑井田制度時，稱之爲豆腐干式，將昔人設法之談（設法，謂假設平正之例），認爲實事，已可笑矣，猶可説也。後乃誤古書之方幾里者爲幾方里。不但振振有辭，且於紙角附以算式。逮爲胡漢民指出，乃曰：我連《孟子》都忘了。其實此乃根本没有懂，無所謂忘也。旋又據今日之經緯度而疑《漢書·西域傳》所載各國道里爲不實，作爲古書數字不確之證。不知《漢書》所載者，乃人行道里；經緯度兩點間之直綫距離，則昔人謂之天空鳥跡。截然兩事，明見《尚書·禹貢疏》。不讀《禹貢疏》，甚而至於不讀《孟子》，本皆無足爲奇，然欲以史學家自居而高談疑古則繆矣。其説皆見昔年之《建設雜志》。（二）次爲《文獻通考》。論創作的精神，自以《通典》爲優；然《通考》所分門類，較《通典》更密，不可謂非後起者勝。且馬君所附考證，議論亦不乏，非徒能排比也。章實齋譏爲策括之流，蓋於此書實未細讀，後人附和之，非知言也。《通志》二十略中，《六書》、《七音》、《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爲舊時史志及《通典》、《通考》所無，然非初學所急。故但就《通考》中裁取若干門類。可擇讀以下諸門：《田賦考》七卷，《錢幣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職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糴考》六卷，《土貢考》一卷，《國用考》五卷，《選舉考》十二卷，《學校考》七卷，《職官考》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封建考》十八卷，共一百零四卷，日讀一卷，三個半月可畢。（三）此外，章實齋在其所著《文史通義》中，竭力强調别編文徵，以補後世有關係的文字太多，正史不能備載之缺。此即予所言治史宜兼考集部中不屬於記載部分之理。凡纂輯歷代文字者，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固均有此作用。然其時代最近，讀之易於瞭解，且易感覺興味者，要莫如賀耦庚的《經世文編》，此書題賀耦庚之名，實則魏默深先生所輯。續編有數種，内容之豐富，皆不逮之。可隨意泛覽數卷，以見其體例。前人讀史，能專就一事，貫串今古，並博引史部以外的書籍，以相證明，此可見其取材之廣。而深求其利弊的，莫如顧亭林的《日知録》，亭林此書，就所搜集之材料觀之，似尚不如今人所作專題論文之廣，然昔人之爲此，意不在於考據，故於材料，必有關論旨者然後取之，余則在所吐棄，非未曾見也。嚴格論之，必如此，乃可稱爲著述，徒能翻檢鈔録，終不離乎比次之業耳。可先讀其第八至第十三卷。其包孕史事，意在徹底改革，最富於經世致用的精神的，莫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訪録》，卷帙無多，可以全讀。清代考據家之書，錢辛楣的《廿二史考異》，最善校正一事的錯誤；王西莊的《十七史商榷》，長於鈎稽一事的始末；趙甌北的《廿二史札記》，專搜集一類的事實，將其排比貫串，以見其非孤立的現象而發生意義；均宜隨意泛覽，以知其治學的方法。此等並不費時間。然則我所舉第一步應讀之書，苟能日讀一卷，不使間斷，爲時不過一年餘耳。必有人譏議我所舉的不周不備。既讀《通鑒》，如何不讀《續通鑒》、《明通鑒》或《明紀》呢？既讀《通考》，如何不讀《續通考》、《清通考》、《續清通考》呢？難道所知者只要限於五代、宋以前麽？殊不知我所言者，乃爲使初學者窺見舊時史籍體例起見，非謂以此使其通知史實。若要通知史實，則所求各有不同，人人宜自爲之，他人豈能越俎代庖，一一列舉？老實説，所謂門徑，是只有第一步可説，第二步以下，就應該一面工作，一面講方法的。方法決不能望空講，更不能把全部的方法一概講盡了，然後從事於工作。譬如近人教人讀史時，每使之先讀《史通》、《文史通義》。此兩書誠爲名著，然其内容，均係評論前人作史的得失。於舊史全未寓目，讀之知其作何語？講亦何從講起？所以我所舉初學應讀之書，就不之及了。史部書目分類，歷代各有不同，然大致亦相類。今試舉最後的清代四庫書目爲例，則我所指爲史部重心的，實爲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類。居今日而治史學，重要者固不盡於此，然此四者，仍不失其最重要的性質，説已具前。四類書中，我所舉者，僅及編年、政書兩類。因正史事實割裂，初學不易讀；紀事本末，則讀《通鑒》時可以翻閲其目録，知一時代之中共有幾件大事，而欲查檢前文時，亦可於此中求之，則不待讀而已可通知其體例矣。此四類之外，曰别史，係體裁與正史相同，而未列爲正史者；曰雜史，則體例與正史相異，而所紀事實，與之相類者；曰詔令奏議，則文徵之一部分耳；曰傳記，專考一人之行事，正史中之列傳，尚且從緩，此自暫可擱置；曰載記，係記偏方諸國之事者，少數民族之歷史，或包含於其中，於研究此問題者，甚爲重要，初學亦難遽及；曰時令，此本不應入史部，講經濟史者，於治農家之書時，可供參考耳；曰職官，既從《通考》中知其大略，一時自不必求詳；曰目録，治學術史時宜求之，此時亦可不及；曰史評，最要者爲《史通》、《文史通義》兩書，此時之不能讀，正文中已言之矣。惟地理一門，知其大概，亦頗切用。昔人於此，均先讀《讀史方輿紀要》。此書之觀點，太偏於軍事，然在今日，尚無他書可以代之。學者若能取其《總論歷代州域形勢》九卷，與一種州郡名較完全的讀史地圖對照；於各省，則取其論封域及山川險要者，及各府下之總論，粗讀一過，費時亦不過月餘耳。史部之書，初學第一步當讀者，略盡於此。雖簡易，似不失之陋。亦從工作中求門徑，非空講方法也。經、子之學，於治古史者關係最大，别見下節。子部中之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等，治專門史者乃能讀之。較普通者，爲關涉農、工二業之農寒、譜録兩類，亦非初學所及也。

凡讀書，決無能一字一句，無不懂得的。不但初學如此，即老師宿儒，亦係如此。吾鄉有一句俗話説：“若要盤駁，性命交託。”若讀書必要一字一句都能解説，然後讀下去，則終身將無讀完一部書之日，更不必説第二部了。其實，有許多問題，在現時情形之下，是無法求解的；有些是非專門研究，不能得解；即能專門研究，得解與否，仍未可知的；有些雖可求解，然非讀下去，或讀到他書，不能得解，但就本文鑽研，是無益的；並有些，在我是可不求甚解的。不分輕重緩急，停滯一處，阻塞不前，最爲無謂。所以前人教初學讀書，譬諸略地，務求其速，而戒攻堅。但定爲應讀的，略讀則可，越過則不可，因爲越過是不讀，非略讀耳。